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发现西夏天盛元宝小铁钱
2009-08-18 20:50阅读：
甘肃武威发现西夏天盛元宝小铁钱
——兼论天盛元宝版别及武威西夏钱币发现的意义
一、武威发现西夏天盛元宝小铁钱
近日，甘肃武威市钱币学会在古玩市场给一位收藏者鉴定一批古钱币时，从众多唐宋钱币中发现十枚西夏“天盛元宝”铁钱。这十枚“天盛元宝”铁钱，大多锈蚀严重，有几枚因锈蚀粘连在一起，但经初步除锈，基本完好。经仔细查看，钱文尚可辨认，皆楷体，右旋读，光背无文。同时经仔细辨认，发现在这十枚“天盛元宝”铁钱与以前武威及其它地方发现的“天盛元宝”铁钱有所不同，其铁钱形体较小，且钱文也略小。即：钱径2.0厘米，重3.1克（见图）。其它
“天盛元宝”铁钱一般钱径约2.4厘米，重3.5—3.7克左右（见图）。从这些铁钱品相看显系出土，而非传世品，应该说是当时流通的货币。从币值来讲，应该是当时西夏流通的“天盛元宝”小铁钱，即所谓的“半文钱”。从目前发现的西夏钱币来看，这种版式的钱很少见到，它的发现对研究西夏的铸币，特别是天盛元宝的版别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天盛元宝版别
天盛元宝是
西夏仁宗皇帝里仁孝
天盛年间（公元1149——1169年）所铸造发行的钱币。西夏仁宗时期是西夏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从目前出土西夏钱币的数量来看，在西夏诸钱中，天盛元宝为铸造发行量最多的西夏钱币。宁夏、内蒙、甘肃、陕西、青海等西夏统治故地都有发现。从钱文来看，“天盛元宝”的钱文书法俊逸流畅，端庄秀丽。清乾隆五十二年由陆锡熊、孙士毅所纂《钦定钱录》收录了“天盛元宝”一品，使其成为在钱币著作中最早有明确著录的一品西夏钱币。这是西夏钱币第一次在钱币专著中的明确记载，从此西夏钱币在钱币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世人所了解。
从目前考古出土和存世情况来看，西夏“天盛元宝”有铜钱和铁钱两种币材，是西夏诸钱中铜、铁并行的钱币；天盛钱币依据存世约有二十多个版式。铜质
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6厘米，重3.4克；铁质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3厘米，约重3.5克。两种材质的“天盛元宝”，均为楷书，旋读。铜质“天盛元宝”的版式以正样钱为主，也有小样、背星、小字、白铜、窄边、挑天、宽边等版型，但极为少见，尤其是铁母、广穿铁母、背西铁母、铁范铜钱更是罕见。1940年《泉布》第23期上，登载程伯逊所得“天盛元宝”背西铜品母钱。“天盛元宝”铁钱版式则有背西、背星、背月、面星、广穿等到多种，且多有存世品。如，1940年《泉布》创刊号刊登了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一文，记载了“天盛元宝”背西铁钱。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大青山出土的大批铁钱中，有天盛背西铁钱，
[i]其文曰：“天盛元宝”广穿铁钱，四字与常品迴异，而为一手所书，精神贯通，背记‘西’字，尝忆西夏有西兴监，铸铁钱，旅中乏书，容再详考。《内蒙古金融研究》1997年增刊上刊登了内蒙古杜先生曾从包头古玩市场上集到的一枚背星、一枚背月的“天盛元宝”铁钱。《收藏界》2006年第10期登载了贾志义从内蒙古包头市收购到的一枚面星,一枚背月的西夏汉文“天盛元宝”铁钱。
无论是“天盛元宝”铜钱，还是铁钱的背西、背星、背月、面星等各种版别，存世发现的都是小平钱，甘肃武威这次发现的这枚“天盛元宝”小铁钱，是其新的一种版型，当为小铁钱。这次“天盛元宝”小铁钱的发现对西夏钱币和货币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丰富了西夏钱币的版型。但这次发现的小“天盛元宝”铁钱，目前还未见其它地方有发现这一类型的西夏“天盛元宝”铁钱，仅此很难确证西夏铸造有小天盛铁钱。除此之外，在武威古玩市场上也见到有小天盛铁钱，其中还有两位收藏者也说曾经他们就在武威当地收到过几枚，可惜他们已经出售。
三、武威发现的西夏货币在考古学中的重要意义
西夏，是我国古代党项羌于公元1038—1127年，在我国西北部建立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其全盛时期的疆域“东尽黄河，西接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二万余里”
[iv]占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和甘肃省大部。都城兴庆府，（即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创造了独特的西夏文化。西夏时期武威为西凉府，是其陪都，所谓“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
[v]
在西夏统治的近200年时间中，在武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遗迹，成为探究西夏神秘面纱的第一手资料。纵观历次武威西夏考古，基本上都有西夏时期流通的货币及西夏自己铸造的钱币出土。可以说，武威西夏钱币考古对于研究西夏货币经济，甚至是整个西夏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清嘉庆十年（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窖藏钱币，从中发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张澍1804年在武威大云寺发现的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重大发现。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著名金石学家山东人初尚龄在其著作《吉金所见录》中，对这次武威西夏钱币重大发现进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这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
[vi]刘青元这次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钱币除“大安宝钱”一品外，还有“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两品。
[vii]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绍兴二十八年，即西夏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
[viii]，史学界据此认为西夏在仁宗天盛时期才铸造货币。而1805年武威发现西夏窖藏货币，特别是出土了天盛以前的西夏钱币诸品，充分证实西夏在天盛以前的诸朝就铸造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而史书记载天盛十年铸造货币实际上是开始铸造天盛铁钱。这是因为西夏统治的区域是严重缺乏铜矿地区，其铸币原料依赖于宋、金，但宋、金对西夏铜币及铜是有非常严格限禁，而西夏境内却有分丰富的铁矿，而且据甘肃瓜州榆林窟中西夏壁画“鼓风锻铁图”，说明西夏已经具有较高的炼铁铸造技术，所以天盛时期开始铸造铁钱，来补充铜钱不足对货币流通所造成的影响。再者据《西夏书事》云：“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及金人占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宗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元）宝钱，与金正隆通宝通用，金主禁之，仁宗再表请，乃许通行。”
[ix]在西夏诸品钱币中，也只有仁宗嵬名仁孝时期的“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铸造有铜制和铁质两种材质的钱币发行流通。历次西夏窖藏考古发现也说明西夏虽然自己也发行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货币流通主要还是以唐宋货币为主。
为了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严禁铜币流入夏境，宋金钱币流通都划定有铜钱区和铁钱区。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规定了：“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
[x]的货币流通制度，也设置有铁钱区和铜钱去区，对此，牛达生先生依据内蒙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黄河一线出土数千斤，甚或万斤西夏时期流通的铁钱认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南院应该是北院，北院应该在西夏与金接壤的北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是西夏铁钱流通区。
[xi]
夏金对峙时期，武威以及河西走廊地区是铜钱区，还是铁钱区？文献没有记载。从考古角度来讲，武威历次出土的西夏钱币中都是西夏铜钱，而未见有铁钱，是否说明这一区域是铜钱流通区呢？事实上夏金南宋鼎足之时，武威所在的甘肃西部河西走廊是西夏的西部疆域，河西走廊南部为吐蕃，北部是已经崛起的蒙古部落并不与金接壤。西夏设立铁钱区与铜钱区主要是针对金朝，所以在西夏西部的河西走廊可能不会有铜钱区或铁钱区的禁限。武威这次发现的几枚小天盛铁钱就是说明这里是铜铁钱流通区。再者，曾是西夏故地的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也发现过铁质“天盛元宝”小平钱，所以说不与金接壤的西夏统治区有可能是不受铜铁钱区划分限制的。
四、结语
西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神秘而辉煌的王朝，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创造了许多神奇和独特的西夏文化，是我国悠久而灿烂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铸造的货币特具魅力，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目前西夏货币存世情况和钱谱著录拓本来看，自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以来，铸造了西夏第一枚钱币“天授通宝”以来，位传十帝，总计使用了32个年号，有16类货币，其中西夏文钱5种（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元宝、乾祐宝钱、天庆宝钱），汉文钱11种（天授通宝、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元德元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有数十个版别。随着今后西夏考古的新发现，相信还会有新的版别问世。西夏钱币是西夏多元而奇特的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西夏钱币不仅对于探究西夏商品货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西夏钱币是西夏学的重要内容。目前，西夏钱币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西夏钱币的谱系，但还有许多诸如陈炳应先生关于西夏文“福圣宝钱”，应译为“禀德宝钱”，
[xii]存疑西夏钱币真伪鉴定、1987年9月甘肃省武威市城内署东巷修建行署家属楼是出土的银锭是西夏银锭还是金朝银锭等问题有待学术界
[xiii]、收藏界来共同努力解决。武威曾是西夏的陪都，在西夏兴亡中伴有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是西夏学兴起的发祥地。武威历次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都促进了西夏钱币研究和西夏学向纵深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i] 吴峰云，《西夏钱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ii]
吴峰云，《西夏钱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页。牛达生，《西夏钱币与官印研究综述》。
[iii]
2005年10月此品西夏文“正德宝钱”在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中经专家鉴定确为西夏崇宗正德年间所铸造的西夏文铜质折二小钱。
[iv] 吴广成，《西夏书事》 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v] 张澍．《凉州府志备》卷8，西夏天祐民安碑，三秦出版社，1998。
[vi] 牛达生，《西夏钱币与官印研究综述》
[vii] 吴峰云，《西夏钱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13页。
[viii] （元）脱脱等纂《宋史》卷486《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
[ix] 吴广成撰，《西夏书事》卷37，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x]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xi] 牛达生，《西夏钱币与官印研究综述》
[xii] 陈炳应，《关于西夏钱币的几个问题》，1989年，第3期。
[xiii]
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银锭》载于《中国钱币》1991年第第4期。1998年王勇撰文《西夏货币研究琐议》认为：“称其为西夏通用银锭，证据尚嫌不足。若理解为西夏利用宋之银锭作为货币使用，或许更接近于实际情况。”该文载于《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2005年《中国钱币》第3期刊登白秦川撰文的《武威出土银铤应为金代银铤》认为根据形制和铭文，该批银铤具有明显的金代银铤特征。
(黎大祥
于光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