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穷棒子社”与汪瑞华老师
从中学毕业到如今，将近有半个世纪了。原来我保存了一些中学时代的零散日记，课堂笔记，校徽等纪念物，随着我不断的搬迁，大多遗失。现在我留下的“中学文物”，除了有几十张发黄的照片、还有就是几页劳动散记、毕业纪念章、劳卫制证书和证章及一本高三的作文本。这些“文物”总是放在我身边的行李中，从国内而国外。现在回想，这些东西也并非是我特意保留的，长期以来我也没有很留意它们。能留下它们，有偶然的因素，否则早已经成为了垃圾，但必然的因素是一种潜意识。当我从渥太华到多伦多，当我从休斯顿到洛杉矶，几乎就是两三个箱子，能不带的东西都给了人，能丢掉的就丢掉。但当我看到那几样“中学文物”时，我会随手放进该留的一堆东西中，很自然的。为什么？因为它们不是衣服、鞋袜和闲书，这些可以丢掉，而它们不能再丢掉了。它们像什么呢？有时，我想象它们是我在海边拾来的贝壳，带着已经远去生命的某种信息，那壳上螺旋状的曲线从一点旋出而成为弧形的壳的边缘，给我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让我始终不忍丢弃。有时，我会把它们想象为我从某个旅游胜地买来的明信片，那照片上的山，我曾攀登过；那水，我曾涉足过；留下这些明信片，像是留下我在那些地方的足迹，我也不忍让我的足迹随风而逝。而我的那几件“中学文物”就是我生命轨迹上，在那个时期刻画下来的几丝擦迹，看着它们我会让我的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从中学毕业到如今，将近有半个世纪了。原来我保存了一些中学时代的零散日记，课堂笔记，校徽等纪念物，随着我不断的搬迁，大多遗失。现在我留下的“中学文物”，除了有几十张发黄的照片、还有就是几页劳动散记、毕业纪念章、劳卫制证书和证章及一本高三的作文本。这些“文物”总是放在我身边的行李中，从国内而国外。现在回想，这些东西也并非是我特意保留的，长期以来我也没有很留意它们。能留下它们，有偶然的因素，否则早已经成为了垃圾，但必然的因素是一种潜意识。当我从渥太华到多伦多，当我从休斯顿到洛杉矶，几乎就是两三个箱子，能不带的东西都给了人，能丢掉的就丢掉。但当我看到那几样“中学文物”时，我会随手放进该留的一堆东西中，很自然的。为什么？因为它们不是衣服、鞋袜和闲书，这些可以丢掉，而它们不能再丢掉了。它们像什么呢？有时，我想象它们是我在海边拾来的贝壳，带着已经远去生命的某种信息，那壳上螺旋状的曲线从一点旋出而成为弧形的壳的边缘，给我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让我始终不忍丢弃。有时，我会把它们想象为我从某个旅游胜地买来的明信片，那照片上的山，我曾攀登过；那水，我曾涉足过；留下这些明信片，像是留下我在那些地方的足迹，我也不忍让我的足迹随风而逝。而我的那几件“中学文物”就是我生命轨迹上，在那个时期刻画下来的几丝擦迹，看着它们我会让我的思绪回到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