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后岁，谁有谁无，这话要是一个失意的人来说，可以理解，但隋文帝是开国之君，一个新生的国家正蓬勃兴起，领军人物却惆怅不已，这是为什么？通过对那段历史的寻绎，我们可以发现，隋文帝当时面对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奢靡之风亟需整治；感情生活身不由己，家有严妻饱含醋意；小乘佛教正向大乘佛教嬗变，影响及于宫掖。这三者恰好都凑在了一起，想不惆怅都难。对于隋文帝来说，最能左右他心情的，恐怕还是他的妻子——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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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后岁，谁有谁无，这话要是一个失意的人来说，可以理解，但隋文帝是开国之君，一个新生的国家正蓬勃兴起，领军人物却惆怅不已，这是为什么？通过对那段历史的寻绎，我们可以发现，隋文帝当时面对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奢靡之风亟需整治；感情生活身不由己，家有严妻饱含醋意；小乘佛教正向大乘佛教嬗变，影响及于宫掖。这三者恰好都凑在了一起，想不惆怅都难。对于隋文帝来说，最能左右他心情的，恐怕还是他的妻子——独孤
皇后。
独孤皇后要求一夫一妻，不仅从精神方面，行为方面更是严格把控。不要说临幸，就是眉目稍微传情，立即家法伺候。隋文帝有次终于忍不住和一个宫女在一起了，结果没过几天，皇后就将这宫女处死，皇帝一气之下，骑上一匹马就走，出宫后，也不看路，在山谷间穿行了二十多里，后来高颎、杨素等追上，拉住马苦苦劝说，隋文帝叹息着说道：“我贵为天子，却没有自由！”高颎劝道：“陛下岂能因为一个妇人而将天下看轻”，隋文帝这才稍稍缓解了情绪。回宫后，皇后流泪道歉，但当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后，衔恨不已，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将高颎黜落。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皇后从此不仅让皇帝断绝私情，就连王族和大臣们，也同样不能和妾过分亲近，尤其不能让她们有身孕，否则一旦发现，立刻报告皇帝，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一时间，朝廷上下对一夫一妻制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爱情的专一不仅成了家庭的需要，更成为朝廷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一旦有违背此条者，无论何人，均严酷处理。
夫妻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趋同的。独孤皇后在刚嫁给隋文帝的时候，是非常贤淑的。《隋书》后妃列传讲道她早先：“柔顺恭孝，不失妇道”，当是时，“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已经发誓不许别人进入二人世界了。即使到了后来，娘家那边势力更大，皇后也“谦卑自守”，所以才会有“世以为贤”的评价。那个时候，皇后送隋文帝去上朝，退朝后也能提不少建议，她被宫中的人称为“二圣”。不仅有洞察力，更有仁爱之心：“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看到那些被重罚的人，自己也难过得流泪。
就是这样一位好皇后，硬生生变为历史上罕见的妒妇，隋文帝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当然，听信古代皇帝的海誓山盟，这也是不行的，独孤皇后忘了这是后宫的爱情。《隋书·本纪》在描述隋文帝的气质时，称其“沉深严重”，可谓切中肯綮。明代吕坤写有一部《呻吟语》，其中有一则可作为注释：“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辨是第三等资质”。“沉”，如潜龙在渊，他日方可飞龙在天；“严”则要细分，严于律己很好，但要对人严酷，就像秋之肃杀，那就有后患了。隋文帝的夫人，就是将这种“严”学过来，然后用在情感方面，让皇帝也领略一下一对一的爱情。
隋文帝的“严”让人反思：一个朝代的兴衰，就像一年四季，当其兴起的时候，应该像春天一样化育万物，隋文帝却以肃杀之气笼罩朝野，这不仅让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也使其家庭不睦，更给隋炀帝带来了直接影响。相较于“严”，隋文帝的“俭”同样引人注目。在历史上，隋文帝的节俭和独孤皇后的妒忌是同样出名的，这节俭非常有利于国计民生，有些具体措施也让当时的官员士大夫一时不适应：隋文帝规定，除非有庆祝活动，否则每餐只能有一荤。穿戴也力求俭省，绫罗绸缎不得穿，金玉之饰不得戴，要穿就穿布帛，要戴就戴铜铁骨角的饰物，人家以前是佩玉锵锵，好远就知道是君子来了，现在一阵铜铁哐嘡哐嘡地走过，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铁匠铺搬家。
隋朝的时候，主要的宗教是道家和佛教，道家的无为而治这时已外化为高效严苛的法家思维，而佛教里普度众生的大乘思想，还没有在人们行为中体现起来，隋文帝在遇到感情问题时，自然还是从小乘佛教着眼，那就是自度，但他毕竟不是修行，这自度就有了折扣。隋文帝诞生于公元541年，由尼姑智仙抚养至13岁。即位后，隋文帝立即废除北周的毁佛政策，并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大力译经，又于公元601年，令天下舍利塔内都祀奉神尼智仙像，这些更多的是为了报恩，还没真正用佛家的思维行事。
佛教本具有包容之心。公元585年，隋文帝于大兴殿受菩萨戒，并大赦天下，接着，应沙门昙延之请，遣使臣到突厥，迎一位名叫阇那崛多的天竺犍陀罗沙门，请他来华主持译经之事，这一年还有一件和佛教紧密相关的事，那就是隋文帝召杜顺和尚入宫，奉之如佛。杜顺和尚相传为华严宗初祖，华严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中最强调圆融的一派，信奉：“一切万法是佛智慧本体的作用或表现，均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容摄、相互平等、没有矛盾冲突的和谐统一之中，共同构成现存世界”，别的先不说，单“相互容摄”这一条，隋文帝就没有做到。公元591年，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在金城殿设千僧会，迎沙门智顗，并和其父亲一样，受菩萨戒；公元595年，隋文帝请沙门法纯入宫，为皇后受戒。看来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隋文帝到底是什么样的君主，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评价为：“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如果将其勤政爱民视为天性，那么严酷来自哪里，是天性，还是后天形成；二，隋文帝的俭德，与其用刑之严酷，是否与其“沉深严重”的气质有关，如果有关，又关联到什么程度。而这些疑问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隋文帝的功绩，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贤主。隋文帝的幻灭情绪，或许正是处在他那个历史时刻，他那样的人生经历的一种必然的状态，一朝花落，白发难除，这样的人生况味，是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的。
独孤皇后去世后，隋文帝倍感哀痛，但当想到再也没有严妻的管控，自由感大增，接连临幸了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但好景不长，放纵的代价是生命的骤然消逝，临走前，隋文帝向身旁的侍者说道：“要是皇后在，我不会至此……”。被尊为“圣人可汗”的隋文帝，对待独孤皇后的态度，是百感交集的。在许多时候，性格不仅决定命运，更决定幸福。
独孤皇后要求一夫一妻，不仅从精神方面，行为方面更是严格把控。不要说临幸，就是眉目稍微传情，立即家法伺候。隋文帝有次终于忍不住和一个宫女在一起了，结果没过几天，皇后就将这宫女处死，皇帝一气之下，骑上一匹马就走，出宫后，也不看路，在山谷间穿行了二十多里，后来高颎、杨素等追上，拉住马苦苦劝说，隋文帝叹息着说道：“我贵为天子，却没有自由！”高颎劝道：“陛下岂能因为一个妇人而将天下看轻”，隋文帝这才稍稍缓解了情绪。回宫后，皇后流泪道歉，但当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后，衔恨不已，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将高颎黜落。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皇后从此不仅让皇帝断绝私情，就连王族和大臣们，也同样不能和妾过分亲近，尤其不能让她们有身孕，否则一旦发现，立刻报告皇帝，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一时间，朝廷上下对一夫一妻制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爱情的专一不仅成了家庭的需要，更成为朝廷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一旦有违背此条者，无论何人，均严酷处理。
夫妻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趋同的。独孤皇后在刚嫁给隋文帝的时候，是非常贤淑的。《隋书》后妃列传讲道她早先：“柔顺恭孝，不失妇道”，当是时，“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已经发誓不许别人进入二人世界了。即使到了后来，娘家那边势力更大，皇后也“谦卑自守”，所以才会有“世以为贤”的评价。那个时候，皇后送隋文帝去上朝，退朝后也能提不少建议，她被宫中的人称为“二圣”。不仅有洞察力，更有仁爱之心：“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看到那些被重罚的人，自己也难过得流泪。
就是这样一位好皇后，硬生生变为历史上罕见的妒妇，隋文帝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当然，听信古代皇帝的海誓山盟，这也是不行的，独孤皇后忘了这是后宫的爱情。《隋书·本纪》在描述隋文帝的气质时，称其“沉深严重”，可谓切中肯綮。明代吕坤写有一部《呻吟语》，其中有一则可作为注释：“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辨是第三等资质”。“沉”，如潜龙在渊，他日方可飞龙在天；“严”则要细分，严于律己很好，但要对人严酷，就像秋之肃杀，那就有后患了。隋文帝的夫人，就是将这种“严”学过来，然后用在情感方面，让皇帝也领略一下一对一的爱情。
隋文帝的“严”让人反思：一个朝代的兴衰，就像一年四季，当其兴起的时候，应该像春天一样化育万物，隋文帝却以肃杀之气笼罩朝野，这不仅让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也使其家庭不睦，更给隋炀帝带来了直接影响。相较于“严”，隋文帝的“俭”同样引人注目。在历史上，隋文帝的节俭和独孤皇后的妒忌是同样出名的，这节俭非常有利于国计民生，有些具体措施也让当时的官员士大夫一时不适应：隋文帝规定，除非有庆祝活动，否则每餐只能有一荤。穿戴也力求俭省，绫罗绸缎不得穿，金玉之饰不得戴，要穿就穿布帛，要戴就戴铜铁骨角的饰物，人家以前是佩玉锵锵，好远就知道是君子来了，现在一阵铜铁哐嘡哐嘡地走过，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铁匠铺搬家。
隋朝的时候，主要的宗教是道家和佛教，道家的无为而治这时已外化为高效严苛的法家思维，而佛教里普度众生的大乘思想，还没有在人们行为中体现起来，隋文帝在遇到感情问题时，自然还是从小乘佛教着眼，那就是自度，但他毕竟不是修行，这自度就有了折扣。隋文帝诞生于公元541年，由尼姑智仙抚养至13岁。即位后，隋文帝立即废除北周的毁佛政策，并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大力译经，又于公元601年，令天下舍利塔内都祀奉神尼智仙像，这些更多的是为了报恩，还没真正用佛家的思维行事。
佛教本具有包容之心。公元585年，隋文帝于大兴殿受菩萨戒，并大赦天下，接着，应沙门昙延之请，遣使臣到突厥，迎一位名叫阇那崛多的天竺犍陀罗沙门，请他来华主持译经之事，这一年还有一件和佛教紧密相关的事，那就是隋文帝召杜顺和尚入宫，奉之如佛。杜顺和尚相传为华严宗初祖，华严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中最强调圆融的一派，信奉：“一切万法是佛智慧本体的作用或表现，均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容摄、相互平等、没有矛盾冲突的和谐统一之中，共同构成现存世界”，别的先不说，单“相互容摄”这一条，隋文帝就没有做到。公元591年，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在金城殿设千僧会，迎沙门智顗，并和其父亲一样，受菩萨戒；公元595年，隋文帝请沙门法纯入宫，为皇后受戒。看来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隋文帝到底是什么样的君主，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评价为：“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如果将其勤政爱民视为天性，那么严酷来自哪里，是天性，还是后天形成；二，隋文帝的俭德，与其用刑之严酷，是否与其“沉深严重”的气质有关，如果有关，又关联到什么程度。而这些疑问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隋文帝的功绩，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贤主。隋文帝的幻灭情绪，或许正是处在他那个历史时刻，他那样的人生经历的一种必然的状态，一朝花落，白发难除，这样的人生况味，是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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