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自然的意义 浦立昕 苏明海
2007-06-19 08:41阅读：
陶渊明和梭罗的自然比较研究
陶渊明，中国东晋杰出诗人，也是当时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诗歌从生活出发，将生活感受升华为哲理，又把这种哲理诉诸诗歌的语言和形象，因而其诗歌带有浓郁的哲理意味。沈德潜认为诗“贵有理趣”，陶渊明的诗便是最有理趣的，他的诗歌既描述了日常生活又富有哲理。陶渊明思想的内核是崇尚自然，“返回自然集中的体现了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只有回到自发的状态与自然保持一致，才能得到自由。”无独有偶，美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亨利大卫梭罗。虽然“在他那个时代，他被斥为一个不久将被人们遗忘的小作家，然而在今天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被看作是19世纪配得上伟大的称号的美国少数的几个作家。”这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表现得自然保护以及返回自然的思想，因为梭罗在今天已经被视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主要的环境阐释着和第一个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圣人。陶渊明和梭罗虽然在时代、国度和文化背景上均相距甚远，但是他们却又一个共同之处-----回归自然，本文旨在从回归自然的角度，在哲学渊源和回归自然的意义两个层面上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他们提供一种对话的可能。
陶渊明和梭罗回归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们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在陶渊明看来，人不能被如同罗网和樊笼世俗社会束缚了天性；隐居山林，躬耕田园最符合人的天性。他在《归去来辞》中咏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又在《归园田居》其一种描述他从世俗社会引退到自然的喜悦；“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
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 久在
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种由回归自然引发出来的喜悦是来自他的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陶渊明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人既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就应该避免世俗
的干扰。隐居山林，躬耕田园最符合人的本性。人若能摆脱世俗社会名利的干扰回归自然，就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陶渊明作品中鸟的意象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的表征。他吟唱归鸟：“翼翼归兮．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
栖。”又日：“云无心以出山岫， 鸟倦飞而知
返”(归去来兮辞】。非但如此，他从归鸟的意象中悟出人生的真谛。《饮酒》其五：：“山气日夕嘉，飞鸟相与还。此间有真
意．欲辩已忘言。”
虽然袁行霈先生指出：”“诗的末尾两句涉及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乃是当时的士大夫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陶渊明“无意用诗歌作玄学的图解，他只是从生活中体验到一点真理”所谓的真理，以陶渊明的话讲，就是真意。意指飞鸟晨出夕归，眷恋山林，宇宙万物莫不顺乎自然，人本是自然的一分子，理应回归自然。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老庄哲学有着亲缘的关系，因为“在古代思想中，道家最注重自然主义。到南北朝时期，道家之学益盛，道家之学，当时谓为玄学”。这里的自然主义乃是一种崇尚自然的思想。换言之，“自然之说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思想，肇源于先秦的老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这种思想经两汉逆转以后，到汉魏六朝始为盛大，有人曾把魏晋的学术文化称作自然主义，也是从这个意义去说的。然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和当时的玄学存在着一些不同，”，对于陶渊明来说，确实他始终信奉的人生哲学，他可以从容的实践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这种崇尚自然的思想和诗歌是完全一致的。她的创作既不矫情，也不粉饰，生活中有了感触便诉诸于笔墨，一切如实说来，真率而又自然。对陶渊明而言，“崇尚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便是他的创作态度。这种创作态度也体现了他的美学理想，即自然之道。袁济喜指出六朝时期在审美理论上“倡导构思时顺从创作规律的自然发展，讲究自然之趣。六朝以自然为美的审美意识的形成，是对当时过于华糜的美学情趣的否弃。六朝以后，天真自然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审美规范”。在诗歌中以自然为美的艺术情趣和诗人生活、理想的一致性成为一种追求；而这一点，在东晋的陶渊明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梭罗在其传世之作《瓦尔登湖》中同样表现出崇尚自然并回归自然的思想。然而，与陶渊明以魏晋时期的玄学为基础的不同是，梭罗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是以超越主义为期哲学基础的。虽然他并没有真正从哲学角度来讨论人与自然、灵魂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中，自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梭罗是一位切实的大自然的热爱者，在自然中漫步，是他一生最喜爱的运动。他对家乡十分了解，爱默生曾论及梭罗：“梭罗先生竭尽全力把它的天才奉献给他家乡的田野和山山水水”，“他非常熟悉乡村，就像那里的狐狸和小鸟一样。”梭罗了解自然是为了写作，“他的腿所走的每一步对他都是必要的，它走过的路有多长，他的写作就有多长”。他的写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探究人生的意义，体会社会的真谛。在《没有原则的生活》一文中他开宗明义的呼吁：“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度过自己一生的方式。”他认为探究人生的意义是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哲学家“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的爱智慧，过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不但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中，解决生命中的一些问题”梭罗坚信，人生的终极意义或者“生命中的一些问题”都需要从自然中寻求答案，因为“在本质上，梭罗是个乡民，梭罗相信通向天堂的路在土地上，而是不在波士顿的鹅卵石路上”。基于这个原因，梭罗离开了城市生活，独自到瓦尔登湖边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那里独立生活了两年多。正如他宣称的那样：“我之所以来到森林，是因为我希望深思熟虑的生活，希望仅仅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一看我能否学会生活所需要必须教导的东西，当我将来死的时候，不会发现我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过一种不是生活的生活，因为生活是多么宝贵，我也不希望顺从的生活，除非他是完全必须的。我希望深入的生活，吸取生活的全部精髓。”梭罗到森林中过一种孤独安宁的生活，正是为了证实他的一个信念，一个人生活的越朴素，生活欲望越少，就越容易和自然界协调一致，发现自然界的奥妙，体会生活的真谛。只有在自然中才能达到精神和灵魂的升华。
梭罗崇尚自然并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和超验主义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超验主义者相信,人的灵魂中有一种直觉的能力，通过直觉感受，可以做到个体灵魂与超灵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达到个人精神与宇宙精神的统一。因此，超验主义者提倡远离物质社会的“非人”生活，接近自然，回归自然，获得最高的精神体验。正如爱默生所言：“对心灵产生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自然。”只有在自然界中人们才能寻求安慰和宁静，人的灵魂和情感才能净化。梭罗在瓦尔登湖边两年多的生活正验证了这种思想。
陶渊明和梭罗崇尚自然并回归自然的思想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即魏晋时期的玄学和美国19世纪的超验主义。然而，不同的哲学渊源在对两个人产生影响时，却出现了一个共同点：浪漫主义精神。美国的浪漫主义虽然受到来自英国和德国的思潮影响，但它还是表现了一些美国化的特点。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浪漫驻以在本质上是全新和异质的地方精神，表现出一种“真实的新经验”，并包含了一种区别于其他的“异质的要素”。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的中心是“新英格兰地区，主要表现形式为超验主义”。1836年，爱默生的《自然》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浪漫主义运动新的顶峰阶段：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无独有偶，在魏晋时期，“无论在学术的研究上，文艺的创作上，人生的伦理道德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解放与自由。这种特征，与其说是自然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冯友兰先生对此也持有相近的观点，他说：“我承认，我还没有懂得英文浪漫的全部意义，但是我揣摩着，这两个词语风流真正是大致相同。”众所周知，“风流”正是魏晋时期玄学的一个重要思潮。因而在这一个意义上陶渊明和梭罗就走到了一起，他们崇尚自然并在生活中实践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寻求精神的自由和愉悦。
这种在浪漫主义光环下照耀下的共同点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摆脱世俗社会干扰，追求个人精神自由。陶渊明历经沉浮，他敏锐的感受到社会的各种弊端，因为厌恶这个社会，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桃花源记》就为我们呈现了其理想生活的图景，那种怡然自得的心情不仅意味着一种隐逸的，不受外界干扰的物质生活状态，而且还意味着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梭罗退隐到瓦尔登湖畔实践一种孤独的生活，部分原因是“他觉得生活在社会中不自在，是虚度光阴，有种失败的感觉”。但更重要的是“梭罗对大自然真挚的爱，出自他的本性”。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竭力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因为“人类在物质上的粗俗是需要竭力避免的一种传染病”——从而转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正如他在《瓦尔登湖》里描述的那样，“我在我内心发现，我又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究精神生活的本能。”
崇尚自然的思想对陶渊明和梭罗的生活有指导性意义，在生活中他们实践了这种思想：回归自然。虽然他们崇尚自然的思想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但是回归自然对他们而言确实有着相同的意义：如何保全人的本性而不被社会所异化。世俗社会中的人们都在追求财富，渴望成功，对此，陶渊明哀叹“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并最终决定放弃世俗的名利而隐逸与自然。梭罗针对19世纪美国物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尖锐的指出：“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渐渐把人类逼入一种尴尬的角落。人类越来越相信自己在社会发展中可以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社会的机器。人类“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有时间来作别的”，并且“人类已经成为他们工具的工具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在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而在梭罗看来“大部分的奢侈品，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有妨碍”。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愈多，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愈少。最终，人类的本性就迷失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当中，因此，陶渊明和梭罗都呼吁人们减少对物质所生活的追求，转而投入对精神生活的探询。为了追求精神生活，个人就应该简化他们的物质生活，梭罗对人们急于获取财富，取得所谓的成功大惑不解。他发问：“为什么我们这样急于成功，而从事这样荒唐的事业？”人类本可以和简化他们的物质生活，因为“他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就此，他坚持“不论你的生命如何卑贱，你要面对他，生活她，不要躲避，尽管贫困，你要爱你的生活，人的灵魂所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来买的”但是简化物质生活追求精神生活，并不意味着必须像隐士一样离群索居。在乡村或者自然中生活固然是一条接近真理或者精神的途径，然而，“心远地自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决定着它的物质生活。梭罗自己就宣称“我本性并非隐士”“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当个人减少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二转向精神生活以后，他既能关注并发现自然之美，进而获得精神的自由。
简单的生活和平和的心态使陶渊明和梭罗能够通过自己的劳作来做一种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在劳作中，他们体验到一种精神的满足感和自由自在的心态。陶渊明在一首诗中描写他种豆得场景和在劳作中得到的精神愉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样，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种豆”一章也多次描写从劳作中获得精神的愉悦感。在劳作中，梭罗和自然——大豆在距离上已经消失了。梭罗记叙到：“我爱上我的一行行的豆子了。他们使我爱上了我的土地。我珍爱它们，我为他们松土，除草，从早到晚照管它们，这算是我一天的工作。”在梭罗的照料下，“那些豆子很快乐的回到了培养他们的野生的原始状态下，而我的锄头就给他们高唱了牧歌”。在这里，人与自然都沉浸在一种愉悦的状态之中，对自己，对未来都有一种希望和自信。“当我回身在耕种的时候，我就充满了不可言喻的自信，平静的怀抱着对未来的希望，继续我们的劳作”。这种对未来的自信和精神的满足在他们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因为他们的同代人都迷失在一个急于取得功名利禄的成功之中，社会是一个名利场，很少有人看透，幸运的是，陶渊明和梭罗做到了。因而，他们呼吁人们放弃或者减少物质生活的追求而转向精神生活的追求，呼吁人们回到一种简单朴素的状态，依次来避免人的异化，保全人的本能。他们相信回归自然，实践简朴的生活，就有可能回归人的本性。怀着对简单生活和质朴的人性的追慕，陶渊明和梭罗甚至希望从上古或者原始时代或者精神的力量一避免人的异化。他们相信在那样的社会中，人的本性是质朴的、简单和纯洁的，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异化，人们虽然拥有富足的生活，他们却“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对于陶渊明和梭罗而言，精神的自足和自由终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只有保证精神的自足和自由，才能保全人的本性，避免异化。这便是他们回归自然思想所拥有的相同的意义。因此，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组诗中表达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作为超验主义者的梭罗也实践者超验主义的主张：“回归自然，沉浸于自然的影响之下，你将会再次获得完整的精神。”
对陶渊明和梭罗而言，虽然他们有着不同时代，国度和文化背景，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热爱自然，关注自然，并回归自然。只有在自然中人才能达到精神和心灵的升华。他们从自然中领悟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注重所谓的“真正的生活”。在“真正的生活”中物质部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的富有与崇高。在他们身后，人类文明又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即使在今天，他们的哲学思想仍具有启示意义：人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中，虽然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但是“大部分的奢侈品，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中，他们的哲学思想还为中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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