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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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
2011年11月21日
写作不再是游戏式笔名所代表的文字游戏
傅小平：书名《春宴》给人很多联想。如果把这个词做下拆分，一般来说，“春天”代表一个美好易逝的季节。而想到宴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红楼梦》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说法，西方也有如海明威笔下的“流动的盛宴”，这些都直接体现了“变幻无常”的感伤意味。相比你早期随情绪流转，读来如信笔而就的作品，感觉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你已有比较成熟的构思。
安妮宝贝：早期的作品写得都快，大部分是短篇小说，写完不修改，感觉还是趋近练笔阶段，《告别薇安》（2000年）和《八月未央》（2001年）两本书，集中了以这些方式写作的作品，基本上都完成在2007年到2000年之间。
之后的书写，从随心所欲的写作练习者，成为职业作者，写作方式自然有所发展。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创作者不可能总是只用一种方式或只以早期的方式在写作。创作会随着阅历、心智、工作属性的变化而产生出更为成熟和丰富的含量。
傅小平：可以这么说，进入职业状态往往意味着创作趋于成熟；但在一些写作者那里，创作会因此成为一种惯性，因惯性而变得油滑，因油滑而滋生思想和创新的惰性。对你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对写作有着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安妮宝贝：重要的改变是，对我来说，写作不再是一个游戏式笔名所代表的文字游戏，轻松随意，只是表达个人情绪和想象。写作在日后的时间里，渐渐以它自身的价值告诉我，它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大精神能量去驱动的任务，它可以用来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也可以为别人发出光芒。
傅小平：我想，驱使作家进入写作状态的原因，可能非常不同。有些是被某个意象或某种场景所激发，有些对某个词语特别敏感，有些该是对某种情绪的沉溺。说说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当你提笔写作时，是怎样一种状态？
安妮宝贝：我写《春宴》，立意是想传递情缘由妄想和无明而起，而后在无常中熄灭转化的观念。我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一般都不是为了专门讲述跌宕起伏让读者觉得阅读有快感的故事，小说本身是为一个理念服务的。有了明确的需要表达的思考命题，然后去组织素材、人物和结构。因此我的故事大多简单，人物设置也单纯，但其中的表达和说话是重要的。其他都只是起工具的作用。
傅小平：这就能解释，为何你笔下的人物体现出类型化或模式化的特点。就《春宴》而言，庆长、信得、清池、定山等人物之间往往构成比较强烈的对立、映照、互补。应该说，这样的人物设定比较多地见诸于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而整个文学潮流发生现实主义的转向后，就难觅踪迹了。究其因或许在于，类型化的处理在凸显人物戏剧性的同时，难免给人有简化了人性的印象。毕竟人是复杂的，或许并不是某种类型所能涵盖。
安妮宝贝：我不太关注这些大的文学史的概念或流程，写作我觉得在人类行为里，应该更趋近是个体行为，以独特的个体性的方式传递出属于个体的观念。它是独立的，自由的，唯一性的，也可以是孤立的，偏僻的，边缘的……这种气质鲜明，才是表达的魅力所在。我并不考虑小说是否具备戏剧性，但小说中的人物，我觉得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身心的探索领域走出了很深很远的路，做出了存在所引发的真诚和困惑的表达。
而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大多是集体覆盖个体的方式，很少呈现出个体内在的生命探索。一些貌似主题宏大的小说，创作者野心勃勃试图当时代和社会的总结者和发言者，但很可惜，他们其实并未得出什么有力的明晰的结论，而人的个体存在也因此败给了概念和政治，无法呈现出特有的生命姿态。
很多作品无法走入读者内心，是因为人物不具备个性和态度，也不呈现人格力量。沦落在集体和概念中的人物，很难引起心灵激荡和共鸣。
傅小平：照我的理解，在写作之初，作家笔下的人物多少会带上集体、概念的痕迹，只有等到人物不为作者的主观意念所囿，开始有其独立的生命后，形象才会真实丰满起来。所以，在很多成功的创作中，作品完成后呈现出来的人物，与他最初的构思相去甚远。有些作家走得更为极端，认为作品只有颠覆了原先的设想，才算是真正的成功。而作品最终能否真正走入读者内心，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作者是否融入了人物的内心。当然，这不仅仅指的人物性格的改变、也包括情节结构等的调整。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创作是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安妮宝贝：《春宴》原本有三条线，“我”“庆长”“信得”。后来去掉“我”的部分，因为线拉得太长，已有的结构重量已到达一定界限，否则会更加超出读者的阅读承受力。这本小说文字密度大，思想和情绪的贯注密集而主观，读者阅读会有一些困扰，需要付出专注心力去体会其中细微。事实证明，剩下两条线的《春宴》对部分读者来说也已是一种考验，会觉得读不进去，无法读出其中意味。但也另有一些读者完全沉溺其中，反复读很多遍，并把《春宴》比拟为他们的“镜子”或者“药”。
傅小平：当读到小说中的庆长，遇到在春梅村落的信得时，我开始误以为你要传达一种灵魂穿越的经验。因为，庆长是叙述者“我”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信得是发来邮件的远方读者，一个实有，一个虚设。回头看了序言才知道，那是另一个同名的信得。其实，也不妨把这看成是生命的交集。我记得波兰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有一部影片，叫《薇奥莉卡的双重生命》，以一种对应法，写两个同名同姓、同样长相的薇奥莉卡，她们各自的生命历程。最神奇的是，她们能没有相遇，但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在《红楼梦》里，当贾宝玉遇到甄宝玉时，曹雪芹也描写了类似的体验。当然，说到实际的交集，该是“我”和信得在小说的末了相遇。对人物的这种处理让我读来感觉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最后，小说已经打破了虚实界限，这么说来，实际上你并不介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时感到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样的情节设计，体现了你怎样的创作构想？
安妮宝贝：这种设置有一种寓意，处于不同位置的陌生人之间有一种命运的不经意的重叠和吻合。这种重叠和吻合是人生神秘而不可预知的交接点。所有小说故事应该都是虚构，但其中人物的生活和历程是由具备现实感的细节和言行发生的，不会凭空生发。这种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是小说本身应该具备的一种魅力。
傅小平：不过，类似的体验在你的其他小说里，其实也有体现。或者说，你在小说里会不自觉地呈现类似神秘的经验。事实上，有读者，包括一些你的粉丝，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写作中，人物故事、个性、他们的感悟，乃至其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都有不少重合之处。有人批评说这是自我重复，你自己是怎么看的？这是否意味着你遇到了多数作家都会碰到的创作瓶颈？换言之，相比过去的创作，在《春宴》中，就小说的实质方面看，有何新的突破？
安妮宝贝：我是故意重复。为什么小说的人物一定需要更改打扮或个性？我的小说不是流行言情小说，也不是侦探或科幻等类型小说。《春宴》是气质边缘的小众的作品，它可以一意孤行，自己做出试验。只不过它同时又是畅销书，所以务必遭受大众各种层面的阅读，有些肤浅阅读，有些深层阅读。在《春宴》里，人名和地名都在互相重复。
这不算什么是创作瓶颈，制造出一些新鲜名词很简单，但它们对我来说不重要。如果阅读者无法触及一本小说强烈和深邃的内核，无法感受到其中的意境和思路，只能揪住一些人物打扮之类的皮毛，进行嘲讽和指责，并以自己的受限经验去论断一部作品的意义，那么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损失。这和小说本身无关。
《春宴》在立意和心境上有很大突破，但因为行文的一意孤行以及某种任性较难让读者进入，阅读需要更多耐心。也许要读至最后一章才能明白这30万字的表达所在。其间涉及情爱、性、不伦恋等敏感话题，但最终讨论的是人如何穿越妄想和欲念，寻找自我所在。
这个小说通过不同人物之间命运的交会重叠，以彼此身心关系建立起一个时空感。虚拟的古都岐照也含有隐喻和寓意。作品里埋藏了碎裂的隐晦的分散的讯息。对我自己来说，有属于创作和表达本身的意义。但《春宴》因此也成为一本选择读者的书。读者需要有相应的心性和理解力来承载作品本身的表达欲。
傅小平：感觉你对地名的选择看似不经意，其实又是有所会心的。从一般的理解看，都给人一种末世的颓废感。颓废，但并不荒凉。这种感觉有时甚至可以奠定一部作品的基调。
安妮宝贝：我书中所起的地名和人名，在决定之前都是破费思量的，要来回反复确定很久。它们的确会奠定作品的基调。它们有一些自身的含义所在。人名基本上是久远时代的起法，这些人物的内心和现世背景有所距离，代表一种虚构的存在。地名则带有传统的幽闭的意味。
傅小平：在我的理解里，以习惯的方式比如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去看你的小说，可能会产生误读。而人物的符号化，在多数小说里会是一个硬伤，但在另一种语境里或许并不构成障碍，特别是在格外强调现代人异化的小说里，符号恰恰构成了对社会的反讽。因此，在有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里，人物本身就是以符号命名的。当然，近些年来，小说开始比较多地像立体、丰满的人物回归。但传统文学中强调塑造人物这样的定位，未必适合所有作家，尽管有人会诟病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塑造人物的能力。不过，扬长避短对作家来说也是很自然的选择。何况我想这也不见得是你写作中追求的目标所在。就我的阅读感觉看，对你而言，或许人物更多是为某种氛围和情境而存在的。所以，读你的小说，很多时候会为其中传达出来的情绪吸引。
安妮宝贝：对，这也是我上面所回答的。故事和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只是工具的位置，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出思考的命题。
傅小平：说到情绪，在你笔下，体现更多的或许是一种人生的虚无感，与这种虚无感相关的，则是幸福或圆满的终不可得引发的怅惘，而语言的华美、人物的清纯种种，更是凸显了这种虚无感。或许，张爱玲所说的“华美的旗袍里爬满了虱子”，可以拿来比拟这种对比的鲜明。不同的是，张爱玲索性把包裹虱子的旗袍撕裂了给人看，让人感觉沉重之余倒也痛快。而在你，似乎乐于承受缺损，并沉溺于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我之所以说沉溺，是感觉你执着于表达这种人生虚无感，而非试图从其中超然而出。我想了解的是，这种执着是否关乎你的某种打不开的心结？
安妮宝贝：所有的文学创作，只能来表达某种命题，包括人生虚无感，我们的肉体和意识所能探索和抵达的边界。我不觉得文学作品具备解决问题的功能，它不可能超然而出。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超然而出？宗教都未必具备这种力量，更何况是作家的作品。
这不存在执着的问题，这只是小说的受限的力量。
无论是过去的经典还是当下的作品，小说都不过是一种个体表达。区别只在于表达因创作者而有所不同，有些肤浅庸俗，有些优美深邃。
小说本身不具备功利。把它政治化，让它具备社会功能，这是另一种方式。但我心目中的小说，是超越现实生活之上的一种精神能量的汇聚。它应该保持这种神秘感，承载思考、探索、发问、整理。它不能被使用。
傅小平：你的表达其实已经说出了小说的一个意愿。这并不只是一部给你讲故事的小说。事实上也是如此，小说主要写庆长与信得的故事。但你用很多的篇幅，写到了她们的思考和人生感悟。不过，相比脉络比较清楚的故事轨迹，思索的部分，我读着读着就容易混淆。我总感觉，与其说是两位女性各自在发表各自的人生感悟，不如说是你或是叙事者“我”，通过这两个人物在表达自己的观念。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小说当然并不只是要讲一个好的故事，甚而至于故事可以退居其次，但在故事中穿插太多的理念，对小说叙述来说真是冒险。特别涉及到写几个人物时，就意味着写作者要自我“人格分裂”，让不同的思想见解在自己的意识里掐架，且不造成混乱。在我的阅读经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少有的能做到这般境界的作家。就《春宴》这部小说而言，我个人感觉你试图写出两个、多个人的声音，但还不足以达到多声部的效果。
安妮宝贝：你的感觉是对的。《春宴》的叙述是比较冒险，我在序言里写了，它是一意孤行的，任性的。但这种任性是创作者的选择，也就是说，我选择了以这种方式写作《春宴》。因此也早就预期到它一旦面世被大量读者阅读，务必引起一些误读和曲解，会引起争议或各种评断。不喜欢它的人会很不喜欢，而喜欢它的人会很喜欢。
傅小平：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让我感到困惑的一点，就是你的小说，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单单在讲述小说中人物的故事时，你赋予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即使在传达人物的思绪时，也更倾向于自我解释和“自我言说”，就我的感觉而言，读这些文字时，仿佛被施了催眠术，会被你的思绪带着走。然而，放下这些文字，又似乎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想，这与我们的文学、文化传统是有所背离的。因为，传统的写作更倾向于留白，更多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来看，作品中的人物，自有其独立的生命，他的所思所想并非全然为作者所知。而你对笔下的人物，给人感觉是有全知的掌控的。从这个角度看，你的写作似乎是一个例外。
安妮宝贝：我未必以后会在其他作品中以这个方式写作，但《春宴》的确集中了大量作者的主观性理念。我选择这个方式，大概跟特定的表达阶段有关。在某些阶段，作者会觉得自己对时代和个体命运的种种有很多话要说，他就说了，他说的时候没有去考虑听的人会如何反应。他只是要自己说出。这就是一种表达的任性。
傅小平：表达的任性？或许这可以用来形容我的另一个阅读感受，就是感觉无论是《春宴》，还是此前的《莲花》，或是《素年锦时》，都有着浓郁的抒情气息。一般而言，主观抒情带有明显的青春期的特征。年岁渐长，抒情会渐渐让位于客观化的描述。我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到了一定年龄的读者，通常少读甚至不读纯虚构的作品，而多读一些历史纪实类的作品。粗
写作不再是游戏式笔名所代表的文字游戏
傅小平：书名《春宴》给人很多联想。如果把这个词做下拆分，一般来说，“春天”代表一个美好易逝的季节。而想到宴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红楼梦》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说法，西方也有如海明威笔下的“流动的盛宴”，这些都直接体现了“变幻无常”的感伤意味。相比你早期随情绪流转，读来如信笔而就的作品，感觉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你已有比较成熟的构思。
安妮宝贝：早期的作品写得都快，大部分是短篇小说，写完不修改，感觉还是趋近练笔阶段，《告别薇安》（2000年）和《八月未央》（2001年）两本书，集中了以这些方式写作的作品，基本上都完成在2007年到2000年之间。
之后的书写，从随心所欲的写作练习者，成为职业作者，写作方式自然有所发展。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创作者不可能总是只用一种方式或只以早期的方式在写作。创作会随着阅历、心智、工作属性的变化而产生出更为成熟和丰富的含量。
傅小平：可以这么说，进入职业状态往往意味着创作趋于成熟；但在一些写作者那里，创作会因此成为一种惯性，因惯性而变得油滑，因油滑而滋生思想和创新的惰性。对你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对写作有着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安妮宝贝：重要的改变是，对我来说，写作不再是一个游戏式笔名所代表的文字游戏，轻松随意，只是表达个人情绪和想象。写作在日后的时间里，渐渐以它自身的价值告诉我，它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大精神能量去驱动的任务，它可以用来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也可以为别人发出光芒。
傅小平：我想，驱使作家进入写作状态的原因，可能非常不同。有些是被某个意象或某种场景所激发，有些对某个词语特别敏感，有些该是对某种情绪的沉溺。说说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当你提笔写作时，是怎样一种状态？
安妮宝贝：我写《春宴》，立意是想传递情缘由妄想和无明而起，而后在无常中熄灭转化的观念。我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一般都不是为了专门讲述跌宕起伏让读者觉得阅读有快感的故事，小说本身是为一个理念服务的。有了明确的需要表达的思考命题，然后去组织素材、人物和结构。因此我的故事大多简单，人物设置也单纯，但其中的表达和说话是重要的。其他都只是起工具的作用。
傅小平：这就能解释，为何你笔下的人物体现出类型化或模式化的特点。就《春宴》而言，庆长、信得、清池、定山等人物之间往往构成比较强烈的对立、映照、互补。应该说，这样的人物设定比较多地见诸于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而整个文学潮流发生现实主义的转向后，就难觅踪迹了。究其因或许在于，类型化的处理在凸显人物戏剧性的同时，难免给人有简化了人性的印象。毕竟人是复杂的，或许并不是某种类型所能涵盖。
安妮宝贝：我不太关注这些大的文学史的概念或流程，写作我觉得在人类行为里，应该更趋近是个体行为，以独特的个体性的方式传递出属于个体的观念。它是独立的，自由的，唯一性的，也可以是孤立的，偏僻的，边缘的……这种气质鲜明，才是表达的魅力所在。我并不考虑小说是否具备戏剧性，但小说中的人物，我觉得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身心的探索领域走出了很深很远的路，做出了存在所引发的真诚和困惑的表达。
而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大多是集体覆盖个体的方式，很少呈现出个体内在的生命探索。一些貌似主题宏大的小说，创作者野心勃勃试图当时代和社会的总结者和发言者，但很可惜，他们其实并未得出什么有力的明晰的结论，而人的个体存在也因此败给了概念和政治，无法呈现出特有的生命姿态。
很多作品无法走入读者内心，是因为人物不具备个性和态度，也不呈现人格力量。沦落在集体和概念中的人物，很难引起心灵激荡和共鸣。
傅小平：照我的理解，在写作之初，作家笔下的人物多少会带上集体、概念的痕迹，只有等到人物不为作者的主观意念所囿，开始有其独立的生命后，形象才会真实丰满起来。所以，在很多成功的创作中，作品完成后呈现出来的人物，与他最初的构思相去甚远。有些作家走得更为极端，认为作品只有颠覆了原先的设想，才算是真正的成功。而作品最终能否真正走入读者内心，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作者是否融入了人物的内心。当然，这不仅仅指的人物性格的改变、也包括情节结构等的调整。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创作是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安妮宝贝：《春宴》原本有三条线，“我”“庆长”“信得”。后来去掉“我”的部分，因为线拉得太长，已有的结构重量已到达一定界限，否则会更加超出读者的阅读承受力。这本小说文字密度大，思想和情绪的贯注密集而主观，读者阅读会有一些困扰，需要付出专注心力去体会其中细微。事实证明，剩下两条线的《春宴》对部分读者来说也已是一种考验，会觉得读不进去，无法读出其中意味。但也另有一些读者完全沉溺其中，反复读很多遍，并把《春宴》比拟为他们的“镜子”或者“药”。
傅小平：当读到小说中的庆长，遇到在春梅村落的信得时，我开始误以为你要传达一种灵魂穿越的经验。因为，庆长是叙述者“我”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信得是发来邮件的远方读者，一个实有，一个虚设。回头看了序言才知道，那是另一个同名的信得。其实，也不妨把这看成是生命的交集。我记得波兰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有一部影片，叫《薇奥莉卡的双重生命》，以一种对应法，写两个同名同姓、同样长相的薇奥莉卡，她们各自的生命历程。最神奇的是，她们能没有相遇，但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在《红楼梦》里，当贾宝玉遇到甄宝玉时，曹雪芹也描写了类似的体验。当然，说到实际的交集，该是“我”和信得在小说的末了相遇。对人物的这种处理让我读来感觉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最后，小说已经打破了虚实界限，这么说来，实际上你并不介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时感到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样的情节设计，体现了你怎样的创作构想？
安妮宝贝：这种设置有一种寓意，处于不同位置的陌生人之间有一种命运的不经意的重叠和吻合。这种重叠和吻合是人生神秘而不可预知的交接点。所有小说故事应该都是虚构，但其中人物的生活和历程是由具备现实感的细节和言行发生的，不会凭空生发。这种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是小说本身应该具备的一种魅力。
傅小平：不过，类似的体验在你的其他小说里，其实也有体现。或者说，你在小说里会不自觉地呈现类似神秘的经验。事实上，有读者，包括一些你的粉丝，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写作中，人物故事、个性、他们的感悟，乃至其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都有不少重合之处。有人批评说这是自我重复，你自己是怎么看的？这是否意味着你遇到了多数作家都会碰到的创作瓶颈？换言之，相比过去的创作，在《春宴》中，就小说的实质方面看，有何新的突破？
安妮宝贝：我是故意重复。为什么小说的人物一定需要更改打扮或个性？我的小说不是流行言情小说，也不是侦探或科幻等类型小说。《春宴》是气质边缘的小众的作品，它可以一意孤行，自己做出试验。只不过它同时又是畅销书，所以务必遭受大众各种层面的阅读，有些肤浅阅读，有些深层阅读。在《春宴》里，人名和地名都在互相重复。
这不算什么是创作瓶颈，制造出一些新鲜名词很简单，但它们对我来说不重要。如果阅读者无法触及一本小说强烈和深邃的内核，无法感受到其中的意境和思路，只能揪住一些人物打扮之类的皮毛，进行嘲讽和指责，并以自己的受限经验去论断一部作品的意义，那么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损失。这和小说本身无关。
《春宴》在立意和心境上有很大突破，但因为行文的一意孤行以及某种任性较难让读者进入，阅读需要更多耐心。也许要读至最后一章才能明白这30万字的表达所在。其间涉及情爱、性、不伦恋等敏感话题，但最终讨论的是人如何穿越妄想和欲念，寻找自我所在。
这个小说通过不同人物之间命运的交会重叠，以彼此身心关系建立起一个时空感。虚拟的古都岐照也含有隐喻和寓意。作品里埋藏了碎裂的隐晦的分散的讯息。对我自己来说，有属于创作和表达本身的意义。但《春宴》因此也成为一本选择读者的书。读者需要有相应的心性和理解力来承载作品本身的表达欲。
傅小平：感觉你对地名的选择看似不经意，其实又是有所会心的。从一般的理解看，都给人一种末世的颓废感。颓废，但并不荒凉。这种感觉有时甚至可以奠定一部作品的基调。
安妮宝贝：我书中所起的地名和人名，在决定之前都是破费思量的，要来回反复确定很久。它们的确会奠定作品的基调。它们有一些自身的含义所在。人名基本上是久远时代的起法，这些人物的内心和现世背景有所距离，代表一种虚构的存在。地名则带有传统的幽闭的意味。
傅小平：在我的理解里，以习惯的方式比如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去看你的小说，可能会产生误读。而人物的符号化，在多数小说里会是一个硬伤，但在另一种语境里或许并不构成障碍，特别是在格外强调现代人异化的小说里，符号恰恰构成了对社会的反讽。因此，在有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里，人物本身就是以符号命名的。当然，近些年来，小说开始比较多地像立体、丰满的人物回归。但传统文学中强调塑造人物这样的定位，未必适合所有作家，尽管有人会诟病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塑造人物的能力。不过，扬长避短对作家来说也是很自然的选择。何况我想这也不见得是你写作中追求的目标所在。就我的阅读感觉看，对你而言，或许人物更多是为某种氛围和情境而存在的。所以，读你的小说，很多时候会为其中传达出来的情绪吸引。
安妮宝贝：对，这也是我上面所回答的。故事和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只是工具的位置，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出思考的命题。
傅小平：说到情绪，在你笔下，体现更多的或许是一种人生的虚无感，与这种虚无感相关的，则是幸福或圆满的终不可得引发的怅惘，而语言的华美、人物的清纯种种，更是凸显了这种虚无感。或许，张爱玲所说的“华美的旗袍里爬满了虱子”，可以拿来比拟这种对比的鲜明。不同的是，张爱玲索性把包裹虱子的旗袍撕裂了给人看，让人感觉沉重之余倒也痛快。而在你，似乎乐于承受缺损，并沉溺于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我之所以说沉溺，是感觉你执着于表达这种人生虚无感，而非试图从其中超然而出。我想了解的是，这种执着是否关乎你的某种打不开的心结？
安妮宝贝：所有的文学创作，只能来表达某种命题，包括人生虚无感，我们的肉体和意识所能探索和抵达的边界。我不觉得文学作品具备解决问题的功能，它不可能超然而出。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超然而出？宗教都未必具备这种力量，更何况是作家的作品。
这不存在执着的问题，这只是小说的受限的力量。
无论是过去的经典还是当下的作品，小说都不过是一种个体表达。区别只在于表达因创作者而有所不同，有些肤浅庸俗，有些优美深邃。
小说本身不具备功利。把它政治化，让它具备社会功能，这是另一种方式。但我心目中的小说，是超越现实生活之上的一种精神能量的汇聚。它应该保持这种神秘感，承载思考、探索、发问、整理。它不能被使用。
傅小平：你的表达其实已经说出了小说的一个意愿。这并不只是一部给你讲故事的小说。事实上也是如此，小说主要写庆长与信得的故事。但你用很多的篇幅，写到了她们的思考和人生感悟。不过，相比脉络比较清楚的故事轨迹，思索的部分，我读着读着就容易混淆。我总感觉，与其说是两位女性各自在发表各自的人生感悟，不如说是你或是叙事者“我”，通过这两个人物在表达自己的观念。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小说当然并不只是要讲一个好的故事，甚而至于故事可以退居其次，但在故事中穿插太多的理念，对小说叙述来说真是冒险。特别涉及到写几个人物时，就意味着写作者要自我“人格分裂”，让不同的思想见解在自己的意识里掐架，且不造成混乱。在我的阅读经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少有的能做到这般境界的作家。就《春宴》这部小说而言，我个人感觉你试图写出两个、多个人的声音，但还不足以达到多声部的效果。
安妮宝贝：你的感觉是对的。《春宴》的叙述是比较冒险，我在序言里写了，它是一意孤行的，任性的。但这种任性是创作者的选择，也就是说，我选择了以这种方式写作《春宴》。因此也早就预期到它一旦面世被大量读者阅读，务必引起一些误读和曲解，会引起争议或各种评断。不喜欢它的人会很不喜欢，而喜欢它的人会很喜欢。
傅小平：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让我感到困惑的一点，就是你的小说，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单单在讲述小说中人物的故事时，你赋予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即使在传达人物的思绪时，也更倾向于自我解释和“自我言说”，就我的感觉而言，读这些文字时，仿佛被施了催眠术，会被你的思绪带着走。然而，放下这些文字，又似乎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想，这与我们的文学、文化传统是有所背离的。因为，传统的写作更倾向于留白，更多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来看，作品中的人物，自有其独立的生命，他的所思所想并非全然为作者所知。而你对笔下的人物，给人感觉是有全知的掌控的。从这个角度看，你的写作似乎是一个例外。
安妮宝贝：我未必以后会在其他作品中以这个方式写作，但《春宴》的确集中了大量作者的主观性理念。我选择这个方式，大概跟特定的表达阶段有关。在某些阶段，作者会觉得自己对时代和个体命运的种种有很多话要说，他就说了，他说的时候没有去考虑听的人会如何反应。他只是要自己说出。这就是一种表达的任性。
傅小平：表达的任性？或许这可以用来形容我的另一个阅读感受，就是感觉无论是《春宴》，还是此前的《莲花》，或是《素年锦时》，都有着浓郁的抒情气息。一般而言，主观抒情带有明显的青春期的特征。年岁渐长，抒情会渐渐让位于客观化的描述。我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到了一定年龄的读者，通常少读甚至不读纯虚构的作品，而多读一些历史纪实类的作品。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