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出版的生产机制总是把文本割裂成版前和版后鲜明的两个部分：一种是版前手稿，可以不停的修缮，使它达到某种“出品”的质量要求（自己的或者别人的）；一种是版后成书，一旦出版就变成一个无法更改的印迹，成为静态的“作品”并具有某种脱离作者的独立存在，至多只能以精华本、订正本、增补本的面貌出现。与此同时，过去的文学评论也过分地重视体裁分野，叙述故事时叫小说，抒发情感时叫做散文，探求私密时叫做诗词，陈述知识时叫做论文，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文”。上述因素导致众多文本被禁锢在版后，套牢在非此即彼的体裁分类上。
《康家村记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高晖的旧文[3]，此次编辑不是简单的排列、增删，而是重新结构、组合、联结、评判、导读，其行为既是文本本身又属是文本之外。此次高晖对文本的处理，具有以下多重意义：一是延伸了文本的跨度、拓宽了文本的空间，使文本具有多媒体效应，突破了文字的线性特征。二是生动地证明，文本具有不断生长的属性，其实，编者甚至是读者都有权力和作者一起修整和重组；作者也不应该在阅读、误读中缺席，他可以参与、打断、搅和、延续这样的过程，这，依旧是创作本身，是一种更深刻的写作。三是《康家村记事》的写作立场因为文本的开放性不但没有被禁锢、套牢，反而被重新释放、被升华。
当一个作家这样参与处理文本时，就像中年人翻检初恋情书、老人回忆过去、嫌疑人再次向警察供词，由于裹夹判断及重新判断、附着新的经验及钩稽关系，致使潜在的意义被重新发现。过去呈给读者和评论家的文本，就像作案者的初次口供，缺乏纪实性和内心完整性的场景。这次重新提供“口供”是一个负责任的作者的做法。过去中国人的习惯是编选集编全集，编订审定自己的全集，虽局限于筛选、顺序以及改写技术上的错误，也不是对历史的文过饰非，而是对人生惟一文本的最后订正，以免误读。郑板桥编完自己的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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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说过一句话：“死后若有人将平时无聊应酬文字滥冒窜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看来郑板桥对自己的文字决不是全盘认领的。一个作家动笔写出来的作品未必就是他的真作品，真作品是要到一生终了处结帐出清。
《康家村纪事》启悟在于：一个作者，一段或一生所写的文本，就像“长物”，他有权不断地链接、集合并以此提升。当人生本身构成“写作”这一事件本体的时候，“作品”没有道理不是一条线性的时间之河。每当有这样的时刻，也就是重新开启。康德[4]的《纯粹理性批判》[5]先后写了两个版本，后来的出版和翻译都合刊，大家认为不可偏废，应该合起来研究。
鲁迅研究者王富仁[6]，针对很多人说鲁迅没有重量级作品时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鲁迅终生写过一部最最巨大的作品，那就是《鲁迅全集》。鲁迅先生有个习惯，那就是一年一集，按照编年的体例出版，他的文本结构本身就是作品的结构。进而，他的生命结构就是作品结构。
庄子曰：道术为天下裂，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歧路亡羊，“道”就在纷繁的论说中被割裂了，均无限地强调“道”的“裂”，但是忘记了“道”的根源。其实，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罢，祖师禅如此、野狐禅如彼，“道”应该是一致的，是贯通着的一种精神，无论你行走坐卧、写作研究还是做官经商，都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中庸》里的这句话可以拿来曲解一下，对于作者的生命本体来说，“可离非作品”。只有这些是一致的时候，“单独”的文本才有意义，才是准确的艺术，否则是不准确的艺术。就像一滴墨在水里，反而是不真实的。
作者本身也可以作为一项文本内容被整体阅读，其实，“知人论世”本来就是古典中国文艺一个比较平常的立场，我们习惯了吃鸡蛋的时候顺便了解一下老母鸡。在此意义上说，任何杰作脱离了作家本人，只能造成文本的缺陷，仅仅说某个作家写出了杰作就是胡诌，作品结构和作家的生活结构必须整体阅读，一旦作家的生命结构也被读者阅读，那么就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作品和作家相互辉映，相互闪烁。“不知其人可乎？”——是读者最基本的阅读人权，剥夺它是可耻的。在今天，自觉明确这一问题的中国作家高晖是第一个。
比如《红楼梦》和曹雪芹。再比如，杜甫的诗《江南逢李龟年[7]》[8]：“歧王[9]宅里寻常见，崔九堂[10]前几度闻。正是江南[11]好风景，落花时节[12]又逢君[13]。”这是离开作者身份就难以索解的诗句，甚至，离开具体历史情境，就无法被称为好诗。这四句是任何人都会说的寒暄话：以前在张三家经常看见你，李四那里也听说你，现在春天来了，又碰到你啦哈。如何成为千年脍炙人口的铭心绝品呢？假如我们不了解杜甫的身世，不知道谁是歧王、崔九、李龟年，不知道“安史之乱[14]”，不知道当年长安的盛况，不知道流落江湖的艺术家的艰辛，不知道歧王宅里发生了什么，诗中丰富细致的情感意味，就无从谈起[15]。
什么是真作品和假作品以及怎样看待这些作品？时间及主题的表达为什么要限定在一篇之内呢？文本之间的“互文[16]”不是更有趣的事情么？明确上述问题的文本，《康家村纪事》也是第一个。
《康家村纪事》的文体混杂，其实带有一种古典主义意义。现代性发生后，所谓“知识分子”逐渐变成了日益细密分科的“专家”，不再对整体知识有奢望，不再对“究天人之际”的倾述宏愿感兴趣，古典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中外都不是。像罗马人，有所谓“七大术[17]”，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号称“一事不知，士之耻也”，故而中国古代的文人，一般兼擅各种文体，他们用“道德文章”“载道”、用“诗”“言志”，用词言某些不太可以公开的“志”或曰情，你往往需要综合阅读，才知道他们的真相。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康家村记事》这一文本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及其作品的一次重要的订正。
现在，让我们返回《康家村记事》自身。美国最有名的汉学家宇文所安[18]有一本书叫《追忆》[19]，他认为追忆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过去即异邦”，无论是家国的过去、还是个人的过去。《康家村记事》就是依靠追忆建构了一部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的心灵成长秘史。其文本结构也是作家高晖的心灵成长结构。《康家村记事》回归了包括古典主义意义等多重意义，特别是作家心灵家园的重建及其形式。从现代写作技巧上看，高晖已是娴熟的技术工人，车、钳、铣、铆、电、焊样样精准，这些技术使《康家村记事》变得像纯棉纺织品一样细密熨帖，甚至使之足以成为青年作家的教课书。不属于技术范畴的是《康家村记事》在音乐感上的突破，其旋律、节奏、多声部以及音质只能与作家内心密切相关。在所有艺术家里面，音乐家是最接近上帝的人，任何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使自己的作品有了音乐的特质后，心灵都会变得更纯净、更感动人。也正是这些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小说乃至所谓的诗性小说。
《康家村纪事》令我想起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20]的《蒙塔尤》[21]，一本有趣而有学术典范意义的历史著作，它不是叙述宏大历史，而是一个小村庄的历史。但它却展示给我们关于空间、时间、宗教、性别等等惊心动魄的观念。至于高晖所构建的康家村是否具有考古学意义，这将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此文系根据郭长虹先生2007年3月15日在北京簋街渝新辣锅饭庄的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审订。当时高晖、张龙、徐兵等人在座。
[2]郭长虹，1968年6月生于辽北。依次获南开大学文博、艺术考古、中国古典艺术史方向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艺术史和文化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曾担任大型纪录片《敦煌》、《故宫》、《梅兰芳》、《范曾》的总编剧。师从范增先生创作中国书画，主创山水，擅行草、篆隶、魏碑。
[3] 指《正文一/重返童年》、《片段3/溺水》、《片段4/秋天》、《正文三/1976年秋天的纸飞机》、《正文六/离乡》等部分曾成收入散文集《向陌生人招手》（高晖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4]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
[5]出版于1781年，在1787年第二版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学术界对这两个版本的重视几乎是同等的。在出单行本时，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以第二版为基准，将第一版与第二版有异之处以注释或附录的方式标出。这部译文沿袭了上述通行做法。也就是说，根据1968年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的“Akademie-Textausgabe”翻译，以第二版为基准，凡是第一版与第二版有异之处，文字较少者均以脚注的方式标出，文字较多者则附于合适的地方。汉译本由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第一版。
[6] 1941年生，山东高唐人。198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84－2003年于北京大学任教，现为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等，另有《王富仁自选集》等论文集多部，《蝉声与牛声》等散文集4部。
[7]李龟年，唐代著名的音乐家，受唐玄宗赏识，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
[8]选自《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二三。
[9]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 名叫李隆范，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寻常：经常。
[10]崔涤，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玄宗时，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
[11]这里指今湖南省一带。
[12]春末。落花的寓意甚多，人衰老飘零，社会的凋弊丧乱都在其中。暮春，通常指阴历三月。
[13]指李龟年。
[14]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7年之久。
[15]开元初年，李龟年经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常出入岐王门庭。这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28字，语极平淡，举重若轻、浑然无迹。杜李在飘流颠沛中重逢，落花流水的风光，两人形容憔悴，绘成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开元全盛日”已经成历史陈迹。杜甫感慨颇深，但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嘎然而止，强烈的感情得到节制，更显蕴藉之极。
[16]互文也称互参，它的手法是把本应该合起来的话分做两句说，使两者互相补充、渗透。
[17]包括语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
[18]本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可以说是唐诗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
[19]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在此书中，宇文所安几乎要把中国古典文学定义为记忆的文学：“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提供艺术回到眼前。”
[20]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于1919年出生于诺曼底，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73年起在法兰西学院任现代文明史讲座教授多年，曾任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现为《年鉴》杂志主编之一。他出版过多部有影响的著作，除本书外，尚有《朗格多克的历史》、《朗格多克的农民》、《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历史学家的领域》、《罗曼人的狂欢节》和《在历史学家中间》等。
[21] 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此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像现代侦探一样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法国著名学者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并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并以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
《康家村纪事》启悟在于：一个作者，一段或一生所写的文本，就像“长物”，他有权不断地链接、集合并以此提升。当人生本身构成“写作”这一事件本体的时候，“作品”没有道理不是一条线性的时间之河。每当有这样的时刻，也就是重新开启。康德[4]的《纯粹理性批判》[5]先后写了两个版本，后来的出版和翻译都合刊，大家认为不可偏废，应该合起来研究。
鲁迅研究者王富仁[6]，针对很多人说鲁迅没有重量级作品时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鲁迅终生写过一部最最巨大的作品，那就是《鲁迅全集》。鲁迅先生有个习惯，那就是一年一集，按照编年的体例出版，他的文本结构本身就是作品的结构。进而，他的生命结构就是作品结构。
庄子曰：道术为天下裂，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歧路亡羊，“道”就在纷繁的论说中被割裂了，均无限地强调“道”的“裂”，但是忘记了“道”的根源。其实，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罢，祖师禅如此、野狐禅如彼，“道”应该是一致的，是贯通着的一种精神，无论你行走坐卧、写作研究还是做官经商，都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中庸》里的这句话可以拿来曲解一下，对于作者的生命本体来说，“可离非作品”。只有这些是一致的时候，“单独”的文本才有意义，才是准确的艺术，否则是不准确的艺术。就像一滴墨在水里，反而是不真实的。
作者本身也可以作为一项文本内容被整体阅读，其实，“知人论世”本来就是古典中国文艺一个比较平常的立场，我们习惯了吃鸡蛋的时候顺便了解一下老母鸡。在此意义上说，任何杰作脱离了作家本人，只能造成文本的缺陷，仅仅说某个作家写出了杰作就是胡诌，作品结构和作家的生活结构必须整体阅读，一旦作家的生命结构也被读者阅读，那么就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作品和作家相互辉映，相互闪烁。“不知其人可乎？”——是读者最基本的阅读人权，剥夺它是可耻的。在今天，自觉明确这一问题的中国作家高晖是第一个。
比如《红楼梦》和曹雪芹。再比如，杜甫的诗《江南逢李龟年[7]》[8]：“歧王[9]宅里寻常见，崔九堂[10]前几度闻。正是江南[11]好风景，落花时节[12]又逢君[13]。”这是离开作者身份就难以索解的诗句，甚至，离开具体历史情境，就无法被称为好诗。这四句是任何人都会说的寒暄话：以前在张三家经常看见你，李四那里也听说你，现在春天来了，又碰到你啦哈。如何成为千年脍炙人口的铭心绝品呢？假如我们不了解杜甫的身世，不知道谁是歧王、崔九、李龟年，不知道“安史之乱[14]”，不知道当年长安的盛况，不知道流落江湖的艺术家的艰辛，不知道歧王宅里发生了什么，诗中丰富细致的情感意味，就无从谈起[15]。
什么是真作品和假作品以及怎样看待这些作品？时间及主题的表达为什么要限定在一篇之内呢？文本之间的“互文[16]”不是更有趣的事情么？明确上述问题的文本，《康家村纪事》也是第一个。
《康家村纪事》的文体混杂，其实带有一种古典主义意义。现代性发生后，所谓“知识分子”逐渐变成了日益细密分科的“专家”，不再对整体知识有奢望，不再对“究天人之际”的倾述宏愿感兴趣，古典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中外都不是。像罗马人，有所谓“七大术[17]”，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号称“一事不知，士之耻也”，故而中国古代的文人，一般兼擅各种文体，他们用“道德文章”“载道”、用“诗”“言志”，用词言某些不太可以公开的“志”或曰情，你往往需要综合阅读，才知道他们的真相。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康家村记事》这一文本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及其作品的一次重要的订正。
现在，让我们返回《康家村记事》自身。美国最有名的汉学家宇文所安[18]有一本书叫《追忆》[19]，他认为追忆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过去即异邦”，无论是家国的过去、还是个人的过去。《康家村记事》就是依靠追忆建构了一部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的心灵成长秘史。其文本结构也是作家高晖的心灵成长结构。《康家村记事》回归了包括古典主义意义等多重意义，特别是作家心灵家园的重建及其形式。从现代写作技巧上看，高晖已是娴熟的技术工人，车、钳、铣、铆、电、焊样样精准，这些技术使《康家村记事》变得像纯棉纺织品一样细密熨帖，甚至使之足以成为青年作家的教课书。不属于技术范畴的是《康家村记事》在音乐感上的突破，其旋律、节奏、多声部以及音质只能与作家内心密切相关。在所有艺术家里面，音乐家是最接近上帝的人，任何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使自己的作品有了音乐的特质后，心灵都会变得更纯净、更感动人。也正是这些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小说乃至所谓的诗性小说。
《康家村纪事》令我想起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20]的《蒙塔尤》[21]，一本有趣而有学术典范意义的历史著作，它不是叙述宏大历史，而是一个小村庄的历史。但它却展示给我们关于空间、时间、宗教、性别等等惊心动魄的观念。至于高晖所构建的康家村是否具有考古学意义，这将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此文系根据郭长虹先生2007年3月15日在北京簋街渝新辣锅饭庄的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审订。当时高晖、张龙、徐兵等人在座。
[2]郭长虹，1968年6月生于辽北。依次获南开大学文博、艺术考古、中国古典艺术史方向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艺术史和文化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曾担任大型纪录片《敦煌》、《故宫》、《梅兰芳》、《范曾》的总编剧。师从范增先生创作中国书画，主创山水，擅行草、篆隶、魏碑。
[3] 指《正文一/重返童年》、《片段3/溺水》、《片段4/秋天》、《正文三/1976年秋天的纸飞机》、《正文六/离乡》等部分曾成收入散文集《向陌生人招手》（高晖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4]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
[5]出版于1781年，在1787年第二版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学术界对这两个版本的重视几乎是同等的。在出单行本时，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以第二版为基准，将第一版与第二版有异之处以注释或附录的方式标出。这部译文沿袭了上述通行做法。也就是说，根据1968年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的“Akademie-Textausgabe”翻译，以第二版为基准，凡是第一版与第二版有异之处，文字较少者均以脚注的方式标出，文字较多者则附于合适的地方。汉译本由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第一版。
[6] 1941年生，山东高唐人。198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84－2003年于北京大学任教，现为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等，另有《王富仁自选集》等论文集多部，《蝉声与牛声》等散文集4部。
[7]李龟年，唐代著名的音乐家，受唐玄宗赏识，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
[8]选自《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二三。
[9]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 名叫李隆范，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寻常：经常。
[10]崔涤，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玄宗时，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
[11]这里指今湖南省一带。
[12]春末。落花的寓意甚多，人衰老飘零，社会的凋弊丧乱都在其中。暮春，通常指阴历三月。
[13]指李龟年。
[14]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7年之久。
[15]开元初年，李龟年经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常出入岐王门庭。这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28字，语极平淡，举重若轻、浑然无迹。杜李在飘流颠沛中重逢，落花流水的风光，两人形容憔悴，绘成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开元全盛日”已经成历史陈迹。杜甫感慨颇深，但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嘎然而止，强烈的感情得到节制，更显蕴藉之极。
[16]互文也称互参，它的手法是把本应该合起来的话分做两句说，使两者互相补充、渗透。
[17]包括语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
[18]本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可以说是唐诗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
[19]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在此书中，宇文所安几乎要把中国古典文学定义为记忆的文学：“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提供艺术回到眼前。”
[20]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于1919年出生于诺曼底，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73年起在法兰西学院任现代文明史讲座教授多年，曾任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现为《年鉴》杂志主编之一。他出版过多部有影响的著作，除本书外，尚有《朗格多克的历史》、《朗格多克的农民》、《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历史学家的领域》、《罗曼人的狂欢节》和《在历史学家中间》等。
[21] 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此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像现代侦探一样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法国著名学者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并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并以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