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有“银作局花银”字样的银锭是明代宫廷内府银作局铸造的皇室用银，存世很少。1956年5月定陵出土了大小不一的银作局花银16件银锭，分别为10件三十两、4件二十两、2件十两。1968年5月余姚县南山公社袁马大队袁炜墓中发现一件重五十两银作局花银银锭。2001年4月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一件50两银锭。2004年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一件银作局花银五十两银锭。2007和2008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两件永乐六年的银作局花银五十两银锭。这些银锭的形状都为宽扁束腰型，耳翅圆矮，有的还经过修剪。铭文均为刀刻，早期的铭文亢长且记述完整。后期的铭文简单，仅银作局花银重多少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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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空前集中的朝代，内府的宦官机构庞大，囊括了内宫一切事务及部分其他的非宦官机构以及本属外朝官员所辖的许多事务。以内府手工业为例，有四司八局十二监，共24个衙门。皇帝需用的各种手工业品基本上是由内府制造，因而在内府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手工业生产作坊，是明代官方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包括：惜薪司、宝钞司、钟鼓司、混堂司。八局包括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银作局是明代宦官职掌的二十四衙门之一，是专为宫廷的制造金银器饰的作坊。银作局设于洪武三十年，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后改设掌印太监一员。银作局所造的金银钱、金银豆叶、金银锭等主要是供赏赐之用。银作局的工匠人数一般在二百至三百人之间，规模较小。位于故宫旁的西华门大街一带。
明代崇祯年间宦官刘若愚撰写的《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中记述道：“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数员，写字、监工数十员。专管造金银铎针、枝个、桃杖、金银钱、金银豆叶。豆者，圆珠重一钱或三五分不等，豆叶则方片，其重亦如豆。不拘，以备钦赏之用。又，造花银，每锭十两不等，止可八成。又，祖宗旧制，有票儿银者，重十两、五两、三两、一两至一钱之方块也，其色止有六七成，有分两印字。逆贤擅政，久废不造，止以细丝银分赏，遂失祖宗节省之意，可惜甚焉。”从上述文献中得知，银作局除了造金银器饰外，还铸造十两花银锭。不过该书成书于崇祯年间(1628—1644年)，记录的是晚明宫廷的情况，因此，其所记录的难免与早年铸造的银作局银锭的情况有所差异，事实上，从出土发现的银作局银锭上看，存在比十两重的20两、30两和50两。从其形状和铭文也明显有先后两种类型。其中2007年和2008年嘉德拍卖的两件和梁庄王墓出土的一件都有永乐纪年，是属于同一形制。其铭文分别为：“陆字一千六百七十号银作局永乐陆年十一月内销熔花银五十两重 作头顾阿福等 匠人仇士平”、“陆字陆百七十七号 银作局永乐陆年十月内销熔 花银五十两重 作头顾阿福等 匠人陈铁仔”。以一件银锭为例，其宝面上端刻千字文编号，即“陆字一千六百七十号”，下面直书三行字“银作局永乐陆年十一月内销熔花银五十两重、作头顾阿福等、匠人仇士平”。意思是该锭是永乐六年十一月银作局销铸的花银，重五十两，作头是银作局里面的管理工匠的人，该锭的作头是顾阿福等人，匠人为仇士平，该锭编号为陆字一千六百七十号。另一件编号为“陆字陆百七十七号”的铭文也大同小异。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一件铸造时间为永乐十八年四月，宝面不用千字文编号了。该锭铭文为：“驾银作局销熔花银五十两重监销银锭官秉魁 作头余添保等 匠人计保保 永乐十八年四月日”分五行直书于宝面。“驾银作局销熔花银五十两重”中的“驾”即是“随驾”，字面意思是跟随帝王左右，这里的意思是该银锭为皇帝命银作局销铸的赏赐银锭。刻有监督销铸银锭的官员秉魁的名字，表示皇帝对这些赏赐银锭重视。作头是余添保等，匠人计保保。同时，梁庄王墓还出了大量金银器和两件五十两金锭。其中一件铭文为：“随驾银作局销捌成色金伍拾两重 作头季鼎等 匠人黄闵弟永乐拾肆年捌月日”。与银锭的铭文如出一辙，也是皇帝为赏赐特铸的金锭。梁庄王朱瞻垍，生于明永乐九年（1411）岁次辛卯六月十七日，是仁宗昭皇帝朱高炽的第九子。梁庄王的祖父是明成祖朱棣。永乐22年（1424）封梁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正六年（1441）薨，死后葬于钟祥城东南石门山（今钟祥长滩星光村）。其墓出土这样的金银锭，显然是生前皇帝赏赐物品。
该三件永乐年间铸造的50两银锭，造型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前两者有千字文编号，后者没有。用千字文编号是便于统计数量，从这两锭的编号：“陆字陆百七十七号”、“陆字一千六百七十号”可以看出，当时银作局所铸的银锭数量不少。
银作局银锭另一种形制是以浙江余姚袁炜墓出土的五十两和定陵出土的三十两、二十两、十两银锭为代表的出现在嘉靖、万历年间的式样。其式样与永乐年间的类似，但铭文简单且刻字粗糙，通常是“银作局花银XX两重”。袁炜（1507～1565），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翰林院编修。其才思敏捷，善作青词，深得嘉靖皇帝的赏识，官职礼部尚书，户部寻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典参务等。生前得皇帝的赏赐不少，从其墓出土金银玉器和银作局花银等四件银锭就可以得到证明。定陵共出土银作局银锭16件，形状铭文都一样。重量不一，其中万历帝棺椁里出土三十两4件，二十两4件。皇后棺椁出土三十两6件，十两2件。2004年秋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也拍卖一件银作局花银五十两银锭。虽然不清楚出土于何处，但其形制和铭文与袁炜墓和定陵出土的一致，品相极佳。
从目前发现的银作局银锭的出土情况看，基本是出土皇帝、藩王及大臣等墓里，为皇帝自用或赏赐藩王及大臣等用的皇家白银。虽然出土数量有限，仅限于永乐和嘉靖、万历三朝的样式，很难让我们全方位地去认识历朝银作局铸造银锭的形制和变化。尽管如此，这些为数不多的银作局银锭如冰山一角般地显露出其真实的一面，也是我们研究明代皇室宫廷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