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峰《被柳亚子称为“定海孙郎”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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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与孙源
《磨剑室诗词集》多次提到“定海孙郎”，如：“定海孙源再度赴渝，诗以送之，借寿昌韵，五月二十二日作”，这首诗是作于1944年，当时的柳亚子在桂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送孙源赴重庆。诗云：
从诗歌中可以发现，柳亚子早年在香港就与孙源结缘相识。1933年，孙源离开上海到香港一家邮船公司做会计，并业余从事文化交流工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积极推动汉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并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香港新文字学会。柳亚子先生也是香港新文字学会的理事（一说为理事长），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年长25岁的柳亚子一直亲切地称这位小兄弟为“孙郎”。在香港，孙源还结识了乔冠华、金仲华等一批革命活动家，也经常和左翼文化人士来往。
1941年香港沦陷。柳亚子和孙源都转往桂林。孙源先后在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和胡愈之的“桂林文化供应社”工作，出版进步书刊，活跃在新文化界。后又在重庆谋职，参加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驻华代表团，任新闻参赞助理，后任法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
鸳湖沈耀文女士，就是孙源的夫人，“鸳湖”即嘉兴南湖，又称鸳鸯湖。1943年，孙源自桂林赴重庆任职，初期夫妻分居渝桂两地，直至1944年5月，才得一起共赴重庆生活。
（孙源结婚照，1937年香港）
出身贫寒
孙源，原名孙德鑫，笔名阿品、王益之、朱昆等。他1912年出生在上海，但他在自传中也自称是浙江定海人。他在自传中回忆，他的老家就在定海状元桥的孙家弄，在方河头（笔者注，可能音误，在仓河头）。其祖父曾在宁波府定海所做百总，即带绿营的武职小官儿。老家有屋，乡下有山半片，田则附于祖坟的几亩而已。其父亲到上海后，山与田均交给乡下看祖坟的农户，不收租，作为春秋代为祭祀酬报。
他的父亲孙新槐，早年随远房叔叔闯荡上海滩，在英商夜总会做了“西崽”，和大多数定海人一样吃苦能干，后来就成为买办，可惜父亲在孙源七岁左右死于肺痨。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本来的“小开家庭”转眼间贫寒交迫。他的一个妹妹和弟弟也先后染病因无钱医治而身亡。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孙阿娥，寄养在老家定海，年少即嫁与一个铁匠之子。
虽然贫寒，但定海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是根深蒂固的。孙源父亲的临终遗嘱就是：“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因此母亲非常希望儿子能够好好学习，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孙源先后断断续续进过三所私塾，十一岁才进正式小学，后来走进天主教会举办的中法学堂，只因为那里贫困孩子可以免学费……因成绩优异，孙源多次跳级，被推荐入中法工业学堂，1931年进沪江大学新闻专业学习一年。中法学堂实行密集式的法语教育，所学课程选用的都是法国原文，不论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等等都是法文本，教会学校的牧师是巴黎人，孙源也得以学就一口纯正的巴黎法语，这为他后来从事法语翻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孙源的写作之路也起步于中法学堂的中学生涯。中法学堂的学习是单调枯燥的，迫切希望获得新知识、新思想、新本领的孙源，如饥似渴地寻找各种课外读物。一本当时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杂志让孙源格外受益。他在《我从这儿起步》一文中回忆：“我和同学沈振黄（注：即孙源夫人的哥哥，浙江籍抗战英烈，著名美术家）一听到《中学生》创刊的消息，就远道赶去四马路开明书店门市部各订了一份。其后我们还去开明编辑部拜望过几位编辑先生……”《中学生》的主要编辑就是叶圣陶、宋云彬等这些老先生。老先生们着力扶持新生力量，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走进文坛，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孙源的第一篇习作《罢课》就是经编辑的悉心修改发表在1932年的《中学生》杂志上，孙源的署名也第一次用在他的处女作上。在这篇《罢课》中，孙源将自己在中法学堂和同学们罢课参加抗日宣传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刻画，抗日救国的种子已经在这群热血青年的心中深深播下。
语言天才
孙源对语言学习颇有天赋。多年中法学堂的求学经历，让他浸润在法国文化中，对法国文学的长期学习研究，使他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佼佼者。孙老除精通法语外，意大利语也有良好的基础，并熟悉英语、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多国语言。勤奋好学的他，随时都在寻找学习的机会。初到香港，他就对世界语感兴趣，他组织同道共同研习世界语，并发起成立香港世界语协会。
在重庆，他成为职业的翻译家，主要是翻译中文报纸消息社论。抗战胜利，他在南京的法国使馆新闻处工作，从法国寄来的报纸刊物中选择文章，译成中文发给各地报馆，并编一些画刊小册子等。这期间，他先后翻译了《海的沉默》、《一个爱和平的人》、《海龙王的琵琶》等作品。鉴于在中法文化交流上的卓越成绩，1947年他荣获了法国文学院颁发的“法国文学骑士”
抗战胜利后，他已经是满头华发，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似的，其实他年龄并不大，当时大约也不过三十四五岁的光景。一位朋友回忆当时的孙源，“身材不高，瘦瘦的，戴着一副角质边近视眼镜。他是个好动的人，只见他精神抖擞地转来转去，动作敏捷”。经常熬夜、笔耕不断的孙源充满了工作学习的激情和高效。
追求民主与进步的孙源，1946—1947年间兼任新加坡《南侨日报》驻南京特派记者。他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地下党及进步人士提供住宿、物质帮助和联络工作。他利用记者身份从朋友处成功获取蒋介石利用美援打内战的绝密文件《魏德迈计划》，并由中共安排首先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蒋介石的谴责和国人对国民党的愤怒。
解放初在国际新闻工作的孙源-前排右一
解放前夕，意气风发的孙源来到北京，和著名作家戴望舒一起筹办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法文组，通过法语译文向国外介绍新中国的各个方面。在担任翻译工作的几十年里，他翻译了大量党和政府文件、新闻，其中包括中苏论战中的“九评”。即使在他“五七年”遭难和被批斗、被抄家的“文革”期间，其前其后，也从未间断过，他毫无怨言。
建国以后，他先后出版《我怎样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尼丝之死》、《自豪的西班牙》、《法国工人运动》等译著。他一生忙于新闻、评论、译著，留下的署名和不署名的文字累累，可称著作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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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与孙源
《磨剑室诗词集》多次提到“定海孙郎”，如：“定海孙源再度赴渝，诗以送之，借寿昌韵，五月二十二日作”，这首诗是作于1944年，当时的柳亚子在桂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送孙源赴重庆。诗云：
从诗歌中可以发现，柳亚子早年在香港就与孙源结缘相识。1933年，孙源离开上海到香港一家邮船公司做会计，并业余从事文化交流工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积极推动汉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并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香港新文字学会。柳亚子先生也是香港新文字学会的理事（一说为理事长），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年长25岁的柳亚子一直亲切地称这位小兄弟为“孙郎”。在香港，孙源还结识了乔冠华、金仲华等一批革命活动家，也经常和左翼文化人士来往。
1941年香港沦陷。柳亚子和孙源都转往桂林。孙源先后在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和胡愈之的“桂林文化供应社”工作，出版进步书刊，活跃在新文化界。后又在重庆谋职，参加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驻华代表团，任新闻参赞助理，后任法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
鸳湖沈耀文女士，就是孙源的夫人，“鸳湖”即嘉兴南湖，又称鸳鸯湖。1943年，孙源自桂林赴重庆任职，初期夫妻分居渝桂两地，直至1944年5月，才得一起共赴重庆生活。
（孙源结婚照，1937年香港）
出身贫寒
孙源，原名孙德鑫，笔名阿品、王益之、朱昆等。他1912年出生在上海，但他在自传中也自称是浙江定海人。他在自传中回忆，他的老家就在定海状元桥的孙家弄，在方河头（笔者注，可能音误，在仓河头）。其祖父曾在宁波府定海所做百总，即带绿营的武职小官儿。老家有屋，乡下有山半片，田则附于祖坟的几亩而已。其父亲到上海后，山与田均交给乡下看祖坟的农户，不收租，作为春秋代为祭祀酬报。
他的父亲孙新槐，早年随远房叔叔闯荡上海滩，在英商夜总会做了“西崽”，和大多数定海人一样吃苦能干，后来就成为买办，可惜父亲在孙源七岁左右死于肺痨。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本来的“小开家庭”转眼间贫寒交迫。他的一个妹妹和弟弟也先后染病因无钱医治而身亡。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孙阿娥，寄养在老家定海，年少即嫁与一个铁匠之子。
虽然贫寒，但定海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是根深蒂固的。孙源父亲的临终遗嘱就是：“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因此母亲非常希望儿子能够好好学习，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孙源先后断断续续进过三所私塾，十一岁才进正式小学，后来走进天主教会举办的中法学堂，只因为那里贫困孩子可以免学费……因成绩优异，孙源多次跳级，被推荐入中法工业学堂，1931年进沪江大学新闻专业学习一年。中法学堂实行密集式的法语教育，所学课程选用的都是法国原文，不论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等等都是法文本，教会学校的牧师是巴黎人，孙源也得以学就一口纯正的巴黎法语，这为他后来从事法语翻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孙源的写作之路也起步于中法学堂的中学生涯。中法学堂的学习是单调枯燥的，迫切希望获得新知识、新思想、新本领的孙源，如饥似渴地寻找各种课外读物。一本当时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杂志让孙源格外受益。他在《我从这儿起步》一文中回忆：“我和同学沈振黄（注：即孙源夫人的哥哥，浙江籍抗战英烈，著名美术家）一听到《中学生》创刊的消息，就远道赶去四马路开明书店门市部各订了一份。其后我们还去开明编辑部拜望过几位编辑先生……”《中学生》的主要编辑就是叶圣陶、宋云彬等这些老先生。老先生们着力扶持新生力量，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走进文坛，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孙源的第一篇习作《罢课》就是经编辑的悉心修改发表在1932年的《中学生》杂志上，孙源的署名也第一次用在他的处女作上。在这篇《罢课》中，孙源将自己在中法学堂和同学们罢课参加抗日宣传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刻画，抗日救国的种子已经在这群热血青年的心中深深播下。
语言天才
孙源对语言学习颇有天赋。多年中法学堂的求学经历，让他浸润在法国文化中，对法国文学的长期学习研究，使他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佼佼者。孙老除精通法语外，意大利语也有良好的基础，并熟悉英语、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多国语言。勤奋好学的他，随时都在寻找学习的机会。初到香港，他就对世界语感兴趣，他组织同道共同研习世界语，并发起成立香港世界语协会。
在重庆，他成为职业的翻译家，主要是翻译中文报纸消息社论。抗战胜利，他在南京的法国使馆新闻处工作，从法国寄来的报纸刊物中选择文章，译成中文发给各地报馆，并编一些画刊小册子等。这期间，他先后翻译了《海的沉默》、《一个爱和平的人》、《海龙王的琵琶》等作品。鉴于在中法文化交流上的卓越成绩，1947年他荣获了法国文学院颁发的“法国文学骑士”
抗战胜利后，他已经是满头华发，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似的，其实他年龄并不大，当时大约也不过三十四五岁的光景。一位朋友回忆当时的孙源，“身材不高，瘦瘦的，戴着一副角质边近视眼镜。他是个好动的人，只见他精神抖擞地转来转去，动作敏捷”。经常熬夜、笔耕不断的孙源充满了工作学习的激情和高效。
追求民主与进步的孙源，1946—1947年间兼任新加坡《南侨日报》驻南京特派记者。他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地下党及进步人士提供住宿、物质帮助和联络工作。他利用记者身份从朋友处成功获取蒋介石利用美援打内战的绝密文件《魏德迈计划》，并由中共安排首先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蒋介石的谴责和国人对国民党的愤怒。
解放初在国际新闻工作的孙源-前排右一
解放前夕，意气风发的孙源来到北京，和著名作家戴望舒一起筹办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法文组，通过法语译文向国外介绍新中国的各个方面。在担任翻译工作的几十年里，他翻译了大量党和政府文件、新闻，其中包括中苏论战中的“九评”。即使在他“五七年”遭难和被批斗、被抄家的“文革”期间，其前其后，也从未间断过，他毫无怨言。
建国以后，他先后出版《我怎样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尼丝之死》、《自豪的西班牙》、《法国工人运动》等译著。他一生忙于新闻、评论、译著，留下的署名和不署名的文字累累，可称著作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