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六、管仲的教育及教育管理思想
2014-04-16 16:57阅读：
管仲对教育及教育管理的论述和实践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对教育的社会作用，对道德教育、社会教育及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贡献，对社会生产、国家的富强、社会稳定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分别论述于下。
一、
管仲论教育的社会作用
管仲在《管子·五辅》中说：“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他把“务人”当作天下顶重要的大事。他认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一定要重视教育。他把培养教育人看成百年大计。他在《管子·权修》中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他认为，君主假使能够这样做，其效果将是神奇的，这是称王天下的唯一门径。虽然管仲是为统治者着想并为其服务的，但他能认识到依靠长期的教育培养人才，使用起来有神奇的功效，是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成为我国千古流传的名言，一致影响着中国历代。
教育也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之一。管仲在《管子·牧民》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说明道德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他又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他把“四维”比喻成网上四角上的绳索，藉助于四维，网的纲目才可以张开。他反复强调“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家缺了一维，国家就不稳；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这说明抓好社会道德教育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管仲已经认识到教育与经济、
经济与道德的密切关系，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明确深刻地揭示教育受社会经济的制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郭家齐、赵发中《论管子的教育思想》，文载《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第201页）教育是以必要的物质为基础的，物质对教育起着决定的作用。但也不是民众富裕了，自然就会懂礼节，知荣辱了。在使他们的生活富的同时，必须对他们施以教育。
教育对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管子·小匡》中关于“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教育思想就充分说明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管仲还认识到教育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移风易俗有重大作用。他说：“牧民者，使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通过教育，民间的“邪行”和“淫事”大大减少，社会风气就会好转，百姓就会有安定的社会生活。
二、管仲的道德教育思想
管仲的道德教育的内容是“礼、义、廉、耻”等行为规范。“国之四维”即“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枉从”。其中把“礼”与“义”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礼”是以社会的尊卑为前提，把是否逾节作为衡量每个人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管子·五辅》中说：“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叛）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可见，管仲对“礼”的阐述相当全面，在我国封建道德及伦理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管子·五辅》中对“义”也作了详细的解释：“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
即以孝悌慈惠养亲戚；以恭敬忠顺来事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袒罪，用节省俭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备敌寇。管仲又说：“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谐；和谐然后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
管仲对“廉耻”也有论及。他在《管子·权修》中说：“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如果“货则上流（即财货贿赂往上层），赏罚不信，民无廉耻”，想取信于百姓和士兵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廉耻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阶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讲究廉耻也是百姓应该做到的社会道德。
管仲强调：实施礼、义、廉、耻教育的方法应从小处抓起，这是治国的根本。他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管子·权修》）即是凡是统治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坏事。因为，小的坏事是大的坏事产生的根源。不禁止小坏事而要想大坏事不危害国家，是办不到的。“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管子·权修》）管仲还强调：实施诚信教育在行为上要有严格的规范。他在《乘马》中要求：“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即非诚信的商人，不得靠经商吃饭，非诚信的工人不得靠做工吃饭，非诚信的农民不得靠农业吃饭，非诚信的士人不得在朝中做官。管仲把社会道德教育与人们的饭碗联系起来，使人们不得不讲诚信。总之，管仲这种以礼义廉耻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不仅在实践中收到应有的效果，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形成也有特殊贡献。
三、管仲的社会职业教育思想
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培养大批人才以适应生产的需要，管仲实施了“四民分业”定居的社会职业教育。《管子·小匡》记载，他让“士、农、工、商”分别在有利于他们生产、生活的“社区”去居住。“四民分业”聚居有以下好处：一是“群萃而州处”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生产和流通的环境。相同行业，住在同一“社区”，可以经常交流，有助于生产发展、技艺的提高和货物的流通。二是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环境。“四民分业”聚居“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这样就能做到“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三是有利于国家对各“社区”施行有针对性的社会职业教育。
1、“士”的教育：管仲为了培养大批人才，首开大规模“养士”之风。他把齐国的“士”定为四民之首，给予他们较高的待遇和地位。让“士”集居于国都之内，由官府提供生活所需物质，以便使“士”能“处燕闲”，即“脱产”学习文武知识，对“士”及其子弟进行礼、义、孝、悌等教育，以提高其伦理道德水平。同时对“士”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如每年春秋对“士”民进行“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管子·小匡》）即在春天田猎叫蒐，训练入兵；秋天田猎叫狝，训练出兵。加上必要的军事知识，以提高他们的实际作战能力。平时“士”是齐国的知识阶层，战时是齐国的军人，优秀的“士”还可以提拔为官吏。当时齐国并不富裕，养士数万人，他还不断将农民中的优秀者提升为士，以增加人才的来源。（郭家齐、赵发中《论管子的教育思想》，文载《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第207页）
2、农事教育：主要是提高农民素质。管仲极力规劝百姓重视农业生产。他在《牧民》中劝民“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农民子弟“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即是说农家子弟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才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
3、工商业教育：主要在提高工商者的素质，并使工商业子弟能“子承父业”。《管子·小匡》中说：“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即要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的活路，分别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即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家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讯。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估计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旄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就有余。奇异的商品经常来到，珍奇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女，使其自然就学会了。这对开发民智，凝聚民心有一定作用。
管仲“四民分业”的职业教育思想有以下特点：
（1）对富国强兵、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有相当的作用。
（2）重视环境、实践在职业教育的作用。管仲重视在实践中发展人的创造才能。在教育观上，采取自然主义态度，基本属于环境决定其教育过程、方法和原则，这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低级形式。
（3）重视子承父业、家业传世的家庭教育，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有了官办的职业学校，可是这种家庭职业教育还是存在的，特别是一些特殊技艺的行业。
四、管仲的教育管理思想
1、实施官府教育。管仲重视依靠行政组织进行教育管理。《管子·小匡》中记载：“明智礼以足教之”，即申明知识和礼节来教育人们。尤其注意通过地方基层组织及官员对人民进行教育。如“乡建贤士，施教于国”，“设乡师以说导之”，作为“牧民”
的重要措施，使老百姓乐于接受。这种教育传统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由来久远的。
2、建立制度，制约引导。管仲通过国家制度来引导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秩序的方法，如“选贤”、“举恶”制度。通过“选贤”推选有德行的贤人，要求“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悌于乡里，有则以告。”（《管子·小匡》）同时还派专人负责对士、农的选拔，“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即士，立身谦恭，尊重老人与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属于次等；具备一个条件的属于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而且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的，属于下等。国家派专人负责管理工匠、商人的选拔。“应于父兄，事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即顺于父兄，事长敬老，接受任务严肃对待，有此三者，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属于下等。“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子·大匡》）管仲进一步将被推荐的人的情况及推荐意见上报国君，并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通过“贤士”的评选、任用，形成了正确的社会道德价值导向，引导和激励人们积极践行统治者要求遵守的社会道德。与此同时，还把“选贤”与“举恶”结合起来，通过“举恶”让行恶之人受到惩罚，要求“对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下比，其罪五。”（《管子·小匡》）从而产生震慑作用，使人们去恶扬善。这种“选贤”与“举恶”相结合制度，使“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
（《管子·小匡》）借助这种制度的强大影响，使其深入人心，使人们切实践行。（见迟丕贤《试论管仲的道德教育方法》《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
3、定期考核官员。管仲用定期考核的办法，促进官员修德进贤，同时发现有违法犯罪等问题进行整治，使整个社会秩序明显好转，整个社会“陈力尚贤，以劝民智”，尊崇贤士，以奖励人们求知。创造人们勤奋向上、好学求知的社会风气。管仲大力选拔有能力、有技术的人担任各种重要职务。如管理山林湖洋的“虞师”，负责管理农业的“司田”，负责管理工业生产的“工师”，负责全面安排农村工作并巡查督促的“乡师”等，使他们有职有权处理所负责的事情。
五、管仲的教育理论与方法
《管子·七法》中说：“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即不明白教化而想移风易俗，就好比早上制造的车轮晚上就要乘车一样。何谓“化”？如何“化”？管仲根据他治国治军的实践经验，概括了一套“化”的做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用现代的话说，即：一曰：渐也，即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操之过急。二曰：顺也，顺从，服从教化，服从管理和教育，不要有逆反心理。三曰：靡也，磨练，要经久耐磨，千锤百炼，勤学苦练。四曰：久也，熏陶，创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气氛，潜移默化，感化、影响人们。五曰：服也，适应，培养适应能力，使能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六曰：习也，习惯，遵循客观规律，形成习惯，使之成为常规、自然。
教育和教学都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因而也是科学的。教育和教学都需要“顺”，不难设想，学者有逆反心理，不服从教育和管理，就很难进行教和学。教育和教学还需要学生磨练，勤学苦练，这样才能掌握知识，学到本领。“久”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教育者对学习者要重视环境的熏陶，重视潜移默化，重视创造有利于学习的气氛，来感化、影响学生。“服”是要求教育者要培养学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能适应变化的环境，这样的人才有创造力。最后一条是要教育学生遵循客观规律，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习惯，这样才能有利于智能的发挥。这些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在当时有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也有值得参考之处，不仅对社会教育而且对学校教育也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