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告诉祥林嫂“人死后是没有灵魂的”显示了知识分子精神道德上的不足
2011-03-29 17:33阅读：
在鲁迅的小说《祝福》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告诉祥林嫂“人死后是没有灵魂的”？
【参考答案】
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没有勇气正面回答，而只以“说不清”三个字来搪塞，此后匆匆逃走，在不安与不祥中度过了一夜。在对待祥林嫂的疑问的态度上，“我”失去了可信赖性。“我”虽然是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鲁镇社会的黑暗，却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甚至潜意识里想逃避现实矛盾，在失望和痛苦之余希望卸去负疚感，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精神道德上的不足，这种不足正是传统思想在“我”灵魂里的深刻影响。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者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
【原文】
《祝福》里的一情节是“我”回到老家，遇到已经成了乞丐的祥林嫂。
祥林嫂说：“你是识字人，又是出门人，见识多，我正有一件事要问你。” 她走近两步，放低声音问：“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
“也许有吧，我想。”“我”说。 “那么也该有地狱了?” “地狱，论理，也该有。”“我”又说。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就能见面了?”
“实在我也说不清，有没有灵魂，我也说不清……”“我”说。第二早晨，
“我”听外面有人喊，“老了”，“老了”。祥林嫂在别人过节庆祝的日子里死了。祥林嫂走近两步，放低声音问：“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
第二早晨， “我”听外面有人
喊，“老了”，“老了”。祥林嫂在别人过节庆祝的日子里死了。
【网友答案】：“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更基本的是，“我”个有良知的人，因此会对将死的祥林嫂又怜悯之心，如此回答，至少能给祥林嫂一些希望，让她有能量继续活下去。回答者：
小杜子2010
2011-3-24
我同情祥林嫂，不忍心摧毁她残存的一点希望。或者说“我”不能亲手杀死她的精神，让她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
库金宝
2011-3-24
从人道主义角度说，因为她需要精神的寄托，告诉他死后么有灵魂就打碎了她最后的幻想。尊重她的想法最重要。从现实结果角度说，因为她处在自己的世界里，基本上别人说什么她是听不进的，而且她作为旧时代的人，已经失去了相信现代知识思想的可能性。所以说了基本等于白说。从科学考证角度说，事物的确定性，因为人的规律而在不断变化，过去认知有灵魂，现代认知么灵魂，未来可能又有灵魂了，对于自己不确定的事情，还是不要妄下断轮的好。
winniekilly
2011-3-25
这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祥林嫂已经一无所有，灵魂是她心中仅存的对生命的希望，我不忍让它破灭。甚至或者连我都无法确定人死后是否有灵魂。
luckyapplelili 2011-3-25
我这个现代的知识分子也不清楚，也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不清楚的。
林宝坚车
2011-3-25
这正是鲁迅先生的高明之处。“我”开始是很厌烦祥林嫂的，可能这一幕如果发生在文章的开始，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人死后是没有灵魂的”，甚至会批评她乃至嘲笑她，但是，作者的感情随着故事发展而有了转移，进而非常同情祥林嫂，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忍心以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浇灭祥林嫂心中仅存的一星希望之火的！
wangyan6604 2011-3-25
现代知识分子未必确定“人死后是没有灵魂的”。
结局部分：当祥林嫂被折磨得像“木偶人”，丧失了当牛做马的条件后，鲁四老爷就一脚把她踢出门外，使她终于成了“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的僵尸。即使这样，她在临死前，还向我提出了三个问题：
Ａ．“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Ｂ．“那么，也就有地狱了？”Ｃ．“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这是对魂灵的有无表示疑惑。
她希望人死后有灵魂，因为她想看见自己的儿子；她害怕人死后有灵魂，因为她害怕在阴间被锯成两半。这种疑惑是她对自己命运的疑惑，但也正是这种疑惑，这种无法解脱的矛盾，使她在临死前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
从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的宗法制度正是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把祥林嫂活活地勒死的。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正是旧中国千百万劳动妇女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作者正是通过塑造祥林嫂这一典型人物，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地抨击的。
小结：祥林嫂是生活在旧中国的一个被践踏、被愚弄、被迫害、被鄙视的勤劳、善良、质朴、顽强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总之，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是封建礼教对中国劳动妇女的摧残和封建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统治。
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
“我
”棗一个熟悉故乡却远离了鲁镇传统社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
“我
”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
“智识者
”的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不仅如此，
“我
”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这个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祥林嫂的不幸在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饨，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
“我
”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实现了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远距离观照。
关于《祝福》里的“我”
《祝福》运用了鲁迅小说最常用的“归乡”模式，这种情节结构模式的特点是：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构成一个复调。叙述者“我”又常常是一个远离故乡社会环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社会精神和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通过“我”远离故乡又回到故乡并最终离去的人生行程，展示“我”与故乡传统社会的不相容性，并通过“我”的眼光折射出现实故乡的闭塞、衰败和萧索。除《祝福》外，《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等都运用了这种情节结构模式。
在《祝福》里，“我”的行程似乎与《故乡》有着某种承继关系：“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但这次归来已不再存有《故乡》里那种寻梦的奢望，是“早已决计要走”的，因为“我”既已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改变，对“我”来说，现实的鲁镇社会如此陌生，只能感受却无法融入它，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的好运气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身在故乡却时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况且，从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和“不很留”的冷漠里，“我”读出了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并不打算久留。
然而，正当“我”“决计要走”时，却出人意料地与祥林嫂相遇。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棗一个熟悉故乡却远离了鲁镇传统社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智识者”的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我”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这个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祥林嫂的不幸在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饨，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实现了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远距离观照。
所以将“我”推人故事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着知识分子的灵魂。
除直接表现知识分子问题的作品外，《呐喊》《彷徨》里还有很多作品都用了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作叙述人，如《祝福》《故乡风一件小事》等，这就为作者不断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提供了机会。鲁迅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是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把他们看作思想启蒙的主体，希望他们肩负起改革社会的重任。而“五四’时期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本身还有很多弱点，他们必须正视自我，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所以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着精神的酷刑，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灵魂的解剖。
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有没有灵魂”的发问和惨死，“我”发现了自己与鲁镇社会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没有勇气正面回答，而只以“说不清”三个字来搪塞，此后匆匆逃走，在不安与不祥中度过了一夜。既在“我”预料中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计离开鲁镇。
小说的叙事学通常把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分为“可信赖的”与“不可信赖的”②，“前者表现为叙述者的信念规范与作者是一致的，而后者则相背离”③。“我”对鲁四老爷的封建思想观念和伪善持批评态度，对鲁镇的守旧习俗感到格格不入。这些足以使读者把“我”后成“可信赖的”叙述者，但
在对待祥林嫂的疑问和死讯的态度上，“我”又失去了可信赖性。“我”虽然是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鲁镇社会的黑暗，却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甚至潜意识里想逃避现实矛盾，在失望和痛苦之余希望卸去负疚感，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精神道德上的不足，这种不足正是传统思想在“我”灵魂里的深刻影响。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者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
这些叙述者“我”就组成了一个有内在一致性的形象系列。他们都是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保留了更多的真诚和纯洁，不虚伪，不势利，他们爱人类，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思想认识明显高于普通民众，只不过粗糙的现实社会磨损了他们心灵的表面，使其带着累累伤痕，由此也产生了明显的思想局限。
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一面讲述他人的故事，一面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叙述者的心灵历程相成与主体平行的复调，共同“呈现出一个苦苦思索和探求人生之谜的寻路者形象”⑥。
①④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②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
10月版。③周宪《〈小说修辞学〉中译本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⑤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⑥吴晓东《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一期。
http://www.wzmszx.cn/E_ReadNews.asp?NewsID=430
祥林嫂简历、年谱
祥林嫂,卫家山人,可能姓卫,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有一年春上,只有十六七岁、以打柴为生的丈夫 祥林
死了,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便逃离了家中,经做中人的卫老婆子介绍,冬初进了鲁镇鲁四老爷家中做帮工。每月工钱500文。活计虽多且重,但她感到满足。
二十六七岁以前--与祥林结婚。
二十六七岁--春上死了丈夫。冬初逃出家中,经卫老婆子介绍,到鲁镇做工。
二十七八岁--春上改嫁。年底生阿毛。阿毛一岁。
二十八九岁--阿毛两岁。
丈夫患伤寒死去。
二十九或三十岁--阿毛三岁。
三十或三十一岁--四岁的阿毛春上被狼衔去。秋天经卫老婆子介绍,回到鲁镇做工。祭祠时很闲,只烧火。年底柳妈建议她去土地庙捐门槛。
三十一二岁--近秋到土地庙捐门槛。冬季祭祖时节,仍不能拿酒杯和筷子。
三十二三岁--头发花白,记忆尤其坏。
三十三四岁--可能被赶出鲁四老爷家。
三十四五岁--沦落为乞丐。
三十五六岁--沦落为乞丐。
三十六七岁--沦落为乞丐。
三十七八岁--腊月二十四夜里或二十五凌晨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