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人类语言的总和。正常儿童能够接触的、并不充分的语料，滋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语言获得的过程是遗传因素和后天语言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许多儿童语言获得的数据表明，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接触到母语所有的语料，用以判断他们自己语法的正确和错误。这更表明在独立掌控母语前，儿童依赖先天的机制，而并非单靠所接触的特定语料来确立自己的语法规则。半个世纪来，发现与探索语言机制的初始状态及成熟状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从而了解语言机制本身的性质，是乔姆斯基领导的生成语法研究领域锲而不舍的课题。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机制的基本属性是，它是个具有高度生成能力的运算系统，如同自然界其他规律一样，生成性运算规律具有简约性，运用递归和组合（又译作“合并”）两大运算法则，对离散的语言数据进行排列组合。递归运算允许反复使用一种规则来推导出新的表达式，例如将一个成分反复并入另一个成分，以形成较长的、甚至无限长的表达式。组合运算将离散的语言数据融合起来，组合上的些微差异可以形成不同的形式——新的数据或构成新的表达式。问题是，组合上的差异来自何处？儿童语法的获得过程中，发展和成熟的实证究竟是什么？
为解释语言获得这个哲学问题，并为普遍语法与特定语法之间的关系寻找理据，生成语法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乔姆斯基开创的『管辖与约束』理论架构下[2]
对各种语言展开了大规模的比较研究。『管辖与约束』理论认为，普遍语法具有其他认知系统的组模性结构，[3]
它由几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每个系统有自己的运作原则。如果处于初始状态的各子系统的原则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是人类天赋的关于普遍语法的知识，那么，链接初始状态的普遍语法知识和特定语言的语法知识之间的关系，便是『管辖与约束』理论的研究课题。该理论提供的高度抽象的形式化和生成运算的技术手段，使研究者们得以对不同语言的语法体系进行入微的观察和详尽的描写与分析，对经过运算生成出来的变化无穷的表达式，作出精细的描述及高度的抽象化，尤其是得出的一整套生成运算规则，揭示了递归和组合运算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反映组合运算简约特质的“局部性条件[4]
组合运算中有时会出现语言数据的“移位”，例如，英文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后者的助动词要移到句首：
当构成被动句时，宾语要移到主语位置上:[5]
“移位”
这一组合运算只能移动距离目标最近的成分，即（1）中的助动词和（2）中各句的第一个宾语。若移动的不是距离目标最近的成分，便违反“局部性条件”，结果不合语法：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生成性运算的推导程序严格遵循由内向外的规律，即每一步运算有自己的定义域，运算步骤不能颠倒。例如，英语特殊疑问句中被疑问的成分要移位到句首，如（4a）和（4b）所示。但以下带
* 标记的疑问句均不合语法: [6]
疑问句是从陈述句衍生出来的，即组合陈述句的运算先于疑问句。（4a）的并列短语、（5a）含关系子句的复杂名词短语和（6a）的句子式主语，分别为各陈述句的内部结构，它们的组合运算步骤应先于组合疑问句的运算步骤。但（4c）、（5b）、（6b）中构成特殊疑问句的运算步骤先于陈述句内层结构的组合运算步骤，未能遵守由内向外的推导程序，所以不合语法。
在发现普遍语法规律的同时，传统语法研究的许多成果被拿到『管辖与约束』的理论框架下审视，研究的初衷是验证普遍语法原则在各种语言中的具体表现。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普遍语法原则在不同的语言里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它们反映了自然法则的参数特质。比方说，语言类型学家观察到，所有语言的句子都按照一定的语序排列。以及物动词短语为例，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要么呈『动宾』序列，要么呈『宾动』序列。英语、汉语类语言属前者，日语、韩语类语言属后者：
这样的序列可以扩展到其他语类构成的短语，如名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等等。生成语法将这一现象归纳成短语的“中心语”和“补语”的结构原理，用X（任何一类中心语）标杆的形式来表示这一普遍规律，不同类型的语言选择不同的序列来构建短语，要么中心语在前，要么中心语在后：[7]
由此确认出短语结构这一普遍规律的参数性特质，而不同的参数特质就是一个给定的“参数值”，如『+/- 中心语在前』。
围绕『管辖与约束』理论开展的研究推动生成语法向『原则与参数[8]
的方向发展，使生成语法学者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不同语言的语法体系展开比较研究。语法原则参数值遂被确定为特定语言与普遍语法相差异的形态表现，它们以特征形式被编码在基本的语言数据『词项』中。生成性运算在对语言数据进行任意排列组合时，依照这些特殊的编码进行特定的程序性处理，如增加递归运算或组合运算的步骤，等，遂将纷繁复杂的形态特征和带有普遍特征的基本语言数据整合成无数个可以拼读和表意的语言表达式，以此解释人类为何有如此丰富、复杂而形态各异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进行交流。换言之，人类共有一个内在语言系统，每个特定语言都是它的“方言”，即每个特定语言的语法都是普遍语法的外化系统，每个语言就是普遍语法不同外化形式的结果。
『原则与参数』的理念和视野使生成语法理论获得了更强的解释力，为语言获得领域提供了一整套理论依据，从而可以解答柏拉图提出的哲学问题：儿童语言获得的过程就是确认普遍语法原则参数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后天语言环境的内容要提供足够的参数值表征，初始状态的先天语言机制方能发育、成熟，成为与发声感知系统和概念意图系统完美联接的心智计算机制，从而人可以得心应手、随机应变地用语言表达思想。简言之，人要在同外界的接触过程中使先天的能力外化，亦即按照实际接触的语言环境来确定普遍语法原则的参数值。在『原则与参数』框架下研究的儿童语言发展方面的成果亦显示，
[9]
语言活动这一人类大脑的高级神经活动不是一种服从“指令性”的活动，而是一种“选择性”的活动，因为儿童母语获得的过程涉及对特定语法原则参数值的选择与确认，这无疑为生物学界有关人类大脑学习机制特征的探索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
在语言获得的哲学问题得到了解答，普遍语法和特定语法之间的差异经由原则的参数特征得以解释之后，生成语法研究便可以越过柏拉图的问题，将焦点聚集到人类语言的本质上来：语言机制的自然设计究竟是什么?
由『管辖与约束』与『原则与参数』理论和方法引发的广博研究带来的成果，给进一步的精细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建构生成语法理论的过程中，乔姆斯基始终如一地关注语言学理论接近自然世界的真实属性，即语言的经验性本质，并追求构建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简约的理论。乔姆斯基认为如同其它科学领域一样，在确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和检验研究成果时，应将标准确立在自然性、简约性、精致性、解释性等几项指标上。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在原则与参数体系中不断衍生出众多的研究方案。如果这些研究方案均以充分解释语言获得的哲学问题为目标，那么自然性、简约性、精致性就成了衡量与比较各研究方案的有效指标。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真理，而研究和探索的过程就是试图接近自然世界的真实属性，如果将原则与参数研究体系中的各种研究方案看成是接近真理的各种途径，这其中一定有最好的（自然即完美）、最经济的、能够最精确地通向真理的捷径。乔姆斯基（1995年）的『最简方案』就是基于这样的哲学思考提出来的。『管辖与约束』理论为普遍语法原则与参数的建立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细节,
提出『最简方案』的宗旨在于继承和发展『原则与参数』的理念，评估原则与参数研究体系中各种研究方案，找到探索语言机制的本质的最佳途径。同时，新的研究方案有利于观察和提出新的问题，发展新的研究。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机制就是“语言器官”，是人类心智状态中专司语言的一种生物禀赋“基因型”，通过后天发育成长为特定语言的“表现型”。
[10]
人的语言能力中有三个要素：“天赋”即先天的语言机制，“经验”即后天语言环境的滋养，两者之间通过其它非专司语言机制的原则来调节，
[11]
即第三个要素在前两个要素之间起传递信息、引导先天机制发展成形。已知人类大脑中不同知识系统之间有独特的复杂联接，语言机制与其他认知体系的子系统——发声感知系统和概念意图系统，通过语言表征层面联接，形成相互作用，因而带来与普遍语法原则相差异的、属于个别语言的特征。其它非专司语言机制的原则究竟通过什么运作原理来传递信息、引导先天机制发展成形？这是『最简方案』研究的切入点。
从『管辖与约束』到『原则与参数』，生成语法研究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去探究“普遍语法对语言获得过程的作用有多大”的问题。『最简方案』则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尝试回答“在运用非专司语言机制原则引导先天机制发展成形方面，普遍语法的作用有多小？”以探求自然对语言机制完美设计的奥秘。
[12]
『最简方案』改变了以往对生成性运算推导出的表达式的关注，将研究的重点更加集中在运算如何与感知系统和概念意图系统的接口形成相互作用和有机的联系。『最简方案』将语言最基本的元素——词项所带有的音系、语义、结构形态特征及词项特征，作为生成运算的核心动因，认为词项特征的类别及其解读性决定了所构成的每个语言表达式所需的运算步骤。不同的特征要在词项组合的过程中找到匹配的区域进行查核，以便使这些特征在生成的表达式中得到语义和语音解读，继而被感知系统和概念意图系统接受，外化成为语言。特征查核和组合的互动，形成不同的运算推导程序。同一组语料可能有一个以上的推导程序，但『管辖与约束』和『原则与参数』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成运算遵循简约的原则，所以特征查核和组合的互动也受简约原则的制约，而不同运算程序之间的差异，一定来自特定语言的特异性，即是该语言自身外化的表现。再看前面例（1）的疑问句。疑问是说话者的语气，该特征源自标记句子语气的中心语，即标句词。但不同语言的疑问句语序有所不同，因为除了中心语参数性差异外，还有疑问标句词本身其他特征引起的差异。以英语为例，英语是中心语在前的语言，其疑问标句词带有词缀性的形态特征，无法被解读，要依赖相匹配的词根性成分来进行查核，但组合的简约原则要求该成分要离句首最近，因而只有类似例（1）的表达式被接受，其他的推导过程，如（3a），则被排斥。
将不同运算程序之间的差异，追溯到特定语言在词项特征编码上，便是为不同表达式的生成形式解码，从而追踪词项特征如何在运算系统中传递信息，致使生成性运算随机应变地形成各种各样的组合。乔姆斯基指出，即使生成性运算中的组合原理是和其他认知系统，如数学运算系统，共通的原理，或该原理根本就是语言机制从其他认知系统挪用来运算语料的，对它的探究可以明了语言机制和其他认知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从而缩小探索语言机制属性的范畴，进一步认证普遍语法原则如何通过生成运算推导出带有参数特征的、可用于特定语言的表达式。
生成语法理论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普遍语法原则以其生成运算的模式，可以预测那些结构组合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即偏离了自然语言的结构。生成语法理论希望能够通过『最简方案』解释为什么会有合理与不合理的结构，换言之，如果人类语言天赋的核心机制是心理计算，该计算系统要满足什么样的外部条件或“组织原则”，使生成出来的语言表达式可以如此畅顺、完美地用于表达思想？『最简方案』的提出拓宽了生成语法研究的视野，一方面，它为不同语言本体语法体系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更加关注生命科学和脑科学有关遗传基因的研究，以求从这些前沿科学的成果中吸取养分，透过生物语言学的视角，观测到大自然设计的、引导人类语言机制发展和运作之蓝图。
生成语法理论对中国语言的研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的科学语言观和方法论，及其所揭示的人类语言机制的奥秘，不断震撼着、吸引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身处世界各地的中国语言研究者。他们将中国的汉语、方言、民族语言置于普遍语法原则及参数的研究平台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审视，这冲击了历来学界对中国语言的认知框架，打破了以往以语文教育或单纯记录、描写为目的的研究传统，给中国语言本体的研究，尤其是音韵、语法方面的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运用生成语法原则和参数理论的方法和手段，中国语言中很多隐性的特征得到分析和演绎。一系列表面看似毫无关联的语言现象，得到了统一的解释。大量研究证明，汉语句子的生成运算涉及“移位”，而移位遵循普遍语法的原则。例如，汉语是个具有“话题化”特点的语言，说话者往往将句子中的某个名物性成分提到句首,
如以下（b）例所示，但（a）中的例子却均不合语法:
[13]
（10）a. *
小强, 我认识很多 ___ 喜欢的人。（参考：
我认识很多小强喜欢的人。）
b.
小强喜欢的人，我认识很多
___。
（11）a. *
小强，我也看见了___ 爸爸。
（参考：我也看见了小强爸爸。）
b.
小强爸爸，我也看见了。
（b）例中的话题均在原句（参考句）的基础上经过“移位”得来，所以“话题化”涉及的组合运算在后，原句的组合运算在前，推导程序遵守由内向外的普遍原则。（a）例中的组合步骤违反了由内向外组合的普遍原则，即“话题化”先于原句内部成分的组合运算——（10）中含关系子句修饰的名词短语“小强喜欢的人”，（11）中含领属成分修饰的名词短语“小强爸爸”，所以不合语法。再来观察（12）中的差别：
[14]
（12）a.
小强明白了你叫他修车的原因。
b. *
小强明白了你叫谁修车的原因？
两句明显的差别是，（12a）为陈述句，其中包含一个带有关系子句的宾语名词短语“[你叫他修车]的原因”，（12b）为疑问句，词项
“谁”中的疑问特征要在主句的语气引句词范畴内得到解读，所以涉及“移位”。
[15]
虽然汉语的疑问词项不作显性移位，但（12b）的问题和前面（5a）的问题一样，含关系子句的复杂名词短语是句子的内部结构，它的组合运算步骤应先于组合疑问句的运算步骤，而（12b）违反了生成性运算由内向外这一普遍原则。
在生成语法理论的透视下，汉语的形态显现出它的分析性特征，这方面的研究为『最简方案』将普遍语法的参数性特质追溯到词项特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汉语疑问句中隐性“移位”现象的研究，曾为生成语法确立『原则和参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6]
普遍语法原则要求疑问特征移入查核区域，即句子的语气范畴。汉语疑问句的组合只需移动疑问特征，疑问词本身不作显性移动，而英语类语言的疑问词要显性移入句首的语气范畴。研究显示，这一差异反映了语言间更加细微的参数性特质，即两种语言词项的形态特征之差。英语属合成性语言，汉语属分析性语言，两者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构词上，如相对于英语的单个词汇，汉语采用大量的复合词，
[17]
更有趣的是它们在句法上的表现。疑问词被认为是一种范畴不确定的成分，需与相应的“算子”匹配，
[18]
使其语义得到解读。英语疑问词的疑问特征在词汇层面已与其相应的“算子”选配好，由于英语形态的合成性特质，在句法运算中，疑问词一定要与其相匹配的、位于疑问语气范畴内的算子组合在一起，所以要移位。汉语的疑问词特征不是在词汇层面，而是在句法层面上选配相应的“算子”，汉语的分析性特征使疑问词和相应的“算子”在句法中呈非连续状，两者不组合在一起，这解释了汉语疑问词为什么不移位。这也为汉语疑问词的分布及其句法表现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依据，
[19]
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汉语的一些疑问词可以用在非疑问句或已带疑问标记的句子中。以“什么”为例：
（13）a.
我没看见什么。
b.
你买什么了吗？
c.
你想不想买什么？
d.
我以为他看见什么了。
e.
他一定看见什么了，不然他不会一直盯着往那儿看。
f.
要是你想要什么，早点告诉我。
这些例句中均含有能与“什么”匹配的“存在算子”，其形态表征分别为“没”，“吗”，“想不想”，“以为”，“一定”，“要是”，这些成分均有极性特征，
[20]
可以将“什么”解读为某个/些存在的（物体），即由“算子”赋予“什么”存在语义。
[21]这说明汉语类型的疑问词确实在句子层面才和相应的“算子”匹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的研究不断受益于『管辖与约束』、『原则与参数』和『最简方案』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生成语法日益精细的研究手段也使中国语言本体研究不断深化。通过学者们锲而不舍的卓绝努力，中国语言所体现的形形色色的特点不断展现出来，为普遍语法的参数表现提供了许多有力的实证。学者们亦通过他们的研究来介绍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共同参与对人类语言这一生物遗传属性的科学探索。
(顾阳编撰)
————————————
*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益于李行德的建议与指正，亦采纳了黄正德、宁春岩、邓思颖的意见，特此致谢。
[1]
乔姆斯基将其称作语言机制 (
faculté
de
language)，此概念始见于他1965年的著作《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 (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在其后的英文著作中乔姆斯基均用faculty of
language。中文亦有译作“语言管能”、“语言机能”、“语言系统”。
[2]
最详细的论述发表在乔姆斯基1981年的著作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其后被学界称为GB理论，
中文译作『管辖与约束』理论，亦简称『管约论』 。
[3]
即modular structure。
[4]
即locality condition, 其中之精髓为Luigi
Rizzi在乔姆斯基1986年所著
Barriers《语障》一书论述基础上提出的“相对近距原则”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其后，该原则在『最简方案』中被定义为“最短距离移位”(Shortest Move)，
参见Chomsky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5]
此处有两个原始结构，(a) 为与格结构, (b)为双宾结构。
[6]
这些现象最早由John Ross发现并定义为“句法变项的限制” (1967.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M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后被学界称为“罗斯限制定理”(Ross’ Constraints)。
此处疑问句中助动词的移位不在考虑范围内。
[7]
即head initial 或head final。
[8]
参见乔姆斯基1986年发表的两本著作：
Knowledge of
Language. New York: Praeger和
Barriers. Cambridge,
Mass.: MIT。
[9]
参见Cedric Boecky 2006 年所著
Linguistic
Minim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4章第4节引用的文献。
[10]
即genotype 和phenotype 之别，参见Piattelli-Palmarini,
Massimo 1980年编著
Language and
Learning: The debate between
Jean Piaget and Noam Chomsk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的两篇文章: Chomsky, Noam. On 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 reply to Piaget, 和Chomsky, Noam, &
Fodor, Jerry. Statement of the paradox。
[11]
即 principles not specific to Faculty of
Language，参见乔姆斯基2005年的文章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
Linguistic Inquiry
36:1-22。
[12]
参见乔姆斯基2007年的著作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 In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
Chomsky’s Minimalism and the View from Syntax-Semantics, Uli
Sauerland and Hans-Martin Gartner (eds.), 1-2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3]
参见
The Syntax of Chinese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Yafei
Li. 20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六章的详细讨论。
[14]
(12b) 此处不当回声问句 (echo question) 解。
[15]
详细论证见C-T. James Huang (1998)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New York: Garland。
[16]
同注释15。
[17]
如break 打破，unite 团结，discuss 讨论，等等。
[18]
即operator。
[19]
详细论证见Tsai, W.-T. Dylan (1994) On economizing
A-bar dependenc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20]
即polarity。
[21]
参见 Li, Y.-H. Audrey (1992) Indefinite
wh 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 12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