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资源配置模型和改革路径设计与实证
2022-08-13 21:10阅读：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来临，教学质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三个难点：学生课下学习时间普遍投入不够，约1/3教师还是采用“单声道”方式教学，约2/3教师教学与产业实际结合不够，本文提出了一个在“教材为中心、教师为中心、教室为中心”方向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方向合理配置教学资源的分析模型，指出导致上述三个难点的主要原因是教学资源配置不合理。为逐步实现教学资源合理配置，作者设计了渐进的配套改革路径：即改善对教育创新的激励，新增教学和创新资源向“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方向配置，在改革过程中稳住传统教师群体，通过改革实现对教学创新的需求和产出持续增长，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引导和帮助教师和学生群体向“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方向迁移。并在耿丹学院实施了上述配套改革。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资源配置；路径设计；教学改革；以学生为中心
一、引言
根据笔者以前做的大量调查研究[1]，中国高等教育现在面临着三个难点。首先，大学生课下学习时间普遍投入不够，一半以上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时间与课内教师共同学习时间的比率约小于或等于0.5:1。但按照国际通行的工程和艺术教学规律，此比例应为1比1，按照商科与文科的教学规律，此比例应为1.5比1。其次，16%-38%的老师还是采用“单声道”教学方
式。第三，
60%以上的教师教学与产业实际结合不够，真题做得不够。这说明传统的知识灌输体系依然盛行。
2021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提高至57.8%，进入了普及化阶段[2]，教学质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3]。要解决每个学生怎么学？学什么？学得怎么样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每个教师怎么教？教什么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行为和制度变迁问题。
笔者早年在研究中国科技体制转轨应遵循的规律时，曾提出一个有限资源在科技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配置的模型，通过增量资源带动存量资源调整，可以既“放开一片”、又“稳住一头”，实现资源在科技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有效再配置，科技和经济的互相促进
[4，5]。后来这一模型曾被张伟和丁娟分别应用于研究中国投资产业结构调整[6]和技术跨越问题[7]。借鉴上述经验，笔者提出了一个通过教学资源有效再配置促进教师和学生行为转变的模型，并在若干中国民办大学部分实施了渐进配套教学改革。其可以概略地阐述如下。
二、教学资源配置模型
假设：（1）一个学校的教学资源，只可以投入“老三中心”方向和“新三中心”两个方向。前者以“教材为中心、教师为中心、教室为中心”，其基本特征是教师在教室里讲教材[8，9，10]；后者“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9，10，11，12，13，14]，其基本特征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激励成长范式[1]。（2）学校的教学资源在用于“老三中心”方向时难于同时用于“新三中心”方向。为了简化问题，暂不考虑具有共享性的信息资源，这并不影响以下分析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因为信息资源总是要同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结合才能发挥作用。（3）进一步假设教学资源中用于“老三中心”方向和“新三中心”方向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这是因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强化和报酬递增机制。(4)如果用于教学的资源是充分配置的，即没有资源利用的效率损失，那么存在由特定的教学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教学资源配置可能性边界为OCD。
图1中国教学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在图1中，EP表示由市场决定的相对价格线。如果没有价格扭曲，则由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激励成长范式有一定的经济效率和人才成长必然性，因此需要配置较多数量的教学资源OY0于“新三中心”方向，较少数量的教学资源OX0于“老三中心”方向。相对合理的资源配置组合应该位于E。
以竞争比较充分的美国高等教育市场为例，“新三中心”的普及率大概在60%左右。其中，小型精英文理学院（基本为私立）做得最好，普及率可以达到80~100%；其次是二年及四年制教学型高校（多为公立），普及率可以达到50~70%；再次可能是博士学位授予大学（多为公立），普及率可能在50%左右；研究型大学（公私立兼有）大概不到50%[9]。
在中国，由于传统的知识灌输和教育系统的计划经济惯性，使“老三中心”方向获得的资源从OX0扩大到了OX1，同时，将“新三中心”方向配置的资源由OY0压低到了OY1，此时的资源配置可能性边界为Y1AD，资源配置组合处于图1中的A点而不是E点。这正是导致中国高等教育三个难点的主要原因。
如同我们在图1中看到的，上述做法的静态结果是：假设没有价格扭曲，经济中有一个绝对量为ea、相对量为ea/eo的由于教学资源配置不当引起的人才培养效率损失。这一效率损失将导致可用于教育再投资的剩余的减少。根据之前的假设，OX1/
OY1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一方面人才培养效率的损失将进一步减少可用于教育的总投资，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才培养循环都将重复产生相对量为ea/eo的损失。所有这些都将严重损害教育和经济部门（包括普通国民）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导致人才培养效率低，企业对教育投入低，经济增长中教育进步贡献份额低等问题。
尽管国家近些年一直在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和职业技术教育，但由于我国对于教育创新的政府激励、企业激励和市场激励落实不到位，各教育相关部门的条块分割又进一步导致了要素不能有效组合，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更加剧了人才培养效率损失，致使实际的资源配置组合位于资源配置可能性边界内的某一点上，例如图1中的B点。
三、教改深水区的渐进配套改革路径设计
针对上述的教学资源配置不合理，笔者设计了渐进的配套改革路径如下：
（一）改善对教育创新的激励
加强要素新组合，推行教师到企业挂职和吸纳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双向挂职制度，推行现代产业学院制度和现代学徒制试点，建立与任务相关联的专项预算管理制度，赋予微观经营单位（例如二级学院、专业教研室）自主权，改善对于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激励，调动既得利益集团（现有教师群体、尤其是老教师群体）走出舒适区的积极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得资源配置组合从图1中的B点附近向资源配置可能性边界（A点附近）移动。
（二）关键是新增教学和创新资源向“新三中心”方向配置
微观经营机制改革使得拥有自主权的创新主体（教师、二级学院负责人）将他们可支配的新创造资源按市场机制配置在更有效率的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方向，包括按照“放开一片”的原则，鼓励有能力的专业教师创办工作室，带领学生自办企业或与企业合作新项目，新增教学和创新资源配置的动态变动是从图2A中的A点向G点方向（教学内容和教学法与生产实际结合，更加有利于实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而不是向H点方向（传统教学内容和教学法）。注意，这是增量资源带动存量资源调整，克服传统路径依赖的关键。
图2 渐进改革路径和相应的教学创新产出
（三）在改革过程中稳住传统教师群体
由于在一定时间内仍然维系着传统的资源配置制度（例如教师按照课时计算工作量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学校仍然将一定的资源配置在
“老三中心”方向，包括按照“稳住一头”的原则，继续对传统教师群体予以支持，所以新增资源按市场机制分配不会引起传统教师群体教学产出的下降。
（四）通过改革实现对教学创新需求和产出的持续增长
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推行教师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双向挂职制度、现代产业学院制度、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室课程、全英文教学课程，学生获得感增强，社会对学生的需求程度增加、对教学创新的需求增加（意味着办学资源不再仅仅来源于学费或上级拨款，像斯坦福、哈佛等名校来自于学费的预算仅占约30%），可以用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法创新的资源增多，资源配置可能性边界由OCD扩大到OIJ，相应的教学创新产出增加，因此，如图2B所示，在改革过程中人才培养效率、教学创新产出将出现持续的增长。这一增长将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实现教育和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五）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引导和帮助教师群体向“新三中心”方向迁移
在此过程中不断开设新进教师训练营、期初和期末教学工作坊，专题教学竞赛，培训和激发教师们发展有利于“新三中心”的教学法、教学内容重构、新教学评价法；阻断新进教师进入“老三中心”方向的通道；同时，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引导和帮助传统教师群体走出舒适区，主动向“新三中心”方向、向与生产实际结合的方向迁移。等到愿意改革的教师人数超过教师总数的50%，改革大势也就形成。逐步完成大部分或全体教师向新教学内容结构、教学方法结构、教学评价结构的过渡。
（六）逐步实现教学资源合理配置
随着人才培养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按“新三中心”和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结合方向配置的新资源进一步增多，按“老三中心”方向配置的教学资源占资源总量的相对份额逐渐减小，逐步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产品及要素价格变化所要求的教学资源合理配置。
四、实证
在过去几年，笔者与同事们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按照上述的思路实施了渐进改革，建立了组合学分制[15]，学生、教师、课程、专业（教研室、工作室）、二级学院、二线管理处室的六闭环质量管理体系[16]，性价比较优的在地国际化教育[1]，鼓励老师们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建立教学工作室，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图3
2014届耿丹学院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与同年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比较
图4
2015届耿丹学院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与同年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比较
图5
2016届耿丹学院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与同年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比较
图3-5是前途大数据（第三方公司）提供的2014届、2015届、2016届耿丹学院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与同年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比较，可以看到虽然耿丹学院学生进校时，平均成绩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否则他不会第三批次才被大学录取[i]
），但是毕业后学生的平均薪酬是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学存在的基本价值，它必须给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增值。
表1
耿丹学院CEQ1与CEQ2的比较
学期
|
全英文教学课程门数（相同课名算一门）
|
学期总课程门数
|
占总课程比例
|
参与教师人数
|
CEQ1
|
CEQ2
|
CEQ1比CEQ2高出
|
15-16-2
|
0
|
367
|
0
|
0
|
0.00
|
0
|
0.00
|
16-17-1
|
34
|
395
|
8.60%
|
41
|
91.02
|
90.89
|
0.13
|
16-17-2
|
43
|
415
|
10.30%
|
48
|
91.56
|
90.75
|
0.81
|
17-18-1
|
68
|
486
|
13.90%
|
55
|
91.51
|
91.04
|
0.47
|
17-18-2
|
60
|
475
|
12.63%
|
58
|
92.29
|
91.26
|
1.03
|
表1是自2016学年以来耿丹学院实施全英文教学情况。可见参与教师在逐步增加，全英文教学课程的课堂体验评价[17]平均分（CEQ1）高于全校课程CEQ平均分（CEQ2），而且两者之差在逐步增大。这说明这种教学方式逐步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认可。课下调查也表明，由于这种教学方式带来了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参与全英文教学课程学生的课下学习投入时间大于未参加者，而且产生了溢出效应，例如17软件国际班学习风气明显优于工学院其他班级，两名同学甚至在大一年级就拿全国和北京专业比赛一等奖。
图6 SHOWBIM 情景式教学工作室组织架构
图6是林植潘老师组织学生创立的SHOWBIM
情景式教学工作室组织架构。这个工作室由一名教师和111名学生组成，是一个模拟公司教学场所。在其中实现了老师带领学生做真实项目的教学；大三学长教大一新生、大四学长教大二学生、各年级优秀学生带动其他同学的同伴教学；学生不仅学习知识、而且学习职业操守、自我管理的情景式教学。
五、结论
在世界很多国家，教育都在引领社会和产业发展。但是在中国，教育引领了社会成长和产业发展没有呢？这还是很大的问号。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学资源仍旧主要配置于“老三中心”方向。想要将教学资源配置于“新三中心”方向，就必须改变教师群体习惯的行为方式，深化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但是教学改革难度很大，需要考虑到现有教师群体的行为习惯、既得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才能够通过发展逐步增大教育产出效益。
通过本文作者和同事在耿丹学院的实践，表明采取渐进的配套改革路径：即改善对教育创新的激励，新增教学和创新资源向“新三中心”方向配置，通过增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带动存量资源调整，在改革过程中稳住传统教师群体，通过改革实现对教学创新的需求和产出持续增长，可以引导教师群体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群体的学习行为转变，帮助教师和学生群体实现由“老三中心”向“新三中心”的制度迁移，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致谢
作者衷心感谢耿丹学院理事长王晓文女士和许多同事们对于作者在耿丹学院推行教学改革的支持。感谢副院长刘林女士提供的毕业生薪酬数据，感谢林植潘老师工作室的生动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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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i]
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大学是按照学生成绩分三个批次录取。通常情况下，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被一流大学在第一批录取，成绩中上的学生被公办本科院校在第二批录取，成绩中下的学生被民办本科院校在第三批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