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偏旁解读古镇黄龙溪文化（一）
2007-06-11 08:18阅读：
黄龙溪镇作为四川著名的古镇,一度被人们误读,这在景区规划与管理上不能不说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但凡了解黄龙溪历史文化的,都会觉得痛心疾首.在这里,我们从历史的偏旁,来读一读黄龙溪.
黄龙溪镇位于成都市双流县西南部边缘，距成都市区４２公里，锦江自北由成都流入并贯穿黄龙溪镇域，并在黄龙溪镇区东面纳入支流鹿溪河，组成镇域内的主要水系。
位于两河汇流处的古镇黄龙溪面积５０．４平方公里，总人口2。8万。1994年后黄龙溪先后被确定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省级风景名胜区”，“中国民间艺术火龙之乡”，“国家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国家级经济综合开发示范镇”， “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和
“成都市14个优先发展重点镇之一”。
水文化源远流长, 影响深广, 它不仅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内容,
而且就本质而言也具有着该民族文化的发生底蕴, 甚至是一个民族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此意而言,
水文化所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 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在一起,
很难说是水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但如果我们从水的深沉底蕴来分析,
仍然可以看出水对地区文化的影响，或直接影响着水的文化表现形式。
岷江水系对黄龙溪古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镇漫长的发展历史也形成了黄龙溪独特的水文化,
尤其以龙文化、农耕文化、码头文化和移民文化名扬天下。
一 龙文化
“生命之源在于水”的问题体现在科学研究的结果和神话传说是两种概念的, 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它揭示的是一个自然存在及其规律;后者则是一个观念的投射, 它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观念,
或者说是一种水文化观。因此, 研究神话有助于我们认识水文化,
认识水在一种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本质及其规律。
《华阳国志》载录了发生在东汉末年今黄龙溪的大自然奇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按赤水河，就是与今府河交会的鹿溪河的别名（历史上又名兰溪）。由于鹿溪河的上游源自龙泉山，流下来的多为山溪水，故“江水浊”，呈赤红色；而来自府河的江水，源于岷江，故“江水清”。当两条江水在今黄龙溪镇会合时，清、浊二水，泾渭分明，尤其在洪水季节特别明显。
晋朝蜀人常璩最早把这一自然现象载入到他遍的史书《华阳国志》之中。当地的“土人”（百姓），则更形象地把它称之为“黄龙渡清江”（光绪《补篆仁寿现志》卷2）。天长日久，在惯性的作用下，后代人们自然便把“黄龙”
现身的这条赤水河，称之为黄龙溪。正如民国《华阳县志》所说：“黄龙所见之地，昔属武阳，今属治境，故溪以是名矣。”
混水注入清水而呈黄龙形这样的自然奇观，平常在两江汇合口也可能发生，但因当时正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社会上原本就盛行“谶纬”之说，各种自然奇观极有可能被人们随意夸大。在三国群雄鼎立，占有四川蜀汉盆地的蜀汉君臣处于政治需要，抓住黄龙溪独特的水文奇观，炮制符瑞，大造舆论，为建立和巩固蜀汉王朝服务。首先，以“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作为天命象征，为刘备登基制造舆论。诸葛亮等800大臣上言：“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干九五‘飞龙在天
’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舆论造好后，刘备稳稳当当地“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蜀汉君臣此后在黄龙溪展开了一系列政治表演：铸龙形鼎、建黄龙庙、立提名碑、籍田祭祀。
黄龙溪因龙得名，因龙而灵，龙佛、龙寺、龙灯、龙舟，构成丰富多彩的龙文化主题。黄龙溪烧火龙起源于南宋时期。先民们根据“龙见武阳赤水”和民间流传的关于主宰光明与黑暗的“烛龙”与主管风雨的“应龙”神话及“龙生九子”的故事，在“舞龙”这个图腾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火龙灯舞”。
“岁岁春节烧火龙，烟花启蒙乐融融。一行火焰高百丈，龙腾人欢气势雄。”就是对舞龙灯习俗的生动描写。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同该民族的生存意识及相关认识的进步是一个同构的过程,
就其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而言,
恰是该民族自身生存意识的拓展。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观之, 之所以称其为“龙文化”,因为“龙”具有着鹿角、驼头、鬼眼、蛇项、蜃腹、鱼鳞、鹰爪、虎掌、牛耳等的复合特征,物极具装载性和变通性。由此而异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类型。
“龙”在本质上是水性的, 而水所拥有的特点及与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密切关系,
其成为文化演进的逻辑起点, 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
人类的早期文化在本质上说也就是水文化。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子，其龙文化表现形式的实质还是水文化。
二
农耕文化
就生命而言, 水是万物之源, 水文化与生命起源及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一个同构的过程,就文化类型形成而言,
水习俗不仅是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发内容”之一, 还是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起点。远古时代，比起自然界来说，还是十分弱小的人们不的不寻求自然的庇护，他们还无力对自然界进行真正的改造。因而他们总是寻求最能给他们提供生活条件的地方安居乐业。这样，大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就自然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的就是这样产生的。
1、古代黄龙溪就处于古蜀国的农业经济区。
成都平原为大河冲击扇形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岷江、沱江及其支流自西北流向东南，这里自古以来就能够实行自流灌溉，从而形成稳定、内向、平和的农耕文化。
在古蜀时代这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里，牧马山区濒临杨柳河（古代为大江），“其山虽小，而冈埠萦回。仿佛城垣一般，防守极便”（顾颉刚《双流游记》，《文史教学》创刊号，民国30年4月30日出版），既可以耕种，足以自给，又可以立国据守，因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很早就有古蜀国的分支部落在这里生息繁衍和活动。
西周时代，取代鱼凫王朝的杜宇，先是定都“汶山下，邑曰郫（今郫县）”（扬雄《蜀王本纪》），“或治瞿上”（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牧马山西麓九道拐的崖墓，出土大量东汉到隋代的生活陶器、铁兵器以及农具等文物藏品；白塔村云华村有“商瞿上夫子墓”、“牧马烹堂”，有汉任安所筑的宜城等遗址、遗迹；在牧马山及其周边，还曾经出土过从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量文物，包括“很完整的金权杖”（王泽坊《瞿上，商瞿，商瞿墓》附言，《双流瞿上城古遗址文献资料摘编》第41页）；《山海经》对于广都樊乡“百谷自生”，出产富饶，“草木所聚”美景描绘，以及蜀王“本治广都樊乡”的记述（《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等等，
这表明，古蜀王国曾经在此区留下了最早的历史记忆：在这里有着发育最早的农桑业，经济发展水平足以达到自给自足，至迟在杜宇王朝时代曾经是古蜀王国的副政治中心，是该王朝进据成都之前的一个桥头堡。至今在此区流传着许多关于古蜀先王（如青衣神）的传说，有不少后代祭祀古蜀先王的祠庙遗迹（如蚕丛王墓、蚕丛故宫等）。
2、现在仍然存在的陈家水碾和唐家烧房是黄龙溪的农耕文化活的见证。
清康熙初年，华阳嘉禾庄陈双发锦江拦河引水，在仁寿付家地坝上购地300亩，凿上中下三条碾沟，沟上筑三桥，三桥建8碾，使府河和上、下碾沟围成一个岛中岛，利用锦江水作动力生产精米、精面、精油，造福人类。特别还利用水碾的余水作动力，桥畔设筒车8辆，提水灌溉大河村旱田800亩。
清末民国年间，黄龙溪古镇行业众多，仅酿酒作坊就有四家，由唐氏、刘氏、曹氏、罗氏四个业主经营。其中以唐家烧房名气最大。出身文人的唐家，最初以教书为业，由于垄断了镇上的米粮交易，于是，从第三代开始，便转而兼营酿旧，由其烧房酿制的白酒，质好味醇，远近闻名，至今唐家酒坊遗址尚存，市场上还挂有“唐家酒厂”的牌匾。
3、古佛堰和三县衙门，则是是黄龙溪水务活动的产物。
清以前，华阳、仁寿、彭山区划毗邻
，地势犬牙交错，各县按各县方法管理，相安无事。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彭山县令张凤翥，会同华阳县令姚仁寿、仁寿县令陈奉兹，同勘锦江水势，商讨修复古佛堰，引水分灌溉三县良田。乾隆三十二年（1767），古佛堰水利工程得以完工。从此，官堰、陈家水碾、古佛堰三大工程与锦江、鹿溪河，构成黄龙溪一个科学用水体系。
水是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命脉。古佛堰修好的第二年，因管理工作一时没有跟上，三县之间，因为放水、出资维修、收取费用等问题，闹嘴打架，争水抢水，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华阳、仁寿、彭山三县知县会聚黄龙溪共商解决办法，决定三县共同建立一个松散型的机构来管理堰水关事宜。据清光绪七年《仁寿县志》记载：当时“三县各设堰长一人，专驻堰头，防秋水之泛涨，随时修筑保护。而经费亦有专人掌之，堰长责之沟长，沟长责之水户，按亩完纳，核实报销”。同时，也议定章程，明确了水费的管理：对筒口“仍分上中下三则，自堰口至丰泽洞为上则，自仁谊筒为中则，自清良筒至堰尾为下则。因其则以定经费，每亩岁派上则银一分五厘，中则银一分，下则银五厘”。并明确对其它问题作了规定：“凡车戽之田准下则，凡修恳之田报加派。凡岁修费有赢余，即留下以待来年之用”。
三县衙门，是为协调华阳、仁寿、彭山三县关于合理开发利用古佛堰水利工程而设立的跨地域的特殊管理机构。以后因为民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需要，三县衙门赋予总衙更多的职责和管理权限，还管人，管事，管治安。到了民国时期，三县对黄龙溪的管理基本沿袭清代管理办法。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与水发生了联系，一方面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同时也积累了经验，并形成了具有水行业特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水文化就是人们对各种水务活动理性认识的结晶，即理性思考的结晶。所谓理性思考就是对丰富多彩的水务活动从它的历史底蕴和现实活动，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去探求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从而形成的观念和思想。人们对水务活动的认识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对水务活动的这种理性思考的成果集中表现为对治水、管水、用水、保护水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性的认识。三县衙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