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建筑中的结构主义

2016-07-20 01:51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618134874

一下是我为有方九月初荷兰建筑旅行所写的关于荷兰结构主义建筑的介绍。本次旅行正在招募，欢迎大家报名加入。我还写了一点关于荷兰社会文化的一般性的介绍，随后发在这里。

编者按：
从贝尔拉格到库哈斯，荷兰建筑百年，给我们带来崭新的建筑思潮与极具开创性的作品。荷兰结构主义的发展，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个时期。这一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这个低地国家的高度开放性与包容性。
“迷宫式的清晰：荷兰结构主义建筑 . 第1期”即将招募！由拥有荷兰建筑教育和实践背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朱亦民担任学术领队。本文是由他特别为本次旅行撰写的前言。
荷兰结构主义建筑，是在二战后对现代建筑中的功能主义和狭隘理性主义的批判中诞生的。这场运动的核心是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像任何一种思想和流派一样，结构主义的理念和方法不是孤立的。它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欧洲年轻一代建筑师，特别是十次小组的活动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是特殊时期荷兰社会文化条件的产物。
欧洲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了战后重建。现代建筑的功能主义，尤其是雅典宪章的功能分区原则，被当做新的城市规划的方法,被各国用来指导新的城市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那种把城市简化为工作、生活、交通和娱乐四种活动，只考虑物质功能和结构合理性的规划方法，制造了一大批单调乏味、与人的日常

生活和习俗毫无关系的所谓功能城市。这种情况激起了具有独立见解的欧洲建筑师，尤其是战后年轻一代建筑师的不满。
在现代建筑运动最大规模的组织现代建筑会议（CIAM）内部，各国年轻建筑师聚集在反对功能主义教条的旗帜下，利用新的艺术和人文科学思想，对现代建筑中的僵化理论展开批判。这种观念对立和斗争导致了CIAM的解体。以英国建筑师史密森夫妇和荷兰建筑师阿尔多·凡·艾克、雅普·巴克玛以及希腊建筑师坎迪里斯为代表的十次小组（Team X），提出了一系列新设计方法和价值观念。其中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用对具体事物和特定场所的特殊性取代现代建筑思想中的普遍性和均质空间，反对技术至上和不加区别地推倒重来的方法，最终恢复人与其所生活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认同感。

荷兰建筑中的结构主义

《论坛》（Forum）杂志封面

1959年荷兰建筑杂志《论坛》（Forum）进行了改组，凡·艾克、雅普·巴克玛等人成为杂志的核心，更年轻一些的建筑师如赫尔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也成为了编辑。以《论坛》为阵地，凡·艾克等人对荷兰建筑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论坛》杂志成为结构主义的的摇篮。
在改组后的第一期《论坛》中，凡·艾克对荷兰战后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建设表达了不满。他批评荷兰正处在有可能变得无法居住的危险之中，而规划师和建筑师要为此负责。凡·艾克抨击了雅典宪章的功能分区和用高层建筑解决居住问题的模式，并提出另外一种思路。在1950年代初，凡·艾克和巴克玛在一系列大型居住区规划中尝试采用低层、多层和高层住宅混合的形式以建立起一种更加亲密的社区和邻里关系。改组后的《论坛》第二期，以“门槛和偶遇”（threshold and encounter）为主题讨论了室内与室外、过渡领域的问题。凡·艾克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组，对抗现代建筑中的“通用空间”（total space）和均质空间，如内/外、局部/整体、个体/社区、封闭/开放、建筑/城市等。他提出一个格言：一所房子是一个小城市，一个城市是一所大房子。他认为领域感是建立人与环境认同的关键。因此，门槛意味着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而过渡空间（transitional space）是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方面。建筑的价值正在于“之间”(in-between)的领域。

荷兰建筑中的结构主义

阿尔多 . 凡 . 艾克 Aldo van Eyck

凡·艾克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他对非西方文明的了解。自1940年代凡·艾克就转向非西方文明寻求答案，他曾经与人类学家Herman Haan 一起考察非洲的原始部落。他发现在多贡人的聚落中，群体活动与房屋的几何形态之间保持着对应关系，人类行为的意义和空间之间相互协调。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使得凡·艾克关注具体事物和日常生活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在更为理论的层面上，他对现代建筑的“空间”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相对于空间的抽象性，他提出了与某一个具体的位置和场地相关的“场所”（place）概念。
凡·艾克把他的这一套论述总结为迷宫式的清晰，也就是一种辩证对立的建筑关系，既有秩序，又富于变化和多样性，这个概念来自他对北非和中东伊斯兰城市中的高密度街区和集市Kasbah的研究。
1950年代中期，凡·艾克开始设计阿姆斯特丹孤儿院。这栋建筑的建成及其后续的影响，标志着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新的思想和运动登上了荷兰建筑实践的舞台。阿姆斯特丹孤儿院采用了单元式的平面，与当时主流的现代建筑非常不同。按照凡·艾克的解释，这个建筑是按照一个小城市来设计的，它的房间按照孤儿的年龄段，分成10岁以上和10岁以下两个大的组团，每个组团中又按照年龄大小和性别分成四个小组团。凡·艾克把每个小组团当成一个家庭，相对应地建筑空间由大小两种尺寸的穹顶覆盖。小穹顶平面尺寸为3.6m*3.6m,这个矩形小穹顶也是平面构成的基本模数。建造单元和空间单元的相似性形成了凡·艾克所说的可认知、可识别的社会网络。在10岁以上年龄组的家庭单元中，凡·艾克按照普通住宅的模式，把活动室和就餐区合在一个空间中，就像是住宅中的起居室。在这个空间内凡·艾克对室内地面做了高差处理，同时布置了固定家具。每个家庭单元都附带一个室外活动场地，场地进行了设计以激发儿童的游戏和户外活动。单元之间联系的内廊也被处理成“街道”。建筑的建造体系完全遵从单元形式，每个3.6m*3.6m的单元，由柱子、预制联系梁和现浇穹顶构成。柱子之间由玻璃窗或者玻璃砖提供采光，或用双层墙填充。结构和建造体系真实反映在立面上，形成可以清晰辨认的结构体系。穹顶来自于凡·艾克对非洲文明的兴趣，它强化了结构单元的空间感。凡·艾克的设计，使人联想到贝尔拉格所提倡的诚实地使用材料，其结构清晰性和杜依克(Duiker)的露天学校有相似之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在1960年建成，立刻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赞誉，被认为是荷兰现代建筑新的里程碑。它近乎完美地体现了凡·艾克所倡导的观点和方法，即“迷宫式的清晰”。随后凡·艾克的学生和追随者对这个建筑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扩展和深化。

荷兰建筑中的结构主义

阿姆斯特丹孤儿院

1962年，两位年轻的荷兰建筑师Joop van Stigt 和 Piet Blom 进入到罗马大奖的最后阶段，他们的方案都采用了结构单元拼接组合的形式。它们是凡·艾克在孤儿院中所用的空间-结构建造体系（space-structure construction）的变形和发展。 Piet Blom 的方案采用了传统的砌体形式，van Stigt 的设计是一种立体叠加的更为清晰的空间 & 结构体系。因此，一般认为，这一方案对结构主义的产生更为重要。在1960年代初，虽然结构主义还没有很多实施的机会，但在理论和设计方法上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原则和特征。它的基本方式是采用小尺度构件和相同的基本单元构成空间序列，来容纳和限定不同的功能，比如居住、工作、休息等。同时结构主义建筑对灵活性进行探索，强调结构空间体系与人的行为的关联和限定，结构体系应该诚实地表现在内部和外部形式的设计中。
结构主义建筑的基本特征，在1960年代被赫曼·赫兹伯格进一步发展。他先是在Valkenswaard 和阿姆斯特丹市政厅设计竞赛中，探讨了由小构件单元体系构成的空间-结构建造形式。之后在Apeldoom的中央保险公司总部中得以实施。这个建筑于1972年建成，成为荷兰结构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与凡·艾克一样，赫兹伯格对文化人类学抱有浓厚兴趣，凡·艾克的过渡区域、门槛以及房子与城市这样的论述，也是赫兹伯格关注的内容。赫兹伯格也许是比凡·艾克更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声称“我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角度解释集体的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来替代集体对个人生活模式的解释”，并强调“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房子造得相像，这样可以使每个人可以运用他个人对集体模式的解释”，“因为我们不可能造成一种能恰好适应各个个体的特殊环境，我们就必须为个人的解释创造一种可能性，其方法是使我们创造的事物真正成为可以被解释的。”
在中央保险公司总部中，赫兹伯格用对角开放的矩形结构单元作为办公空间的细胞，形成一个矩形群岛，岛之间用桥联系起来。每个单元内可以通过家具摆放灵活使用，相邻单元还可以组成不同规模的办公空间。这种平面和空间组织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对变化的适应性，体现了他所说的相似结构的可识别性，以及个人对集体空间的解释。

荷兰建筑中的结构主义

中央贝赫保险公司总部大楼

进入1970年代之后，结构主义获得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在超大规模的居住区规划设计，校园建设以及重要的公共建筑如市政厅、图书馆等项目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结构主义建筑师作品，其中比较主要的包括Joop van Stigt 在莱顿大学校园的设计，Piet Blom在特温特（twente）的巴斯蒂尔大学规划，以及赫尔曼·赫兹伯格在乌得勒支的弗雷登堡音乐中心等。
在大尺度建筑以及城市规划领域中，结构主义强调了多价空间（multiple space）的重要性以及混合功能和土地使用的方式。与正统现代主义的功能分区相对立，结构主义主张采用混杂功能的方式，以创造更丰富和多样化的生活环境。Piet Blom在Hengel规划建造的高密度住宅区中，各种类型的公共设施放在地面层，住宅位于二层之上，覆盖了几乎整个基地，形成了混杂的社区。在最极端的案例，Frank van Klingeren 在埃因霍温设计建造的多功能社区中心中，学校、商店、酒吧、餐厅、图书馆等，被放在同一个大空间中。在城市尺度上，结构主义仍然倾向于用网格来控制和制造基于简单空间类型的复杂关联性。另一个与现代主义建筑的不同点，是结构主义主张嵌入式的设计，与既有的建筑和街区共处，而不是推倒旧的重新建设。赫尔曼·赫兹伯格的弗雷登堡音乐中心，在内部设计了商业内街，与城市街区相联，在布局上也考虑了与已有城市街区的协调。
结构主义在荷兰还引发了新的居住建筑设计的态度和方法。Piet Blom认为住宅设计不再建立在传统意义上的住宅概念之上，与街道、广场、花园、住宅这样的类型区别无关，也与功能分区以及建筑与城市尺度差异无关。住宅设计应该寻找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其中每一个居住形式具有其自身特性，它可以引入居住环境的丰富性。Piet Blom认为可以按照同一种单元模式或相似性的结构构成更大密度的居住区。这种做法导致了更大尺度的相同体量——结构单元形成建筑群。
在1960至197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福利社会的形成，个人权利意识凸显。荷兰规划师和建筑师，在居住建筑设计中越来越多地考虑居住者对个性化空间和个人居住方式的要求。赫兹伯格在狄亚贡（Diagoon）住宅中，采用了开放式的平面，只有楼梯和卫生间是固定的，其他房间由居住者决定，哪里是起居空间，哪里是卧室。在这一时期与结构主义相关联的还有支撑体住宅（SAR）；在支撑体住宅体系中，建筑师只决定了结构骨架，房间的分隔由居民自行决定。
197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部分荷兰结构主义建筑师开始采用传统建筑的材料和形式。Joop Van Stigt 在莱顿大学的校园建筑中采用了拱形窗和坡屋顶。甚至一部分建筑师开始采用纯粹装饰性的构件。1980年代，结构主义建筑的实践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库哈斯曾批评结构主义建筑形式的教条导致了荷兰城市面貌缺乏可识别性。住宅、办公楼、学校、高层甚至监狱都是一个模样。总体而言，人们认为结构主义更多的关注建筑而不是城市。

1980年代末，结构主义在其影响力日趋下降的时候获得了几个重要的机会。赫兹伯格被政府委托设计荷兰社会福利和就业部大楼。他还受邀参加了德国的一系列竞赛。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竞赛方案也显示了结构主义在大尺度的公共建筑设计上仍然有着不容小视的潜力。同时，凡·艾克设计建造了欧洲空间局和技术中心大楼。
在国际上，结构主义的影响主要在北欧国家。瑞典，丹麦和挪威的一些建筑师都曾追随结构主义的设计理念。甚至丹麦建筑师伍重的一些作品也被认为是受荷兰结构主义的影响。约瑟夫·布赫说结构主义是荷兰在1970年代之后唯一没有采用传统形式和材料但又是完全属于荷兰的建筑风格。
要对结构主义建筑做一个总体的评价，我们必须回到建筑与文化的关系上，回到阿尔多·凡·艾克。在凡·艾克看来，建筑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他对于人类学以及原始文化中建筑永恒性的关注，对西方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的怀疑，显示出他站在文化高度上对现代建筑与现代社会和文化矛盾的清醒意识，以及对建筑意义根本性的追寻，必须指出凡·艾克的思想是荷兰结构主义建筑的创造性和活力的重要保证。凡·艾克在结构主义思想形成的1960年代，已经意识到现代建筑师作为西方文化的继承人和参与者，已经无法应付大众社会的城市现实，现代社会对传统和地方风格的清除造成了文化空白。因此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社会没有形式——建筑师们又会怎能创造出与其对应的建筑形式呢？”这个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结构主义所面临的困境。
就此而言，结构主义的目标是不可能完整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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