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离俗览
2010-03-11 10:07阅读：
卷十九 离俗览
六十一、高义
君子自身的所作所为，举动必须遵循道义的原则，行为必须忠于正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不通，但君子认为行得通。行为不忠于正义的原则，举动不遵循道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得通，但是君子认为行不通。这样看来，那么君子的所谓行不通和行得通，就跟世俗不同了。所以有功就接受相应的奖赏，有罪就接受相应的惩罚。如果不该受奖赏，那么即使赏给自己，也一定谢绝；如果应该受罚，那么即使赦免自己，也不躲避惩罚。用这种原则考虑国家大事，一定会对国家有长远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对于君主必定适宜，君子一定应该内心反省不感到惭愧然后才行动。
孔子谒见齐景公，景公送给他廪丘作为食邑。孔子谢绝了，不肯接受，出来后对学生说：“我听说君子因有功而接受俸禄。现在我劝说景公听从我的主张，景公还没实行，却要给我廪丘，他太不了解我了！”
让学生们赶快套好车，告辞以后就走了。孔子这时是平民，他在鲁国只当过司寇的官，然而拥有万乘大国的君主难以跟他相提并论，三王的辅佐之臣不比他显赫，就是因为他取舍不苟且的品质啊！
不随波逐流，脱离世俗的诱惑，这是儒家宣扬的君子作风，所以叫做“高义”。一个人如果拥有这种“高义”，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六十二、上德
治理天下和国家，莫过于用德，莫过于行义。用德用义，不用靠赏赐，民众也会努力向善；不用靠刑罚而邪恶就能制止。这是神农、黄帝的政术。
用德用义，那么四海的广大，长江黄河的流水，都不能抵御；华山的高大，会稽山的险峻，都不能阻挡；阖庐的教化，孙武、吴起的军队，都不能抵挡。所以古代称王的人，他们的道德布满天地之间，充满四海之内，东西南北，到达整个日月所能照耀到的地方。
他们的道德像天一样地覆盖万物，像地一样地承载万物，无论是对喜爱的还是厌恶的，都不藏匿其道德。
他们恬淡质朴，处事公正，小民们也都随之公正，小民与王一起公正处事，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做顺应了天性。
王的教化改变了小民的面貌与习俗，小民却不知道受了教化，这就叫做
顺应了人情。
所以古代的人，他们自身隐没而功绩卓著，身死而名声显扬。他们的主张畅通，教化大行，给天下人带来利益，可是民众并不能觉察到。哪里一定要用严刑厚赏呢？严刑厚赏，这是衰落社会的政术啊。
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有两大学派，一派主张以德治国，即题目“上德”，论据是三王五帝。另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论据是人性贪婪。本文主张的是以德治国，这是儒家的学说。后来统治者对这两派的主张都用，即王道和霸道并举。
王道靠的是教化的成功，霸道靠的是法制的推行。我们现在依然用的是这两手，只不过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六十三、用民
凡是领导和使用民众，最好是靠仁义，其次靠赏罚。靠仁义如果不足以使民众效死，靠赏罚如果不足以使民众去恶从善，如此这样却能领导和使用所统治民众的人，古往今来还没有听说过。民众不是总能使用的，也不是总不能使用的，只有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才能使用和领导他们。
阖闾用兵，不超过三万。吴起用兵，不超过五万。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他们用兵不比三万五万还多，可是现在对外不能御敌，对内不能保国。他们的民众不是不可以使用，只是因为统治者没有掌握好使用民众的规律。不掌握使用民众的规律，国家即使很大，形势即使有利，士兵即使众多，又有什么益处呢？古代有很多享有天下可是最后却遭到灭亡的帝王，就是因为所统治的民众不为其所用啊。所以，用民的理论，不可不钻研娴熟。
剑不会平白无故斩断物体，车子不会自己运行，总是得有人驱使它们这样做。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播种稷就收获稷，人们不会感到奇怪。使用民众也有播种的问题，不考虑所播下的“种子”，却企求民众为自己使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糊涂的了。
在大禹的时代，天下有上万个国家；到了商汤时代，就只有三千多个国家了；现在，国家也所剩无几。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君主不能使用他们的民众。
民众不能被使用，是因为当赏不赏，当罚不罚。
商汤武王依靠的是夏、商的民众，困为他们掌握了使用民众的方法；管仲、商鞅依靠的是齐国、秦国的民众，也因为掌握了使用民众的方法。民众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懂得了这个原因，民众没有不可使用的。
使用民众就像渔网一样有纪有纲，一牵引纪，万目都被提起，一牵引纲，万目都张开。治理民众的纲纪是什么？是希望，是憎恶。民众希望什么？憎恶什么？希望荣耀利益，厌恶耻辱祸害。憎恶耻辱祸害，就使惩罚发生作用；希望荣耀利益，就使得奖赏发生作用。赏罚都发生作用，民众就没有不能被使用的了。
阖闾曾经在太湖演习检验他的国民，剑架在他们的肩头，血流到地上，几乎都不能阻止他们向前；勾践曾经在寝宫演习检验他的国民，百姓争着赴汤蹈火，死的人有一千多，他立即敲锣收兵，才使他们退了下来，这是因为他们的赏罚得当。
莫邪利剑不因为勇敢者和怯懦者而改变其性能，但是在勇敢的人手里就灵巧，在怯懦的人手里就笨拙，这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种宝剑。
夙沙的民众，自发攻打他们的君主，然后去归顺神农。密须的民众，自发地捆绑他们的君主，然后归顺文王。
商汤、周武王不只能使用自己的民众，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民众。能够使用不属于自己的民众，国家虽小，士兵虽少，但还是可以建立功名的。古代多由平民百姓安定一个时代，这些统治者都能使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民众。使用不属于自己民众的心思，是不可不被明察的根本啊！夏、商、周三代的成功之路没有别的，他们是把取信于民作为关键的啊。
宋国有个驱车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他就把马杀了丢到溪水之中。换过一匹马继续驱车赶路，那匹马还不肯前进，他又把它杀了丢在溪水之中，像这样有三次。即使古代造父驭马的威严，也不过如此了。没有掌握造父的驭马方法，而只学到了他威吓马的手段，对驭马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一些不贤明的国君，与这有些相似。他们不懂得役使民众的方法，而只是增加威势，威势愈增，民众愈不能被使用。
亡国的君主，大多靠增加威势来役使他的民众。威势固然不可没有，但是专门依靠它就不可取了。这好比食盐与口味的关系，凡是食盐的使用，总是有所依托的，用得不适当就会败坏所依托的东西，而不能食用。威吓手段也是这样，必须有所依托，然后才能行得通。
依托什么呢？依托爱民利民的措施。爱民利民的心理被人理解了，威势就能够通行。威势过重就会使爱民利民的心思熄灭，爱民利民的心思熄灭，而一味地厉行威势，自身就必然遭殃，这就是夏朝和商朝为什么灭亡的原因。
国君，是利禄和威势的集中体现者，其地位众人所觊觎，如同驻军于馆舍。处在馆舍受四面环攻的位置，又执掌利禄和威势，不能不对用民这一道理认真考察。不发布禁令，邪恶就自行禁止，要做到这一步，大概只有深刻了解这一道理。
本篇比前两篇进了一步，不仅停留在“仁义”上，也讲刑罚，带有法家的观点。
法家在讲赏罚的同时也讲权术，他们对于民众的看法是有别于儒家的。儒家讲顺应民心或是以民为本，而法家则讲如何才能更好地役使民众，他们也讲“仁义”，但是法家学派所讲的“仁义”参有功利思想在其中，带有投其所好，利用民众的意思。这就是本篇与前两篇的区别。
六十四、贵信
凡是君主一定要诚信，诚信了再诚信，谁能不亲附呢？所以《周书》上说：“诚信啊再诚信！”这是说如果不诚信，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成功。因此，诚信所产生的工效太大了。
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了，那么整个天下都成自己的了。诚信所达到的地方，就都能控制了。
能够控制而不加利用，仍然会为他人所有；能够控制而且能加以利用，才会为自己所有。为自己所有，那么天地间的事物就都为自己所用了。君主有知道这个道理的，那他很快就能称王了；臣子知道这个道理的，那他就可以当帝王的辅佐大臣了。
本篇讲的是政治上的诚信，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都需要讲诚信。没有诚信，结果是真假难辨，只会是自取灭亡。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太多了。
六十五、举难
用十全十美的标准去举荐人必然很难，这是事物的常情。有人用不慈的名声来诋毁尧，用不敬父的恶名来诋毁舜，用贪图君位的野心来诋毁禹，用放逐、弑杀桀、纣的计谋来诋毁汤、武，用侵夺土地的事实来诋毁五霸。由此看来，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所以，君子即使担任像天地那样的重任也游刃有余。
不肖的人则不是这样。他们以义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以一般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义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就难也满足自己的愿望，难以满足自己的愿望，就会失去亲附自己的人；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容易做到，行为就不检点。所以，天下虽然广大，也容纳不了这种人，从而自身遭致危险，国家遭致灭亡。这就是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啊。一尺长的木头，一定有节疤；一寸大的玉石，一定有瑕疵。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选择事物只看重取好的一面。
季孙氏把持国家大权，孔子想用道术使他明白却又怕疏远，于是为了方便说服他就去做他的家触目惊心食客。鲁国人因此诋毁孔子。孔子说：“龙在清水中吃东西在清水中游动，无角龙在清水吃东西而在浊水中游动，鱼在浊水中吃东西又在浊水中游动。现在我孔丘上比不如龙，下比不如鱼。我大概像无角龙吧！”
那些想建功立业的人，哪能按规矩做事呢？在水中救人就要沾湿自己的衣服，追赶逃跑的人自己也要奔跑。
魏文侯的弟弟叫季成，朋友名叫翟璜。文侯想让他们两个中的一个担任相国，可是不能决断，就询问李克。李克回答说：“君王想任命相国，那么看看乐腾与王孙苟端哪一个更贤能就行了。”
文侯说：“好。”
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肖，而他是翟璜取荐的人；认为乐腾贤能，而他是季成举荐的。所以就任命季成为相。凡是被君主所听信的人，谈论他人时不可不慎重。季成是文侯的弟弟，翟璜是文侯的朋友，文侯尚且不了解他们，又怎么能了解乐腾和王孙苟端呢？对疏远低贱的人了解，对亲近熟悉的人却不了解，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却要以此决断相位，这就错了。李克回答文侯的话也错了。他们虽然都错了，但是这件事如同金和木一样，金即使柔软也还是比木坚硬。
孟尝君向白圭请教：“魏文侯的名声比齐恒公高，而功业赶不上五霸，这是什么原因呢？”
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子夏为老师，以田子方为友，敬重段干木，这就是他的名声超过齐恒公的原因。他选择相的时候问：‘季成与翟璜哪一个可以’，就是他的功业比不上五霸的原因。相是百官的头领，选择的人要从众多的人中选拔。现在却只从两个人中挑选一个，这与齐恒公任用他的仇人管仲为相差得太远了。况且用老师和朋友为相，是公义；用亲属和宠爱的人为相，是私利。把私利放在公义之上，这是衰败的国家的治政方法。然而他的名声却能显赫荣耀，这是有三位有贤能的人扶助的结果。”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是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就替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来到齐国，晚上露宿在城门外。桓公到效外迎接客人，夜里打开了城门，让路上的货车避让。当时火把很明亮，跟随的人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他看到恒公，感到很悲伤，就拍击着牛角大声地唱起歌来。桓公听到歌后，拍拍自己车夫的手说：“真奇怪啊，那个唱歌的人不是个平常人。”
就命令副车载着他。桓公加城后，到了宫中，跟随的人员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赐给他衣帽，准备接见他。宁戚进见齐桓公，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齐桓公。第二天宁戚又进见齐桓公，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齐桓公。齐桓公很高兴，准备任用他。群臣劝谏说：“这位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派人去询问一下。如果确实是贤德之人，再任用他也不晚。”
桓公说：“不能这样。去询问他的情况，是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一个人有小毛病而抹杀他的大优点，这是君主之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
凡是听取别人的主张一定有某个取舍的根据，现在齐桓公听从了宁戚的主张而不再去追究他的为人如何，是因为主张合乎听者的标准。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衡量以后用其所长，这就是得当的举荐啊。齐桓公算是掌握住这个原则了。
自古以来选贤任能就是一件难办的事，这就是本篇“举难”的本意和主题。大概在隋以前，以举为主，隋以后，以选为主。但不管是举是选，基本上都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再有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选。一般说来，只要是大体上过得去就行了，真如理论上所说的圣贤，就连孔子也不敢胜任。至于五帝三王，也是指他们的那个时代而言，真正考察他们个人的言行，也并不是很难做到。
这一览以政论文为主，对现代管理学而言，早就过时了。不过有些原则还是可以借鉴，比如人无完人，不必求全责备，做人做事要讲诚信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认识现代社会作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