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于宋仁宗庆历六年被贬邓州。应被贬岳州的友人滕子京之约为修茸一新的岳阳楼作文，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文章着重写了登岳阳楼时的“览物之情”。一则是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时的那种登楼心情：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此乃坏天气时之悲情，是为己忧。二则是春明景和，波澜不惊，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时的那种登楼心情：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此乃好天气时之喜悦心情，是为己乐。此两者均为个人的体验，为己忧、为己乐，忧与乐均因物而起。
然而，作者未止于此，而去探求“古仁人之心”，应异二者所为。范仲淹探求到的古仁人之心为何呢？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立意之升华在此，传颂千古之理在此。此时之忧，非为忧己，而乃忧民、忧君；此时之乐，非为己乐，是为天下之乐而乐。
同一时期，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几乎在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差不多同一时期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岳阳楼在湖南岳阳，醉翁亭在安徽滁州。写《岳阳楼记》的时间是宋仁宗庆历六年，写《醉翁亭记》的时间是在宋仁宗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后。从《醉翁亭记》中探究欧阳修当时的心情，也可以用“忧、乐”二字来形容。只不过欧阳修之“忧、乐”为“醉忧”和“醉乐”。
欧阳修将滁州僧人智仙筑于琅琊酿泉岸边的亭子题名为“醉翁亭”，以“醉翁”自谓。原因是“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高，故自号醉翁也”。“ 醉翁”之意，无疑为忧，且为己忧。但他又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