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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的四大奇人

2011-07-11 23:26阅读:43,400
《儒林外史》中的四大奇人

《儒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悬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
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吴敬梓清醒地认识到名士、贤人们力量的衰微,他们的人生理想无法抵御封建社会强大外力的破坏。饱学的王冕只能终老于山林;主张以德化俗的虞育德的人生理想萎缩到只求“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庄绍光意识到“我道不行”之后隐居玄武湖不问世事;杜少卿轰轰烈烈辞去征辟之后能做的事情只是“看花吃酒”。名士贤人在坚守自己的人格阵地之后却无余力移风易俗、维护礼乐正道。
在小说结尾,吴敬梓对士人形象做了新的探索——“市井四奇人”。季遐年写字、王太卖火筒、盖宽开茶馆、荆元做裁缝,但他们又分别精通琴棋书画,过着“又不贪人富贵,又不伺候人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日子。他们经济上自食其力,精神上任性自由、清醒独立;生活于市井但隐逸于琴棋书画;既不受名利束缚,又能追求个性的解放和伸张。称他们为“奇人”,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儒林中人,而有着市民的生存技能,传统真儒的品格精神,魏晋名流的风度神韵、自由精神。作者融众多品格于一身,塑造出“市井四奇人”的形象,体现了他对于文人理想人格的新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奇人”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王冕到杜少卿以至四个‘市井奇人’,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现实写照,而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具体化身。”吴敬梓正是通过名士、贤人、奇人形象来不断实现自己对于文人理想人格的探索。而魏晋风度则成了贯穿这一探索始终的文人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体现,成为这些形象的重要品质,被不断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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