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话情结
第一次见到打电话，那还是在1976年初，父亲出诊到“市管会”，给陈主任看病。家里来人看病，母亲命我去把父亲叫回来；一进门，父亲正在开药方，一旁的陈主任正在接电话，电话的接听桶是黑色的，线也是黑色的，在木头的房柱上，一个大钉子上，挂着两个红黄相间的干电池，像茶碗那么粗，有大半头砖那么长，一头线连着电话，另一头连着线，通向屋外，黑色的电话机上，有一个可以摇动的手柄。我仔细地打量着陈主任接电话的姿势，和说话的口气，仿佛看到了电影中的现实版……“喂！喂！是临洺关公社配件厂吗？”这是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几个同学，把到小学后边的平房上，把预先接好小喇叭的两条线，挂在通往修配厂的电话线上，听到了这个声音，吓得都不敢说话了，领头的同学说，“都得诀誓，谁也不能说……”那时的电话室外线，其实就是两根铁丝，挂小喇叭时，还的用砂纸磨磨，电线杆子是像檩条一样粗的黑色木头柱子；通往三里岗砖厂的野外电话线杆子，都是用水泥浇灌成型的方形柱子，内部龙骨却是芦苇，一遇风雨天，就有刮倒的电话线杆子，种地的社员们都说，“这不是瞎胡闹嘞！”后来才知道，那时的电话号码是三位数，打电话时，必须得“要”，才能接通通话。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富裕了，六道街内逐渐听说，“谁谁谁按上电话嘞！”如同刮风一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倘若想和外地的亲戚联系，便到捏家说好话，他哥哥、他叔叔地供着笑脸，试探地说，“使使恁的电话吧？！”答应了就好，“欠费嘞！”这就是不给面子，也便有了隔阂了。我们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以，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自从看到陈主任的接电话后，心里一直在想，“多咱了，咱也装个电话，咱也谝谝……”我家住在北下坡，往南有好几个家属院，居住的外地在各机关工作的干部，有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各局局长、厂长等等，他们在此多年居住，生活水平，要比我们好多了，也没见谁能装上电话。有一天，在赵家过道听到了，家属院西头的屋子里，从后窗传来了阵阵电话铃声，后来才知道，是弓医生的父亲弓少峰，从洛阳离
第一次见到打电话，那还是在1976年初，父亲出诊到“市管会”，给陈主任看病。家里来人看病，母亲命我去把父亲叫回来；一进门，父亲正在开药方，一旁的陈主任正在接电话，电话的接听桶是黑色的，线也是黑色的，在木头的房柱上，一个大钉子上，挂着两个红黄相间的干电池，像茶碗那么粗，有大半头砖那么长，一头线连着电话，另一头连着线，通向屋外，黑色的电话机上，有一个可以摇动的手柄。我仔细地打量着陈主任接电话的姿势，和说话的口气，仿佛看到了电影中的现实版……“喂！喂！是临洺关公社配件厂吗？”这是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几个同学，把到小学后边的平房上，把预先接好小喇叭的两条线，挂在通往修配厂的电话线上，听到了这个声音，吓得都不敢说话了，领头的同学说，“都得诀誓，谁也不能说……”那时的电话室外线，其实就是两根铁丝，挂小喇叭时，还的用砂纸磨磨，电线杆子是像檩条一样粗的黑色木头柱子；通往三里岗砖厂的野外电话线杆子，都是用水泥浇灌成型的方形柱子，内部龙骨却是芦苇，一遇风雨天，就有刮倒的电话线杆子，种地的社员们都说，“这不是瞎胡闹嘞！”后来才知道，那时的电话号码是三位数，打电话时，必须得“要”，才能接通通话。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富裕了，六道街内逐渐听说，“谁谁谁按上电话嘞！”如同刮风一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倘若想和外地的亲戚联系，便到捏家说好话，他哥哥、他叔叔地供着笑脸，试探地说，“使使恁的电话吧？！”答应了就好，“欠费嘞！”这就是不给面子，也便有了隔阂了。我们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以，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自从看到陈主任的接电话后，心里一直在想，“多咱了，咱也装个电话，咱也谝谝……”我家住在北下坡，往南有好几个家属院，居住的外地在各机关工作的干部，有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各局局长、厂长等等，他们在此多年居住，生活水平，要比我们好多了，也没见谁能装上电话。有一天，在赵家过道听到了，家属院西头的屋子里，从后窗传来了阵阵电话铃声，后来才知道，是弓医生的父亲弓少峰，从洛阳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