上海出版博物馆（全称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近期推出了《心事浩茫连广宇——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展》，展出鲁迅、瞿秋白、茅盾、朱自清、丁玲、柔石等51位现代作家的100余件手稿。这些手稿有1930年代的，也有1950、1980年代的，有他们的作品，也有他们之间的通信。我耐心地读着，在那些字里行间寻寻觅觅。
战！
尘沙驱散了天上的风云，
尘沙埋没了人间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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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版博物馆（全称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近期推出了《心事浩茫连广宇——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展》，展出鲁迅、瞿秋白、茅盾、朱自清、丁玲、柔石等51位现代作家的100余件手稿。这些手稿有1930年代的，也有1950、1980年代的，有他们的作品，也有他们之间的通信。我耐心地读着，在那些字里行间寻寻觅觅。
战！
尘沙驱散了天上的风云，
尘沙埋没了人间的花草，
太阳呀，呜咽在灰黯的山头，
孩子呀，向着古洞深林奔跑！
陌巷与街忂，
遍是高冠大面者的蹄迹，
肃杀严刻的兵威，
利于三冬刺骨的飞雪！
真正的男儿呀，醒来吧，
炸弹！手枪！匕首！毒箭！
古今武具罗列在面前，
天上的恶魔与神兵，
也齐来助人类战，战！
火花如流电，
血泛如洪泉，
骨堆成了山，
肉腐成肥田。
未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
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啊！战！
剜心也不变！
砍首也不变！
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面！
啊！战！
努力冲锋，战！
这首诗作于1925年，柔石23岁，血气方刚。我初“识”柔石时也就16、7岁吧，那是一个你告诉我他是英雄，我就会对他肃然起敬的年龄，尚未读过柔石的作品，但读过“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多年后读了《为奴隶的母亲》，似看见长衫长发戴眼镜的柔石，眼中掩不住的一丝忧郁。文如其人，觉得他即使是掷向旧制度的一块“石”，内心深处也是“柔”的。
这首《战！》却是慷慨激昂的，确有几分方孝孺的刚硬。可是，我读到它时已是柔石长辈的年龄，甚至比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的鲁迅更年长，读着这首本应令人血脉贲张的诗，更多的感觉却是心痛，是那种“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的心痛。
展品中有一页瞿秋白的手稿，那是他翻译的《静静的顿河》中的哥萨克歌谣。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这是现在“百度”上的文字。而我们这代人最初知道的瞿秋白，是“十次路线斗争”中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查1979年版《辞海》中“瞿秋白”词条，仍能看到“1927年冬至1928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为了批判瞿秋白，读过他的《多余的话》，读不明白，却很疑惑：按这篇文章的调调，他应该是右倾啊，怎么会是左倾呢？
再读《多余的话》，震惊于瞿秋白的自我剖析，他“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恨不得卸下身上所有光环，还自己“很平凡的文人”的本色。“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读后不禁哑然苦笑。这样的自我批评，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吧？
读着眼前这简短的译稿，看着那流畅而不失端正的字迹，似听见瞿秋白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然后平静地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
他，不平凡。
朱自清的《背影》和《春》，中学生都读过。我们这拨六九届没正经上过中学，这两篇文章是什么时候读的，记不清了，但父亲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和“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那清新、灵动的描写，忘不了。
展品中有一篇朱自清的手稿《抗战的比喻》，看不到写作日期，但这是“这几年来我从报纸上搜集”的，而其中摘录的是从民国二十七年12月至二十九年12月的各报刊信息，所以这篇文章应该写于1941年。
1941年朱自清在哪儿？西南联大？
那时，日本迫使英国封锁了滇越路和滇缅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唯一通道，致使昆明的供给发生大困难，物价迅速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纷纷陷入赤贫。为了节省开支，朱自清决定回夫人陈竹隐的老家成都。于是他给校长梅贻琦写信，请求在国内休假作研究。研究假获批后，朱自清于1940年7月18日动身，8月4日到达成都。在成都的一年里，“朱自清写了很多文章，有散文、杂感，如《重庆一瞥》、《论诚意》等；有古典诗词，成果最丰，曾把在成都所作的旧诗集为《锦城鸿爪》；有论文，如《剪裁一例》等；有语文杂论，如《论教本与写作》《撩天儿——语文影之一》《抗战的比喻》等”。
这篇手稿上批注的字号，每一页上重庆新闻检查所的“检讫”章，透露着当年的出版细节；细读内容，因时间久远大多没有共鸣，直至读到“国人形容他（汪精卫）的比喻也不少，记得有一两家报纸上见过‘人渣’两个字，这比喻也是很恰切的”，忍俊不禁，原来那时候就有“人渣”一说了。
展品中最多的是鲁迅的手稿，有文章，有书信。
《言论自由的界限》发表于1933年4月22日《申报·自由谈》。“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鲁迅真敢说。
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的龃龉，在《南渡北归》中读到过，但也只是“知道”有其事，所以然是搞不清楚的。从这封信看，他们是要打官司吗？还是只打打笔墨官司？
这两封信用的信纸很特别，印花的，这在当时也挺时髦的吧？在给赵家璧的信中，签名“迅”后还有一个字，认不出来，扫二维码（每件展品都附有二维码），得知是“顿首”。真有意思，这是那时的表情包吗？
鲁迅是大先生，太厚重，太深刻，只能是看，再看，不敢轻易发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大家笔下的文字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埋伏着曲折的事件线索，折射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凝结着他们的精神和风骨。可是，要读懂其中的“心事”，听到“惊雷”，并非易事。我看展一下午，消化若干下午，寻寻觅觅、磕磕绊绊写下这篇文字，仅是把似曾相识的他们重温了一遍。但鲁迅先生说，“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会“给它（亡友的遗文）企图流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也是有益的吧？
孩子呀，向着古洞深林奔跑！
陌巷与街忂，
遍是高冠大面者的蹄迹，
肃杀严刻的兵威，
利于三冬刺骨的飞雪！
真正的男儿呀，醒来吧，
炸弹！手枪！匕首！毒箭！
古今武具罗列在面前，
天上的恶魔与神兵，
也齐来助人类战，战！
火花如流电，
血泛如洪泉，
骨堆成了山，
肉腐成肥田。
未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
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啊！战！
剜心也不变！
砍首也不变！
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面！
啊！战！
努力冲锋，战！
这首《战！》却是慷慨激昂的，确有几分方孝孺的刚硬。可是，我读到它时已是柔石长辈的年龄，甚至比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的鲁迅更年长，读着这首本应令人血脉贲张的诗，更多的感觉却是心痛，是那种“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的心痛。
展品中有一页瞿秋白的手稿，那是他翻译的《静静的顿河》中的哥萨克歌谣。
这是现在“百度”上的文字。而我们这代人最初知道的瞿秋白，是“十次路线斗争”中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查1979年版《辞海》中“瞿秋白”词条，仍能看到“1927年冬至1928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为了批判瞿秋白，读过他的《多余的话》，读不明白，却很疑惑：按这篇文章的调调，他应该是右倾啊，怎么会是左倾呢？
再读《多余的话》，震惊于瞿秋白的自我剖析，他“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恨不得卸下身上所有光环，还自己“很平凡的文人”的本色。“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读后不禁哑然苦笑。这样的自我批评，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吧？
读着眼前这简短的译稿，看着那流畅而不失端正的字迹，似听见瞿秋白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然后平静地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
他，不平凡。
展品中有一篇朱自清的手稿《抗战的比喻》，看不到写作日期，但这是“这几年来我从报纸上搜集”的，而其中摘录的是从民国二十七年12月至二十九年12月的各报刊信息，所以这篇文章应该写于1941年。
1941年朱自清在哪儿？西南联大？
那时，日本迫使英国封锁了滇越路和滇缅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唯一通道，致使昆明的供给发生大困难，物价迅速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纷纷陷入赤贫。为了节省开支，朱自清决定回夫人陈竹隐的老家成都。于是他给校长梅贻琦写信，请求在国内休假作研究。研究假获批后，朱自清于1940年7月18日动身，8月4日到达成都。在成都的一年里，“朱自清写了很多文章，有散文、杂感，如《重庆一瞥》、《论诚意》等；有古典诗词，成果最丰，曾把在成都所作的旧诗集为《锦城鸿爪》；有论文，如《剪裁一例》等；有语文杂论，如《论教本与写作》《撩天儿——语文影之一》《抗战的比喻》等”。
这篇手稿上批注的字号，每一页上重庆新闻检查所的“检讫”章，透露着当年的出版细节；细读内容，因时间久远大多没有共鸣，直至读到“国人形容他（汪精卫）的比喻也不少，记得有一两家报纸上见过‘人渣’两个字，这比喻也是很恰切的”，忍俊不禁，原来那时候就有“人渣”一说了。
展品中最多的是鲁迅的手稿，有文章，有书信。
《言论自由的界限》发表于1933年4月22日《申报·自由谈》。“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鲁迅真敢说。
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的龃龉，在《南渡北归》中读到过，但也只是“知道”有其事，所以然是搞不清楚的。从这封信看，他们是要打官司吗？还是只打打笔墨官司？
这两封信用的信纸很特别，印花的，这在当时也挺时髦的吧？在给赵家璧的信中，签名“迅”后还有一个字，认不出来，扫二维码（每件展品都附有二维码），得知是“顿首”。真有意思，这是那时的表情包吗？
鲁迅是大先生，太厚重，太深刻，只能是看，再看，不敢轻易发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大家笔下的文字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埋伏着曲折的事件线索，折射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凝结着他们的精神和风骨。可是，要读懂其中的“心事”，听到“惊雷”，并非易事。我看展一下午，消化若干下午，寻寻觅觅、磕磕绊绊写下这篇文字，仅是把似曾相识的他们重温了一遍。但鲁迅先生说，“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会“给它（亡友的遗文）企图流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也是有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