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有时很能吸引眼球，但用来解释历史变化总显得不伦不类。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被冠之以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冲突，并暗含着草原文明更符合生态文明的意味，而且模糊了双方的是非曲直。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双方的关系，那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在夏商周时代，双方是杂居在一起的。真正的夷夏之分并不是很分明。并且在野战中，中原民族也并不是过于惧怕蛮夷。在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中，形成了华夏主体的国家形式，也把夷夏观逐渐的确立起来。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并用万里长城作为分野，双方形成了超时空的爱恋。
长城的这边，秦王朝为主体的大一统模式如火如荼的发展。在长城那边，草原民族也要互相追逐，寻找自己的王者。在广阔草原中，各个民族相互厮杀，锻造出了草原民族的全新国家模式，出现了新兴的奴隶制国家，这也成为中原王朝强大的敌手。他们统一在匈奴的旗帜下挑战汉民族的权威。
从大历史的角度，很难讲清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但在具体的王朝史中，游牧民族的烧杀掳掠不能不说是邪恶之源。草原帝国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使中原地区的政治进程加快。否则，汉初的黄老学说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主流。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将没有市场。有了外敌的存在，中央集权的模式才能够顺理成章，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
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渐深化，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逐步深入。王朝也逐渐由中原向边疆扩展，那么此后的政策就带有侵略性质了。汉朝中后期的羌族问题就是士大夫阶层不断扩大权力，导致的全新民族问题。孟获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南方，吴国一直在打的土蛮，其实都是在扩大汉民族的权力边界，压榨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必然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但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缓慢，因而无力抵挡这种民族扩张，各个少数民族开始被迫臣服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惨烈，但中原政权以文明自居，也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也在享受着这种扩张政策带来的益处。
但随着晋朝的崩溃，这些被迫的归附者开始了反叛的历程，并以五胡乱华的面貌出现。在我看来这是历史大轮回的复仇。双方在血与火的拼杀中进行了妥协，少数民族开始了逐渐汉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出现了太多的反复
在夏商周时代，双方是杂居在一起的。真正的夷夏之分并不是很分明。并且在野战中，中原民族也并不是过于惧怕蛮夷。在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中，形成了华夏主体的国家形式，也把夷夏观逐渐的确立起来。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并用万里长城作为分野，双方形成了超时空的爱恋。
长城的这边，秦王朝为主体的大一统模式如火如荼的发展。在长城那边，草原民族也要互相追逐，寻找自己的王者。在广阔草原中，各个民族相互厮杀，锻造出了草原民族的全新国家模式，出现了新兴的奴隶制国家，这也成为中原王朝强大的敌手。他们统一在匈奴的旗帜下挑战汉民族的权威。
从大历史的角度，很难讲清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但在具体的王朝史中，游牧民族的烧杀掳掠不能不说是邪恶之源。草原帝国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使中原地区的政治进程加快。否则，汉初的黄老学说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主流。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将没有市场。有了外敌的存在，中央集权的模式才能够顺理成章，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
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渐深化，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逐步深入。王朝也逐渐由中原向边疆扩展，那么此后的政策就带有侵略性质了。汉朝中后期的羌族问题就是士大夫阶层不断扩大权力，导致的全新民族问题。孟获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南方，吴国一直在打的土蛮，其实都是在扩大汉民族的权力边界，压榨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必然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但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缓慢，因而无力抵挡这种民族扩张，各个少数民族开始被迫臣服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惨烈，但中原政权以文明自居，也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也在享受着这种扩张政策带来的益处。
但随着晋朝的崩溃，这些被迫的归附者开始了反叛的历程，并以五胡乱华的面貌出现。在我看来这是历史大轮回的复仇。双方在血与火的拼杀中进行了妥协，少数民族开始了逐渐汉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出现了太多的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