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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最初的梦想（三）——从中国佳人到美国丽人

2019-10-30 07:11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592917513

（思进注：前天开始，将专栏《我在美国的头15年（1990-2005）》在这儿贴出来，这是对我从刚到美国留学、全工全读、最初的各种文化冲击、闯荡华尔街的头12年（1990年-2005年）心路历程最真实的原生态纪录，共87篇，和大家分享。）
文 | 陈思进
（接上）当时的大学是精英教育，我外公就读的金陵大学每年只有百八十个毕业生，和现在满大街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不能同日而语。外公那时为了完成学业，当过家教，当过翻译，也给富家子弟当过考试抢手，虽然这一直是他最不屑说起的往事。在他大学毕业后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了，一开始的薪水就高达一百大洋，第二年就翻了倍，但没过几年，他就弃官而去，大概是不擅长官场中的游戏规则，当然也有可能外公天生就好折腾。总之，在若干年后，还有很多亲友为他惋惜，说外公要在财政部一直干下去，至少能当上“次长”，我小时候不知道“次长”是个什么官衔，单从那些亲戚们“痛诉”的眉眼中可以看出一定是个大官（后来才知道，相当于想在的副部长）。可我按照历史发展的推断，如果外公一直干下去，大概我就要写另一本“台湾家史”了。
第一章最初的梦想（三）——从中国佳人到美国丽人
直到那年，我的外公几乎跟我的父亲同时“中奖”，我无从考证像外公这样一个没有身世背景的人为什么也会被打成“右派”。但据我推测，并且是很有把握的推出，我的外公被打成“右派”一定与其厌恶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口出狂言，要么是不屑于盲目的歌功颂德，所以“攻击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才会从天而降。
我虽然生于、生活在两个苦难的家庭，但无论是精神的压抑，还是经济的拮据
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外婆总是把我打扮的干干净净，虽然吃不上什么山珍海味，但粗茶淡饭却把我养的健健康康。后来，我和外婆回到上海，记忆里，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筹拍电影《五兄弟》，选中我演“老五”，原因是我长得胖乎乎的，可以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很可惜后来又因“政治原因”让我的“童星梦”泡了汤。
我一直在想，这样的两个家庭究竟给我留下了些什么，仔细想来，大概就是折腾、坚持、不服输。如果说每个梦想都有一个背后的故事，大概让我有念想想出国看看的更深层原因就是，我想要探寻。在经历了种种国家与家庭的种种变迁后，我很想探寻资本主义的月亮是不是真的比家乡的圆。如今我看到了，北美的月亮亦有阴晴圆缺，而且圆的时候，也没有谁会变身“狼人”。可在那是时候，未知的一切都仿佛是美好的，至少我认为比我经历的要美好，于是，我带着好奇，当然也带着我唯一的“财产”——妻子小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往海外的夜班机。
从中国佳人到美国丽人
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听到的寒暄话，莫过于“你和你的妻子真般配”，每次听到这样的话语，我都暗自庆幸，像是占了妻子的便宜似的，自己能美出花。我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说世上的人本来是被劈成两半的，每个个体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另一半，而茫茫人海中，究竟能不能找到另一半自己，然后拼接在一切凑成一个完整的人，当然实属不易……可最侥幸的是，我找到了，于是我倍感珍惜。
妻子小玲应该说是梨园名门之后，她祖上曾是上海九江路上一栋著名的石库门的第一代主人。而漂亮聪明的小玲也深得真穿，唱得一曲十分地道的京剧，至于为什么会看上我，大概跟多数文学作品中高于生活的描述一样，某个男人某天在某个角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某件事，然后一段姻缘就如此成就，如果再加上点异国风情，那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实际上，王子和公主起初的生活并不怎么幸福，因为我这个王子说到底是个冒牌货色，所以生活中总会露出马脚。首先是在我结婚前，真是屡战屡败，做什么事都不成功，但公主小玲却是不离不弃，在精神与物质上百般捍卫着我的信心。
出国前的事我就不多谈了，因为年代太久远，我唯恐还没写完，自己就先睡着了。就再谈一件事儿吧。我自认是个读书人，自小成绩优异，总算是没白瞎了外婆的米汤。那年高考是先填志愿再考试，我信心满满地只填了清华和北大，志在必得。结果我的成绩也确实过线了。可没想到的是，我在体检时血压竟然高达110/160。如果因为血压高的问题上不成大学那就太可惜了，于是医生建议我下午再来量一次，而且嘱咐我回家一定要吃些降压药，以防万一。回家后，我的外婆和小阿姨秉承着做人要诚实的原则并没有给我吃药，于是在我下午去到医院复查时，我的血压依然居高不下，所以，可想而知的是，我与我的清华北大擦肩而过。
因为血压问题复读的学生真是太少了，我整个人都失去了信心，复读对我意味着耻辱，因为成绩比我差很远的学生都搭乘着火车去往了首都北京。我带着强烈的报复心理，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没想到情况糟糕至极，只考进了上海的一家普通大学，而且是学习我最不喜欢的机械工程专业。外婆曾经一度害怕我患上抑郁症，所以拼命的劝我，说在家门口上学要比去什么清华北大好多了，我可不希望自己的小宝贝去那么远的地方。
就这样，我带着情绪读完了四年的专业课，那时毕业分配的都是铁饭碗，我多么希望有一天领导走到我的面前把我给辞退了，以解我心中之苦闷。
1986年，虽然小平同志还没有南巡讲话，但改革开放的浪潮似乎已经吹进了上海，于是我几乎是上海人中的第一批响应者，在别人还不知深浅时，我就一去不返地涌入了“下海”的队伍。我赶上时髦，去了深圳，因为那个地方就像马可波罗描述中国一样，好像遍地是黄金，随便什么人都能混出个“神奇劲儿”。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在一个号称“金岸开发集团”任职，前前后后大概谈过十来个项目，每次开始都很顺利，但到了签合同的时候就会惨遭变故。后来我都觉得自己就像个“邪星”，光芒普照项目，但凡我插手签合同的项目，一概不成。当然，最后我也是无为而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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