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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当过扫盲教师

2025-03-24 16:49阅读:
1970年,工厂里的业余学校开始恢复了。这主要得益于业余学校的办学干部和教师们的敬业和执着,一再向当时的工厂领导强调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还搬出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作为武器。虽然那年头还是以大老粗为荣,但终究抵挡不住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的秀才,终于同意恢复业余学校。
那时的办学干部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以办事执着认真著称,凡事只要她认定去办,就会盯住不放,从来没有中途歇手的,人们在背后戏称她为“蚂蟥”。就是她带了几位教师,把在文革初期被砸烂的业余学校一点点恢复起来了,把门窗修好,把日光灯点亮,把散失在车间各个角落里的课桌椅一只只拾回来,工人们在业余时间终于有了个可以读书的地方了。
那年头“读书无用论”还占上风,青年人自诩为“知识青年”,似乎已经是很有文化知识了,报名参加业余学习的倒是以在文革前就参加工作,参加过业余学习的中老年人居多。当时开设的课程,也以高小和初中的语文算术为主。
那时厂里还有不少工人是文盲半文盲,他们连参加高小阶段的学习也有困难,于是业余学校提出了“两级办学”的方针,就是要求车间把文盲半文盲组织起来,开展扫盲阶段的教学。
车间的任务是组织生产,对扫盲没有多少积极性,但厂部已经作了决定,再有“蚂蟥”硬泡软磨抓落实,最终也只得答应组织扫盲。
当时我进厂不久,在学徒期间,没有满师,也不到20岁。一天车间党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把我找去,说要给我分配一项光荣任务,就是要帮助几位老师傅补习文化,争取早日“脱盲”。我入团不久,积极性很高,虽然从未当过教师,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车间里的几名扫盲对象都是技术很好的老师傅,年纪也都有四五十岁了。其中,姚师傅是七级泥工,生产组长,还是车间党支部委员,浦师傅是七级锻工,生产组长,党小组长,董师傅是七级锻工,生产上的一把好手,有三位姓张的师傅,一位是铸工组长,七级造型工,一位是七级白铁工,另一位是六级泥工,还有两位女电焊工,是从铁路局转业过来的,是科班出身技术一流的生产骨干。面对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学生,我这个当
教师的小学徒,难免有点战战兢兢的。
业余学校为我们这个班提供了一间不小的教室,还有识字课本,铅笔橡皮。每星期上两次课,车间里还提供了一点工作时间,即每次上课可以提前一小时洗澡更衣,然后到教室里上一个半小时课,实际上是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各占一半。
这些老师傅干起活来得心应手,手脚十分麻利,但拿起笔来,完全另外一副模样,戴上老花眼镜,手抖得厉害,在小方格簿子上,一笔一划地描,一两分钟也写不成一个字。尤其是到了默生字时,不但写得慢,还常常出现缺胳膊少腿的错字,甚至想了半天,最后只能画个圈。
几星期下来,有几个师傅开始逃课了,总是找个借口,说小组里人手紧呀,工作时间走不开呀,这个活别人干不好呀为理由,以至我每次上课前,都会赶到各生产小组,提醒他们赶快去洗澡更衣,不要忘记还要上课,其实他们说忘记都是假的,受不了一个半小时的煎熬才是真的。
我们班的教室里有六根日光灯,若缺席的人超过两个,就会出现人比灯少的现象,好在几位党员师傅都很自觉,还会帮我督促小组里的其他人来上课,尽管每次都会稀稀拉拉少几个人,但总算没有吃过白板,没有出现过学生放先生假的尴尬局面。
让五十来岁的人识字,实在也是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教的人难,学得人更难,这一点我在当时是体会不到的,因此也没有资格去换位思考。有一次,我去动员一位缺了课的师傅来补课,他对我强调说,我们生在旧社会,没有机会读书,我没有好气地反驳说,你在新社会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了,就算每天识一个字,也早就不是文盲了,弄得他很下不来台。现在想想,说这话是有点太过分了。
几个常缺课的师傅,我总会在上课的次日去回访,他们多数是虚心陪笑脸打招呼,有点“看见老师难为情”的滑稽模样,但到了上课时,又会找各种借口请假。有一次去回访那个缺了课的女电焊工,她对我说,你入了团,还想入党,你要求进步我不反对,可不要来折腾我们阿姨好不好?一时弄得我很没有落场势。不过生产工人是很爽快的,没过几天就来同我打招呼,说自己是大老粗,叫我不要往心里记,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与她倒一直相处得很好。
那时当扫盲小老师是没有任何待遇的,完全是尽义务,不但没有兼课津贴,连工分补贴都没有。不过有一种荣誉感,一批资深老师傅都尊称我为老师,还有一种成就感,就是经过半年的扫盲教育,有几个师傅通过了测试,不再被列为文盲,按当时的说法,被称为是帮助他们“脱盲”了。
当扫盲小老师,是我教师生涯的起点,那段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以致在四十多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上课时的情景,想起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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