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朦胧诗代表人物，左起：杨炼、顾城，牛波，唐晓渡，钟文，北岛
凡走过八十年代的读书人，尤其是喜爱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晓“朦胧诗”。从最初的“不懂”、反感，到后来的大家诵读模仿，朦胧诗成了八十年代初的文化时尚标志！
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像朦胧诗闯入诗坛这样引起人们惊骇万状、激烈争论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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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朦胧诗代表人物，左起：杨炼、顾城，牛波，唐晓渡，钟文，北岛
凡走过八十年代的读书人，尤其是喜爱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晓“朦胧诗”。从最初的“不懂”、反感，到后来的大家诵读模仿，朦胧诗成了八十年代初的文化时尚标志！
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像朦胧诗闯入诗坛这样引起人们惊骇万状、激烈争论的情景。
从197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朦胧诗如一个不速之客突然登上中国诗坛，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争论。
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不速之客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旦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当时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言辞激烈的大辩论。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于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朦胧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
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婷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
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其实，这股新诗潮在“文革”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青年从“地下”悄然崛起，如北岛，他写《回答》是在1976年4月，舒婷写《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这些诗歌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革”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
同时，这些诗歌以象征主义的认知方式，开放式散射结构的创作方法，也使读者感到陌生和震撼，在当时的诗坛犹如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一般。
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实际上是习惯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艺创作方法的人） 为此大为恼怒。有的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的说：“如果思辨的诗朦胧而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
有的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上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
有的习惯性地“扣帽子”：“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
有的甚至打起了“棍子”：“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当然，今非昔比，思想解放的潮流滚滚而来，朦胧诗也拥有了很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首当其冲，他高度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
谢冕说：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谢冕毫不隐讳地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
谢冕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当时《文汇报》、《当代文艺思潮》等报刊上也接连发表文章，反驳了所谓的“看不懂”观点：“懂”，一般是指理性认识。
而诗主要是用形象表达情感，它要求读者像作者一样想象诗中的画面，感受这个画面中所孕含的情感。
朦胧诗的产生首先是因为认识的深化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用过于传统的眼光不容易领会其中的意味。
当年轰动一时的《朦胧诗选》《朦胧诗精编》等诗集封面图
四十年过后，今天我们再来看“朦胧诗”现象，实际上是一个重新认识诗的审美功能的问题。
所谓的“朦胧诗”，是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代青年为主体的早期先锋诗歌运动。
作为一股创作思潮，朦胧诗表达了诗人对前景的迷茫和困惑。因受社会环境影响，诗人不能将自己的心情袒露出来，只能用一种不确定的隐喻与象征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它之所以被冠以“新美学诗潮”，实在是由于大家已经厌倦了中国诗坛长期以来那种粗浅无味的政治诗，诗体变革又总是裹足不前，只停留在半格律诗体和民歌形式上。
现在朦胧诗在内容上突出了“自我”，在抒情方式上重现了前期象征派、现代派的特征，人们觉得怪异和不能接受。
大家知道，新诗始创于二十年代末的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几代诗人的探索和实践，在表现的题材和技巧上演变成一系列的体式：自由体、小诗、象征派、半格律诗、散文美诗、现代主义、乡土诗、朦胧诗、实验诗、新古体诗等。
总的趋势是走向多元化的格局。因此，从新诗发展趋势来看，朦胧诗的出现，只是历史现象的回复而已。
我们从朦胧诗中，可以寻觅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影子。当年的象征派、现代派诗人，善于把欧美现代诗歌与中国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古代的传统与现代艺术互补。
这种美学视野和艺术手法，在朦胧诗中也得到了体现。当然，北岛、舒婷、顾城他们在设置意象、节奏的跳跃，以及形象的立体感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朦胧诗在诗歌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
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朦胧诗伴随着八十年代思想观念的转变，审美情趣的嬗变，留给我们始终是一个令人怀念的记忆。
同样，对中国诗歌发展史来说，朦胧诗无疑是一座具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
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不速之客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旦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当时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言辞激烈的大辩论。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于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朦胧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
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婷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
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其实，这股新诗潮在“文革”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青年从“地下”悄然崛起，如北岛，他写《回答》是在1976年4月，舒婷写《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这些诗歌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革”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
同时，这些诗歌以象征主义的认知方式，开放式散射结构的创作方法，也使读者感到陌生和震撼，在当时的诗坛犹如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一般。
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实际上是习惯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艺创作方法的人） 为此大为恼怒。有的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的说：“如果思辨的诗朦胧而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
有的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上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
有的习惯性地“扣帽子”：“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
有的甚至打起了“棍子”：“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谢冕说：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谢冕毫不隐讳地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
谢冕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当时《文汇报》、《当代文艺思潮》等报刊上也接连发表文章，反驳了所谓的“看不懂”观点：“懂”，一般是指理性认识。
而诗主要是用形象表达情感，它要求读者像作者一样想象诗中的画面，感受这个画面中所孕含的情感。
朦胧诗的产生首先是因为认识的深化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用过于传统的眼光不容易领会其中的意味。
当年轰动一时的《朦胧诗选》《朦胧诗精编》等诗集封面图
四十年过后，今天我们再来看“朦胧诗”现象，实际上是一个重新认识诗的审美功能的问题。
所谓的“朦胧诗”，是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代青年为主体的早期先锋诗歌运动。
作为一股创作思潮，朦胧诗表达了诗人对前景的迷茫和困惑。因受社会环境影响，诗人不能将自己的心情袒露出来，只能用一种不确定的隐喻与象征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它之所以被冠以“新美学诗潮”，实在是由于大家已经厌倦了中国诗坛长期以来那种粗浅无味的政治诗，诗体变革又总是裹足不前，只停留在半格律诗体和民歌形式上。
现在朦胧诗在内容上突出了“自我”，在抒情方式上重现了前期象征派、现代派的特征，人们觉得怪异和不能接受。
大家知道，新诗始创于二十年代末的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几代诗人的探索和实践，在表现的题材和技巧上演变成一系列的体式：自由体、小诗、象征派、半格律诗、散文美诗、现代主义、乡土诗、朦胧诗、实验诗、新古体诗等。
总的趋势是走向多元化的格局。因此，从新诗发展趋势来看，朦胧诗的出现，只是历史现象的回复而已。
我们从朦胧诗中，可以寻觅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影子。当年的象征派、现代派诗人，善于把欧美现代诗歌与中国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古代的传统与现代艺术互补。
朦胧诗在诗歌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
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朦胧诗伴随着八十年代思想观念的转变，审美情趣的嬗变，留给我们始终是一个令人怀念的记忆。
同样，对中国诗歌发展史来说，朦胧诗无疑是一座具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