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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佛教与汪曾祺作品

2014-11-01 16:30阅读:
原文作者:出版广角

佛教与汪曾祺作品
金实秋

汪曾祺是以文学创作著名的。由他为主执笔的京剧剧本《沙家浜》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创作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一批汪派小说及一系列汪味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他的作品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灌注了一股生气,并在评论界引起了“轰动效应”,汪曾祺研究成了“热门话题”,至今有关文章、报道已近300篇之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诸多的文章、报道中,却很少有人论及佛教对汪曾祺的影响、提到汪曾祺作品与佛教的关系。我认为,汪曾祺创作的佛教小说、佛教散文和佛教专著,是汪曾祺创作颇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作品甚至可视为汪曾祺的代表作。
众所周知,《复仇》与《受戒》是两篇直接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小说,是汪曾祺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复仇》写得很奇特,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复仇者,一个复仇者的仇人--和尚,开头是复仇者寻仇人复仇,而结尾却是复仇者与仇人成了同志,两人一起在绝壁上开凿山路,终于“有一天,两副錾子同时凿在虚空里。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他们从没有路的地方合力开出了一条路。这里,和尚的形象是值得注意的。和尚做晚课,一声一声地敲馨,复仇者“渐渐的,和尚那时敲声,他心里也敲一声,不前不后,自然应节。”和尚的蒲团有两个、案上的经卷也有两份、开凿山路的锤錾亦有两副,和尚仿佛在等待着复仇者、安排着复仇者、携带着复仇者。小说写于1940年,那是初稿;1945年底重写,1946年l月又重写;先后经历了6年.可见汪曾祺本人对这篇小说的重视,1991年,汪曾祺坦诚地说:
《复仇》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这是一篇寓言性的小说。只要联系1944年前后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背景,不难寻出这篇小说的寓意。台湾佛光出版社把这篇小说选入《佛教小说选》,我起初很纳闷。去年读了一点佛经,发现我写这篇小说是不很自觉地受了佛教的“冤亲平等”思想的影响的。但是,最后两个仇人
共同开凿山路,则是我对中国乃至人类的寄予的希望。
《受戒》于1980年8月12日脱稿,发表于1980年《北京文学》并获当年《北京文学》奖。《受戒》写的是解放前苏北农村一个小和尚明海与一个农村小姑娘小英子之间的友情与恋情,汪曾祺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虽已初春,但十年严冬所造成的肃杀萧条之气尚未退尽,所以仍不免有读者对《受戒》产生误解,例如,有的认为《受戒》是反佛教的,“并以健康的现实的人性和人情来否定佛教超脱的、非现实的人性”;说《受戒》“绝不下于一篇宣扬无神的散文”。这实在是误读《受戒》、误解汪先生了。对此,汪曾祺在与台湾作家施叔青的对话中非常明白地告诉人们:
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有很多人说我是冲破宗教。我没这意思,和尚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戒律.本来就很解放。
《受戒》中的和尚确实就是这样。荸荠庵“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老和尚普照虽然很枯寂,“一天关在房里”,但“也看不见他念佛”,过年时还解放一下--不吃斋了,至于仁山、仁海、仁渡几个师兄弟就更解放了。当家和尚仁山“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他还“吃水烟,连出门做法事也带着他的水烟袋”。仁山经常打牌,一输就气得鼓鼓的:“×妈妈的!又输了!下回可不来了!”仁海虽是和尚,却有老婆,仁渡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在打谷场上乘凉,他甚至当着大伙的面唱情歌--“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当然,他们也与在家人有不同之处,汪曾祺写道: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水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的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普照)念,神情很庄重: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怫!”
自然,和尚有各种各样的和尚。《受戒》中写的是这一类很有人情味,十分世俗化的苏北农村的和尚,而不是其他和尚,正所以如此,《受戒》中的受戒对这些和尚而言,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仪式而已,并无实际意义。从某种意义说,汪曾祺的《受戒》,实质上是“文革”后中国小说创作上的一次“破戒”。
汪曾祺还有一篇专写佛门的小说:《幽冥钟》。《幽冥钟》的核心是写承天寺夜半钟声--一种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一种会给“居住在最黑最黑地狱里头的”她们以光明的钟声,寄托着汪曾祺对生母杨氏和继母张氏的怀念之情。小说歌颂了,女性的爱、母亲的爱;也歌颂了好心的菩萨--地藏菩萨。
汪曾祺的佛教散文独具一格,“汪”味特浓。《仁慧》、《沙弥思老虎》、《三圣庵》、《罗汉》和《叫川杂忆》中的《洪椿坪》、《大足石刻》别具情趣、禅意盎然。汪曾祺对佛门、对佛门弟子,尤其是对有才气,有人情味的佛门弟子笔下总是那么宽容,写得那么富有美感,富有诗意,富有人情味。
文学界不大注意的是,汪曾祺还写过一本普及型的佛教专著--《释迦牟尼》,这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世界历史名人画传中的一种,是应出版社的邀约而写的。汪先生读的书很杂,其中也包括佛家的书。为写好《释迦牟尼》,他不仅静下心来“读了一些佛经”,而且还特地请夫人施松卿翻译了一些国外相关的佛教资料供他参考。《释迦牟尼》从释迦牟尼出生一直写到涅槃,行文优美,引经简要,全文5万字左右。
佛家思想不仅仅给汪曾祺提供了一些创作素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滋润着他的创作思想,他的不少作品流动着禅家血脉,迷漫着禅宗气息,他的小说中空灵的意境,散文中冲淡的情致,书法中超然的神韵,诗词中蕴藉的机趣,尤其是部分作品内在的那一份禅风禅韵,无不给人们一种进入“悟境”的快感、融人“妙境”的愉悦。
汪曾祺从小生活在相当佛化的家庭氛围中,他的祖父、祖母、继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就连在汪家帮佣的大莲也信佛,还受过戒。汪曾祺家里常做法事,经声法号伴随汪曾祺度过了童年岁月和少年时代。上学后,他就读的县五小旁就有座佛寺--承天寺,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1937年,汪曾祺中学毕业,因侵华日军占领了江南,他随祖父、父亲一起到离高邮城较远的庵赵庄上的和尚庵住下,一住就是半年,与该庵的和尚们相处极好。小说《受戒》中的荸荠庵原型即是此庵,人物原型亦大多取材于此。1939年,汪曾祺只身一人从高邮往上海,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那时,日本鬼子搜查很严,是一位不相识的高邮和尚不仅主动帮他过了封锁卡,伴他起到上海,还请他吃了一顿素餐,仔细告诉他去上海同学家住处的走法;尽管他并不知道和尚的法号,此后也一直未见过面,但汪曾祺一直怀念这位一脸忠厚样子,却只有一面之缘的方外之人。四十年代,汪曾棋途经越南还细微地观察了当地的一些寺刹。
解放后,汪曾祺虽与佛门接触少了,与和尚交往少了,但机缘不断。五十年代初,汪曾祺结识了一位嘉兴寺的和尚--与汪曾祺一块参加土改的工作队队员,擅长治印,邓友梅曾见过他,谓之“称得上法相庄严,刻艺古朴”,他曾送汪曾祺方“玉润冰肌,晶莹剔透”的田黄印章,汪曾棋“每有书画应酬,必郑重其事将其带上”。可见汪曾祺对此印之爱,对此僧之情。
汗曾祺在张家口带帽子下放劳动时,也曾接触、观察过当地的和尚,还得知“当地的青年媳妇很多、经常跟和尚有关系”。八九十年代,汪曾祺应邀到各地参加活动,几乎每到一处,都要看看当地的名寺古刹,看看有关当地名寺古刹的历史诗文,看看这些名寺古刹里的和尚与佛事活动。有时,也与寺刹的方丈聊天、与居士论惮。1989年,他还与台湾星云大和尚交谈过,并于座谈会上即席赋诗一首赠星云。诗云:
出家还在家,含笑指琼花。
慈悲千万户,天地一袈裟。
1995年,宗教文化出版社要出版笔者编注的《佛教名胜楹联》。我知道汪先生与佛门因缘不浅,故恭请他题辞,不久,就收到汪先生寄来的一联,联文是:
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
旁有小注云:曾在小庵中住,小禅房板扉上刻此联,不甚解。偶于旅途遇归元寺长老,叩问之。长老云,三藐三菩提,是梵言咒语,不可以华言望文生义。汪曾祺记。
汪先生在世时,曾在《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中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必然会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很显然,汪曾祺接受佛教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多与少只是个程度问题。佛家--禅宗思想对汪曾祺的影响,不仅反映于文学创作,而且还渗透到他的艺术观、人生观。(原载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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