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老林|植物大盗与茶叶全球移植

2019-08-21 14:4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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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是当地气候和环境调和的产物，但是一旦成为全球性商品，就会不可避免的具有与它们所在地方生态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的价值和意涵，而那些价值和意涵与它们原来在当地社会体制、文化体制下所具有的价值和意涵不同。不同的意涵和价值的冲突，重塑了植物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

深山老林|植物大盗与茶叶全球移植

茶树彩绘标本图，源自《科勒药用植物》（1897）
原产于中国的茶树，是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的产物。茶树的分布，主要受雨量、温度、海拔、风力与日光等自然环境的支配，对于生长环境极为挑剔。一般亚热带及热带地区的气候为宜；年降雨量1500毫米至2500毫米均适合，温度以20～25生长最旺，海拔自数十米至2000米，表土深，土质疏松，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或砂质黏土为佳。
茶树性喜潮湿，需要多量而均匀的雨水，湿度太低，或雨量少于1500毫米，都不适合茶树生长；而且茶树生长最适宜的温度在18～25之间，低于5时，茶树停止生长，高于40时容易死亡。而海拔高低决定茶叶的好坏，高山茶叶之所以较平地优良，主要是因为云雾笼罩、湿度足够且气压低、日照长，使得茶芽柔嫩，芬芳物质增多，因此醇而不

苦涩；另外紫外线光多，对茶叶水色及出芽影响极大。日光的长短强弱直接影响茶叶的品质和产量，在日光充足照射下茶树生长健全，单宁增多，适制红茶；在弱光之下，如适当遮阴则单宁减少，叶内组织发育被抑制，叶质软，叶绿素含氮量提高，适制绿茶。
因此这些苛刻的生长条件在早期限制着茶树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植，除了九世纪和十二世纪，朝鲜半岛和日本成功移植了来自中国的茶树外，其他的地方上没有茶树的生长痕迹。当然，茶树的移植一方面受到了大自然的严重限制，还有中国的强力抵抗。茶树被全球移植的过程是艰辛漫长且手段卑鄙的。
早在17世纪时，欧洲人就有意将中国的茶树栽种在其他地方，但试过多次均失败了。茶树本身脆弱，汽轮发明前海上航行时间长久，茶树容易死亡，加以中国禁止输出茶叶种子。因而，直到1820年代，茶树的移植还只是部分成功。茶树最终在1827年出现在荷属爪哇，1877年出现在英属锡兰，但是这些岛屿所生产的茶叶，仍然不能满足欧洲人的需求。
18世纪，英国人的茶叶需求暴增了约四百倍，19世纪更有增无减。依赖茶当然有其代价的，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剧增，英国白银流失严重，英格兰开始寻找可以同样大量卖到中国的商品。英国的应对举措非常多样，最终，英格兰人终于找到理想的商品，即种植于印度殖民地的鸦片，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改变了中英贸易的局势。
同时中国垄断茶叶生产，对英国财政而言相当不利。要一举解决欧洲需求，仍然需要更大面积的种植区，印度东北部人烟稀少的阿萨姆地区，非常适合种植茶叶。英格兰人不惜流血，不惜成本，出兵征服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赶走当地游牧民族，清除森林开辟茶园，结束了当地人半游牧生活方式，在该地的山坡上开辟了茶园。
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1854年英国颁布了《阿萨姆茶叶开垦法案》，凡是承诺到此种植茶树供外销的欧洲种植园主，均授予本地区一千两百公顷的土地。但是直到1880年代，英国人才获得了可观的茶叶产量，然后他们花了更大的代价铺设了铁路，以便将阿萨姆的茶叶运出。中国人和印度人因为这些作为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同样，英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但是欧洲人明显认为为了茶叶付出这样的代价值得，原本因与富裕、文明的中国联想到一起的而被视为身份地位象征的茶，这是已经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门。
1870年左右到1900年，阿萨姆的茶叶输出量增加了十九倍，喜马拉雅山麓丘陵其他地区也开始种植茶树，闻名遐迩的产地大吉岭，就是位于看得见珠穆朗玛峰的地方。最终，西方终于得以自行生产足以满足需求的大量茶叶，消费国至此牢牢的掌握茶叶生产，不受制于原产茶国，一如他们掌握了咖啡、糖的供应。
但是茶树从中国移植到印度的这段过程，其实比旅人横越两国之间高耸入云的山峰更为艰难，更出人意料。这一切和一个植物大盗有关——英国人罗伯特·福琼，他是一位园艺学家和植物学家。福琼曾在伦敦园艺会任职，1842至1845年间来到中国考察东方园艺，福琼在中国各地跑了三年，到处搜集植物标本和种子。他把很多中国花卉引入了英国：荷包牡丹（Bleeding heart）、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金桔，等等。

深山老林|植物大盗与茶叶全球移植

深山老林|植物大盗与茶叶全球移植

鉴于他的经历，东印度公司聘请福琼，派给福琼的任务则是寻找优质茶树品种和制茶师傅。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在写给罗伯特·福特的信中说：“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
带着这样的任务， 1848年6月20日，福琼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香港。9月，福特尼抵达上海。他先到了上海，雇了一位姓王的“康白度”（comprador，即买办）。王是安徽人，家里就是种茶的。福琼从上海出发，经过杭州，辗转到了安徽。中国官府对茶叶生产一向管制甚严，鸦片战争之后民间的排外情绪日涨，福琼福琼自然不能招摇过街，他穿上了一套长袍大褂，剃了头，头发上缝了一条假辫子，还学了几句含混不清的中国话。
王家在安徽休宁县松萝山，这里地处安徽南端，距离黄山很近，峰峦攒簇，松萝掩映，危石戛泉，幽岩密箐。松萝山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特别适合茶树生长。福琼可能是第一个亲身造访茶园的外国人，他把整个茶叶制作的过程从头到尾记录了下来。福琼从安徽买了大批的茶苗和茶籽，运回上海。1849年1月，福琼把第一批茶苗、茶籽发出，运往印度。
他接着开始了第二趟探险，这次是到武夷山寻找红茶。英国人更喜欢红茶，因为喝红茶能放糖。凯萨琳公主的嫁妆里带的就有几箱正山小种。福琼可能是第一个通过实地调查，弄清楚红茶和绿茶区别的英国人。红茶喝绿茶的差别，在于多了一道发酵工艺。福琼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种上好的乌龙茶：大红袍。乌龙茶是一种半发酵茶，英国当时进口了大量武夷山的乌龙茶，正是因为武夷山乌龙茶茶色较黑，英国人才将所有的红茶笼统称为“黑茶”（black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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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夷山回到上海，福琼已经掌握了红茶的制作流程。他还在当地的寺院学习了中国的茶道知识。同时福琼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坏消息。他的茶苗和茶籽几乎全军覆没。福琼寄出了上万株茶苗，还有几箱茶籽。这批货从香港出发，先是在海路上被耽误了两个月，到三月船才到加尔各答，然后沿恒河逆流而上，到达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由于恒河水位太低，又耽搁了一个月，到五月才到达喜马拉雅山区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的茶园。东印度公司打算在这里大面积种植福琼从中国运来的茶树。福琼寄出的茶苗和茶籽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还状况良好，到了阿拉哈巴德，好奇的警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打开了运送茶苗和茶籽的箱子。等货到了萨哈兰普尔，13000多株茶苗，只有1000株存活，而且这1000株都布满了霉菌。这1000株茶苗被移种到喜马拉雅茶园之后，当地的负责人执意要给茶树浇水，这样又把大部分茶苗浇死了。最后只剩下80株大难不死。福琼运过来的茶籽呢？情况更糟。没有一颗发芽，全部发霉烂掉了。
福琼接到这样的坏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再搜集茶苗茶籽并不困难，但怎样才能把茶苗和茶籽不远千里地运到印度？这时，福琼想起了英国医生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在1830年发明的“沃德箱”。沃德箱是一个密闭的玻璃容器，植物在沃德箱里可以长时期存活。白天，植物可以利用土壤里的潮气和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晚上，植物释放氧气，潮气在玻璃壁上凝结成水滴，流入土壤再供给植物。沃德箱中的植物生长异常缓慢，但不会枯死。福琼先用红茶茶籽做实验，他把茶籽放在桑树苗的土壤里，再把桑树苗装进玻璃箱，运到印度。结果非常成功，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
于是，福琼开始准备凯旋而归。他把采购来的茶苗和茶籽小心翼翼地放进“沃德箱”，总共达两万株。福琼还带上了制作茶叶需要的全套工具：火炉、炒锅、锅铲，以及种植茶树的各种农具。福琼准备了制茶时为了添加香味经常使用的植物：茉莉、香柠檬。最让福琼得意的是，光有知识和树种还不能制作出上好的茶叶。于是，在回国前，他通过各种途径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其中6人是制茶工人，2人是制作茶叶罐的工人，带他们一起去印度。按照福琼的要求，这八个茶农都来自偏僻的山区，因为福琼不信任通商口岸的中国人，觉得他们不够淳朴老实，这八个茶农还必须来自种茶世家，因为福琼知道，手艺都是世世代代的经验传承下来的。福琼想得还更周到，他又找了两个专门做茶具的巧匠。印度生产的茶叶之所以品质不佳，有一个原因就是贮存茶叶的容器太过粗糙，密封性不好。
1851年2月，福琼带着他的茶苗茶籽和雇工，从上海启程。3月15日，他们到了加尔各答。4月，福琼一行来到了萨哈兰普尔的茶园。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长势喜人。福钱数了一下，至少有12,838株茶树，迁居到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茶园。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印度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阿萨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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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茶叶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了，世界也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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