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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读书心得

2009-04-24 10:38阅读: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蓺[1]。《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2]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3]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4],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5],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6]曰:「堯讓天下於許由[7],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8]
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9],其上蓋[10]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11]、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孔子曰[12]:「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13]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14]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15],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16]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17],采薇[18]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19]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20]矣?于嗟徂兮[21],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22]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23]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24],糟糠不厭[25],而卒蚤[26]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27]人之肉,暴戾恣睢[28],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29]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30],行不由徑[31],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32]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33]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34],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35]。」舉世混獨,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36]哉?「君子疾[37]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38]曰:「貪夫徇財[39],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40]。」「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41]。」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42]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43],惡能施於後世哉!


〈伯夷列傳〉雖然是一篇歷史傳記,但是在敘事之中,夾議夾抒,也就是在敘述伯夷與叔齊兩兄弟生平事蹟之餘,司馬遷又發表了他個人對一些事情的見解,並明顯流露自己的感情傾向。因此,這和一般典型的史傳在寫法上,是極為不同的。如果以記錄史實的角度來看,便會覺得司馬遷的作法波瀾開闔,反覆援引,迂遠難測,而要浩歎其史筆之錯綜變化,難以揣摩了。
不過,假使我們由一般文學性的文章角度來觀察,還是可以發現到〈伯夷列傳〉的寫作,仍然有其脈絡主軸可尋。簡言之,也就是第一段先寫堯欲禪於許由、湯欲讓於卞隨、務光之事,經典正史失載,反映史料之或具可疑性。接著進入第二段敘述一般對伯夷、叔齊的傳聞時,便可暗示這些傳聞未必可以概括傳主的事實行跡,亦即傳主尚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可惜失載而已。在第三段又進而反問天道,質疑善惡報應無有定準,則言下之意,不只在同情伯夷、叔齊,為其叫屈,且亦彰顯傳主為善不圖回報的心志,則其為人行事愈發值得敬仰。而在第四段則大量引用聖賢與典籍之名言,印證傳主之深獲往哲稱許,誠乃人類之典範。由此可見,這篇文章的作法,主旨聚焦於推崇傳主的偉大、為人所不易及,每一段的安排,都為體現此意而來。因此,此文並非錯亂失序、蔓衍歧出,而難以理解其章法。
然而,在文章發展的主軸之外,司馬遷所添益的議論與情感,事實上,也有其特殊意義,而又可以獨立在傳主史事之外,以發人深省。首先,其中提出史料真偽的鑑別問題。因為學者載籍極博,當中難免有內容不盡一致之處,那麼做為一位史學家,又當如何去取揀擇、權衡判斷呢?司馬遷對此提出「考信於六蓺」的原則。簡言之,一方面,六經乃古代王官之學,其性質近於政府正式的官方檔案,因此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正確性,至少也是不容小覷的參照起點,而值得史家據之來比對其他的文獻,此意在後來清代學者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中,有更詳盡的發揮。而另一面,六經中富含宇宙人生種種事務所需所賴的道德原理,史家在對歷史關鍵處之揭示、及評論人物與事件之時,欲達公允而精微深入,總是離不開對這些真理的清晰認識。因此,「考信於六蓺」對史學家而言,是一個應予重視的參考前提。
其次,文內提出人類社會中,行為善惡與所得結果的禍福,常無一定規則可循,甚至是違背了我人道德信念的認知。對此司馬遷提出的觀點,主要是由歷史與社會來看,雖然善惡並不一定有相應的報應,比如顏回貧殀、盜蹠富壽之類;但是我人仍應堅持內心的正義,勇於實踐,這就是他所謂的以「各從其志」、「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的良知堅持,來效法松柏後凋的精神;而除此之外,我們更應進一步連結善人的力量,形成一個道德文化的氛圍與傳統,以消除不當的惡勢力與亂象,貞定現下與未來社會的運作和發展,這就是他所主張「附驥尾」、「附青雲之士」的深層義蘊所在。顯然地,他對善惡報應問題的思考,凸顯出自我的抉擇性、人類的能動性,強調我們的行為,事實上可以經由人為的積極判斷與介入堅持來確保其最終結果的幸福美善,而絕非無可奈何、束手無策、沒有責任、缺乏自覺的偶然盲動。因此,這就回應了其所標榜之撰著《史記》的目的之。
按司馬遷撰著《史記》,意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究天人之際」,乃是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間的相應關係,亦即在「人自身的善惡行為表現」與「天所施予的福禍報應」之間,有無某種關聯或律則。也就是藉由觀察歷史人物的作為與下場,來尋求人類行為的最高依據,奠定價值性的保障基礎。而所謂的「通古今之變」,係在明察古往今來的歷史演變,綜合且分析人類活動的既有成果、現象和歷程,以了解一貫的脈絡,看出當前發展的趨勢及方向,並形成未來良性的改變。至於「成一家之言」,則是藉著《史記》一書的寫作,表達自己的一套學說,作為個人的代表性成就,而匯入歷史的長河洪流之中,使一生努力能對人類世界有所貢獻,確立一己的生命價值與意義。
因此,〈伯夷列傳〉中所提出史料之鑑擇與評判原則、行為善惡報應的人生態度,這兩大議論便是回應「通古今之變」與「究天人之際」兩大目的的一種體現。至於,洋溢在其字裡行間之嫉惡好善、堅守正義、睥睨邪行、同情仁人的激動情緒與澎湃情感,又是寓有褒貶善惡、戒鑒教訓的作用,並且流露他對歷史人物、社會事件的同體共感,絕不冷眼漠視、無動於衷。這就使一己的生命跨出自我形體的局限,而接上歷史的洪流、現實的脈動,成為人類共同發展與傳承延續的一部分。所以,司馬遷此處高昂的熱情,乃是一段至為重要的歷史情感、歷史意識,使得歷史不再只是老學究瞇眼注視的故紙堆、老百姓荼餘飯後的談鬼錄,而是具有血肉、人我緊連的有機生命體,成為我們思欲建構與形塑歷史、社會、文化的本質前提。因此,〈伯夷列傳〉中「余甚惑焉」、「悲夫」的心情,乃是顧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目的,而為「成一家之言」的基礎,真正使得司馬遷成為輝映古人、感動後人的連結樞紐。所是,這種敘述史傳時的感情呈現,關涉重大,豈僅只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以伯夷之事抒發自身慘遭宮刑的悲慨憤懣,那種小家子氣的小格局呢!
總而言之,〈伯夷列傳〉一文不只單純地交待了伯夷、叔齊的生平行事,展現倆人的人格風貌,其間所隱藏的內涵,實乃富具史學的精神義蘊。是故,司馬遷將之列為《史記》列傳的第一篇,絕非漫然,蓋有深意存焉。我們可以多加反省深思、發揮實踐,以裨益社會人生。

[1] 六蓺 同「六藝」,即六經。
[2] 指歷史記錄之文字,或典章制度。
[3] 岳牧 岳,四岳,即四方諸侯之長。牧,九州十二牧,即各州養民之官。
[4] 典職數十年 據說堯命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後禪位於舜;舜又命禹攝政十七年,而後禪位於禹。
[5] 重器 猶言寶物。
[6] 說者 猶言論者,此指諸子雜記,如《莊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等等。
[7] 許由 上古隱士。傳說堯本欲將天下禪讓於許由,許由不受,乃遁耕於箕山之下;堯又欲召其為九州之長,許由恥聞,遂洗耳於潁水之濱。
[8] 卞隨、務光 二人俱夏末商初之高士。據《莊子.讓王》之記載,湯欲伐桀,曾謀於卞隨、務光二人,然此二人皆不欲參與其事;後湯克桀,湯又欲讓天下於此二人,卞隨乃自投桐水而死,務光則自沈於盧水而亡,蓋以不賊不貪、守仁守義之廉士自居之故。
[9] 箕山 位於河南省登封縣東南。
[10] 表示傳疑不確定之副詞。
[11] 吳太伯 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長子,周文王之大伯父。因讓國於其弟季歷,乃奔荊蠻吳地,荊蠻義之,從之千餘家。
[12] 孔子曰 此二引語分別見《論語》〈公冶長〉與〈述而〉。
[13] 孤竹 商湯時所封之諸侯國名,約在今河北盧龍縣至熱河朝陽縣一帶。
[14] 西伯昌 周文王姓姬名昌,商時為雍州伯,在西,故稱西伯昌。
[15] 木主 神主牌位。
[16] 同「扣」,引止,拉住。
[17] 首陽山 在今山西永濟縣東南。另說河北、河南、甘肅皆有首陽之山名,此不詳為何者。
[18] 野菜名,嫩葉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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