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砂罐”及其他
2009-05-13 17:10阅读:
敲砂罐,是四川方言中的词汇,指用枪击人头部的方式来处决犯人。因子弹穿过人头颅后,颅内脑髓、鲜血等物会瞬间喷涌而出,状似敲碎一只装满泥沙的陶罐(我未亲见,听人描述过),故俗称敲砂罐。
看了鲁迅的小说《药》,想到了这个词。
顺便还想到了另一个词——砍脑壳。
敲砂罐、砍脑壳,这是我们今天在电视里经常看到的两种杀人的方式(特指以官方名义的杀人行为)。砍脑壳多出现在现代火器尚未大规模进入国家强力机构的时代,具体来说就是清朝及其以前的朝代。晚清时节,虽然那时军队已经较广泛地使用洋枪了,但由于习惯等原因,当局依然把斩刑(也就是砍脑壳)作为常规的主要刑罚方式。比如,在《药》里面,夏瑜就是被康大叔执行的斩刑。
敲砂罐,是民国之后的事了。枪决不完全等于敲砂罐,因为有枪击胸部与枪击颅脑的区别,只有枪击颅脑方可被称为敲砂罐。敲砂罐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应是1927年的“四
一二”事件,在那时的“清共”运动中,发现赤党分子,不需要经过麻烦的审判,直接拖至大街,警察或武装军人对准犯人的后脑,一枪毙命即可,快速而随意,确实像打碎一只砂罐。后来,在四九之后的土改中,敲砂罐又颇流行了一阵子。其间,我广大劳苦大众,好像也跟着大快人心了一把。
当然,国人得以熟练而广泛地使用这俩词,与中国的公开行刑的传统有较大的关系。较之敲砂罐而言,砍脑壳的仪式味道要浓一点。那时,除非斩立决的重犯,一般死囚都会押至京城,秋后问斩。古人,重阴阳学说,秋主杀,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在其他时候开杀戒的。行刑之时,有专门的监斩大臣(一般为刑部官员),固定的地点(如京城午门外、菜市口),有定点的时刻(通常在午时三刻),又有专门的炮仗等。当然,还有水泄不通的围观群众。官府出于杀一儆百的心理效应,一般也希望围观群众越多越好,以把惩戒的广告效应发挥到极致。
到了敲砂罐年代,那些仪式手续被精简了许多,甚至有点随意。但有有一点没变,那就是,对杀人
过程的充分展示。
在我小时候,(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老家当地县城处决犯人,依然会事先通知本地居民。对于乡民们来说,那年头看一次敲砂罐,与跋山涉水看一场电影的感官刺激差不多。我现在都还记得,每次叔伯看了城里河坝里面处决犯人的“现场直播”之后,回家转述时,那津津乐道的表情,夹杂着唾沫星子的回放解说。多少又让我想起了《药》里面,茶馆里诸位闲人谈论夏瑜之死的那一段描写。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上高中之时,我还在县城里经历过类似的大场面。每到深秋时节,市法院都会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师范学校召开公判大会,怕观众太少,没有气氛,我们都会被例行组织到临时审判现场去做观众。判毕,一般都会有三五人被审判长当众厉声宣布,某某某,因何罪,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现已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然后五花大绑,背插一划红叉的尖牌,奔城郊河坝而去。然后,街上又会多几张打着红钩的法院布告。
时过境迁,敲砂罐,应该已经成为了历史。行刑方式的文明化、人性化乃大势所趋。人死亡的尊严同生存的尊严,都是人类尊严的重要组成,具有同等的价值。最近几年来,这样的公判大会与公开行刑已经越来越少,死刑的复核权也已经收归到了最高法院。
同砍脑壳一样,敲砂罐虽然已经从生活中消失,但都还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之中。在四川方言里,砍脑壳、敲砂罐二者近义,在使用的范围、频率上有一定的差别。如谁家的小孩子太调皮,大人往往就会暗地说一句,“砍脑壳的”,有时也会在前面加上一个“死”字,“死砍脑壳的”,以加深程度,可表示对人的厌恶之情,甚至表示诅咒。但这个词,表示的又不全是厌恶之情,换个语境,表达的意思,就与厌恶相反,甚至还有点亲呢的味道。如一方被另一方无恶意地作弄了一番,当真相大白了后,也会对恶作剧者说——你这个砍脑壳的。这个词还常用在恋人或夫妻之间,如二人,久别未逢,妻子在提到他时,就会用砍脑壳的来形容他,还会在前面加上一个修饰的定语,我那砍脑壳的。(另有,挨千刀一词与之类似,不赘述)
敲砂罐就要显得冰冷一些,一般不这样说别人,除非为了表达自己的对另一人的极度憎恶,也可用于诅咒。人非正常的死亡的可能有很多,如病死、灾祸而死、他杀、自杀等等,不一而足。但同样是对他人的诅咒,诅咒其被“敲砂罐”,似乎要更恶毒一些,也更能表达诅咒者心中的怨恨之情。这或许是因为敲砂罐会损死者面目,也就是说,死得很难看。再则,“敲砂罐”是政府行为,对于被杀者,就有了死有余辜,永世不得翻身之意了(看来国人的潜意识里是非常信任政府的)。
今天细味这两个词语,砍脑壳也好,敲砂罐也好,都具有四川方言形象生动的特点,但把一个剥夺人生存权利的行为,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个中的血腥、残忍、悲痛全都不见了,还在生活语言中大行其道,成为固定词汇,岂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