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2009-07-21 17:24阅读：
试论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蜚声中外的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是宗教文化和石刻艺术的整体，是西南石窟造像杰作的姊妹篇，共同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本文试图从以下诸方面试论二者的关系，以其管见就教于同行。
一、从历史沿革地域异同看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安岳与大足有着长远的历史渊源。据《安岳县志》载：今安岳在秦以前“无稽焉，其间为郡为州为县沿革不常”。“秦为巴蜀二郡地，汉置犍为郡为益州之郡，三国为蜀地，梁普通中（520-527）置普慈郡，北周建德四年（575）置安岳县并置普州”。州、县衙同设今安岳县岳阳镇。“唐武德二年（619）复普州，分资阳郡为安岳、普康、安居、普慈四县，又置乐至、崇龛二县俱属剑南道，后又改为安岳郡。”当时普州领治六县之多，地域达今大足大部，潼南、遂宁部份，资阳、资中、内江小部份，安岳与乐至全部，可见地域十分广阔。据《大足县志》载：今大足境域，秦以前属巴国、秦属巴郡，汉属益州巴郡（巴西郡）垫江县（今合州）……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先后为梁州（荆州、益州、楚州）巴郡垫江县，宕渠县（今合川）地。北周时期，今县境东北部为合州垫江郡石镜县地（今合川），西南部为普安郡永康县地（今安岳）。初唐东北部先后为合州石境县、铜梁县、巴川县地，西南部为普州隆康（普康）县地（今安岳）。又据《元和郡县志》载：普州……禹贡梁州之域，秦汉为巴、蜀二郡之地，今州即汉之资中、牛、垫江、后汉之德阳四县地。《寰宇记》载：巴郡地即巴国别都，治垫江。《史记》载：巴郡之地，今合川、武胜、铜梁、安岳、岳池等地。《元和志》载：昌州……本汉资中县之东境，垫江县之西境，江阳县之北境，皇朝乾元元年（758）左拾遗李鼎祚奏以山川扩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由此可知，安岳与大足在秦以前同是巴蜀分治的接合部，汉后是犍为郡和巴郡交叉分治之地，南北朝肃梁时置普慈郡安置僚人，今安岳与大足大部为普慈郡，北周建德四年（575）置普州和安岳、永康（后改隆康、普康）等县，大足今治西南部属普康，与安岳同州，直到唐乾元以前两百多年中虽有兴废，治亦同前。唐乾元元年（758）建昌州、大足等州县，撤普州的普康县一部分建静南县，归昌州、静南为昌州州治所在地。唐景福元年（892）撤静南
县并入大足县，宋熙宁五年（1072年）省普康县并入安岳县，安岳与大足于是形成了今天边界相邻的格局。故现大足西南半县历史上曾是普州普康县（今安岳）地域。因此，两县地域历史沿革的异同与相互参差变化，而今又边界相邻，且同是沱涪两江的分水岭，均属浅丘多山、多石，地形地貌大同小异，历史以来同享蜀中三秀：眉（州）之秀以水，阆（州）之秀以山，普（州）之秀以石的“石秀”美誉。同为“石秀”而多且质细、坚硬的山石，为石刻造像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石刻载体。也由此可知，安岳县与大足县历史以来就或同一地域，或参差交叉，或相互毗邻，因而两县的石刻造像，在地域上是同地域或毗连关系。
二、从人文民俗民风宗教信仰看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安岳与大足虽是蜀中一隅，但地处成渝要冲，是巴蜀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属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历代王朝均派重臣扼守，据手边资料查得：普州在隋代就曾派宰相世家的王缮和西蜀都统姚苌，唐代派大将军程知节（程咬金）、权臣李义府（谪官出剌）、中书门下张大安、侍御刘齐贤和长孙洪、韦忠、崔克让、杨令圭、薜昭、韦君靖，五代聂真，宋代刘楚信、康延泽、彭乘、孟元、文同、何援，元代伯帖木耳、苟日新、阿里都，明代王寿、黄朝佐、康汝楫、何澄、颜公辅、李齐英，清代郑炳、郑吉土、姚孔镛、徐观海、刘有仪等名臣名将为州、郡、县最高行政或军事长官。他们不但确保了一方平安，而且将中原和全国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到了普州。百姓在这些著名的文武官员治理下，社会稳定，物丰民富，事业兴旺，文化繁荣。特别是唐宋时期，更是人杰地灵，文人蔚起。仅两宋记载统计，当时普州高中进士者就有264人之多，昌州亦有40多人，其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居全国之冠。其中著名的如中外杰出数学家秦九韶，协助抗金名将张俊筹办军饷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理财专家赵开，与陆游交好的兵部侍郎兼侍讲刘仪凤，翰林学士牟哀，礼部郎中冯山，尚书左丞、资政殿大学士冯澥等，当时与四川出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眉州并称，享有“东普西眉”的美誉。
至于安岳与大足的民俗民风，《安岳县志》载：古称石秀，其民淳朴敦厚；普慈之人有无相通，忧患相恤，最为近古；士民之家不侈宫室，不尚浮靡，不为漫游，不事奇玩，衣服饮食咸有节度；市无赌博之子，巷无游妓之家，乡无游手之民；婚姻视男女之年作配不论财，丧葬依家礼；岁时所尚迎春旬日乡市俱击长腰鼓为乐；晏饮以雅淡为乐；农家终岁勤动，计获以急国课。《华阳国志》：“人士俊义”；《四贤堂记》：“冠带之士与西眉并称”；《王平语》；“敦尚礼义、不事浮末”。《大足县志》载：“大足僻处一隅，民风淳朴……世异代迁，风犹近古，农民习尚俭朴，无膏梁文绣之侈……本县风习、东南区与西北区略有差异，东南毗连大山，民情强悍，颇具侠义之气；西北区民风淳厚，习尚俭朴。士绅以洁身自爱为高尚，以读书力农为传统，有终身不履颂庭者。妇女以女红为能事，有终身不履城市者，无用婢媵者……民性风俗，仍蹈斗狠狭之见，幸每守旧安分之习，乐天知命，俭朴是尚。”由此可知，自古至今安岳与大足的民风无大异，民俗基本相同。尤其是：“民风淳朴”、“风犹近古”、“勤俭不侈”、“读书力农”、“不为燕游、不事奇玩”、“敦尚礼义”、“不趣末作”、“人士侠义”等均是同出一辙，这也是因为两县历史以来多为同州、同郡和毗邻，长期互相渗透、世异代迁、相互交融形成了共通风俗的力证。
考察表明：安岳与大足在宗教信仰上也是一致的，均是崇佛、尊道、敬儒，同时也信鬼神、巫术和近现代的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派。两县在唐宋之际佛道俱盛，尤以佛教为著，道教次之，三教也同时融合并行。这是与当时普州、昌州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文化相当发达分不开。同时，还与当时州县的文武官吏笃信与提倡，高僧、大德、高道的主持传播有直接的关系。诸如当时普州剌史程咬金、韦忠、杨令圭、五品骑都尉黎令宾、参军贾岛、昌普渝合都指挥韦君靖等。昌州亦有晚唐昌州剌史韦君靖、继后的王宗靖、节度左押衙赵师恪、前后蜀第三军副将种审能、右厢都押衙知衙务刘恭、通引官行道王承秀、两宋知昌州军州事张莘民、任宗易、昌州助教刘揆、录事参军赵彭年，充宁十将文志等，均有记载与题刻证其倡导之功。普州唐代著名高僧玄应、僧义、宝月、鉴原，高道李玄则；宋代高僧柳本尊、悟宣、可因、了月、金锋长老、宝山，高道陈抟；明、清高僧无际禅师、大通和尚、普秀、天然、慈量，高道刘昭等。昌州唐代高僧明悟、比丘尼惠志、道士杜从法；宋代高僧赵智凤、希画禅师、志诚、文道盛、法隆，道人邢信道、王用之；明、清高僧郎然、玄极、超禅、法定、性超、碧山、碧岩、西意等，这些高僧、大德、高道为历代安岳与大足的宗教文化和石刻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将宗教的教仪、教规、宗旨等精神信仰深深地植入昌、普二地的民众之中，使宗教文化千百年来在这片热土上久盛不衰。由上可知，安岳与大足历来都是人杰地灵、文风鼎盛、民风无异、民俗相同、节庆无别、信仰一致，长期以来一直互敬、互通、和睦友善，共占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于是享誉中外的石刻艺术就在这种有利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应运而生。所以，两县石刻艺术共同繁荣兴盛是因为同人文、同风俗、同信仰的关系。
三、从传承路线上看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伴随着宗教文化诞生的石刻艺术，在中国的传承路线上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后来基本上统一到“北来说”、“南来说”和“西来说”三大派系上。而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四川，其传承路线就三大派系而言，亦无准确定论。尤其近五十年来，在乐山、彭山、忠县、绵阳等地岩墓中发现110余尊早期佛像和与佛教有关的器物，其年代最早在东汉，晚也在蜀汉前期，数量之多，时代之早属全国罕见。故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与纷争。于是四川佛教的起源和刻造佛像的传承路线“北来说”、“南来说”、“西来说”的纷争又烽烟再起。持“南来说”认为：佛像是从西南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传入四川，该道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开通为民间商道，是四川到印度最短的路，又比北方丝绸之路约早二个世纪来看，理由充分，呼声也高。持“西为说”的认为佛像是从羌中西域道传入，此道是张骞在公元前122年第一次出使西域从大夏回国走的官道，该道在西汉初就是国际通道。加之茂县出土齐永明元年（483）佛教造像，证明羌中道在南北朝时就是佛教传播的一条重要路线。持“北来说”的认为传入路线是北方丝绸之路较为准确，佛像传入东汉首都洛阳后，再经蜀道或江道进入四川。东汉明帝永平求法，在首都洛阳多处制作佛像，白马寺的佛像为全国各地佛像的范本，四川早期的佛像都在沟通四川和洛阳的干道上，且年代晚于文献所载的中原佛像，故此四川的佛像就是“北来”。不过地处川中的安岳与大足石刻造像，经学者多方考证，定论为“北来”。佛教初传，就是佛经、佛像并行，永平求法，就包括求取佛像，佛教传入中原后，在北方迅猛发展，于是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开窟造像，经长期的发展，由于北方战乱等诸多原因，北方石刻造像由盛到衰，继而南传。北魏晚期，佛教和佛像在四川才开始大规模地传播。其中一条传承路线就是佛教从金牛道入川后经广元、巴中、安岳、继而到大足。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现存广元、巴中、安岳、大足石刻造像中的大量时代题记和来自中原的官吏、高僧、工匠的题刻，以及与北方北魏、西魏和北周龛窟形制、造像题材、形态等完全相同的造像。隋唐以后，在安岳与大足的县志记载和石刻中的题记更能说明“北来说”的准确性。如安岳千佛寨54号龛内唐西岩禅师受戒序中有“普州剌史韦忠……开元十年建”，“龙兴寺释沙门玄应”，卧佛院46号窟摩崖石刻佛经经目序中刻有“大唐东京（今洛阳）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释静泰撰。”其右壁经文中刻有“开元二十一年（753）”、“少门玄应书”等题刻。韦忠是京兆人，京兆是今西安，唐中宗景龙（707-710）年间任普州剌吏。玄应，是唐玄奘译经班子中的重要成员，唐开元年间著名高僧，在安岳石刻中有他多处题刻。主持开凿大足北山石刻的韦君靖，京兆人（今长安），唐中和二年任普州剌史，后任合州、昌州剌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他是中原人。而大足工匠题名中的胥安自署“颖川镌匠”，颖川之一在河南，河南有龙门石窟，胥安则将其石刻技艺传入大足。可见学者定论安岳与大足石刻由北而来不误。就整个四川石刻而论，广元、巴中、安岳、大足石刻在全川石窟造像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石刻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继承了北方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早、中期石刻艺术之大成，而且在其基础上加以融合、改造、创新，进而自成一体，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化、世俗化的中国石窟艺术，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晚期最杰出的代表。而处于四川石窟艺术传承黄金链上最重要一环的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如何？正如刘长久先生在《西南石窟艺术》一书中所说：“安岳石窟在四川石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四川石窟日益走向世俗化、地方化而自成一体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安岳石窟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广元、巴中石窟中的盛唐之风，另一方面又开创了五代和两宋造像的新局面，使四川石窟进入到中国石窟雕塑发展史上的新阶段。”安岳石刻早于大足石刻，直接为全川、为大足石刻走向成熟的世俗化、地方化铺平了道路，使之进入到雕塑发展史的新阶段。所以，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是承上启下的关系。
四、从造像时间上看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东汉明帝永平求法后，佛教在北方盛行的同时也波及到了地处西南的四川各地，此时，佛教和佛像就开始在四川传播。从现存记年题刻看，在东晋十六国时，四川就开始了冗石为窟、凿石成龛雕造佛像。南北朝时四川佛教及石刻造像已由川北向川东、川南、川中迅速扩展；到隋唐已有一定规模，晚唐五代时北方石刻造像已一蹶不振，而南方，尤其是四川石刻造像则方兴未艾。两宋时则将石刻艺术推向了石刻发展史的顶峰，达到了极盛时期。地处川东南的安岳石刻始于何时，据文物普查在县境内发现了大批东汉岩墓中有房屋、动物、日月、人首蛇身以及几何图腾等线刻、浅浮雕等，可说石刻之始应在东汉，但就石刻佛像而言，据《安岳县志·古迹·附金石》载：“梁《招隐寺刹下铭》肖纶书，普通二年（521）在普州”可见早在公元六世纪初的肖梁时代，普州就有佛寺无疑，有佛寺亦有佛像。又据《安岳县志·寺观·古迹》：“奉圣寺罗汉相传隋代塑像”，“封门寺，寺肇于隋”，“郡北小千佛院，开皇十三年建”，安岳在隋代就有一些寺观了。继后在隋开皇十三年（593）的栖岩寺（今千佛寨）就有“崖壁石像千余”，可见安岳当时的石刻造像就有较大的发展。从现存石刻造像题记记年看，最早的是唐开元六年（718）（玄妙观）开始大规模的道教造像和佛道同龛造像。“开元十年”（722）（千佛寨）和“开元十一年”（723）（卧佛院）大规模的佛教造像和摩岩石刻佛经。现全县石窟中记年题记最多的为唐“开元”、“天宝”、“乾元”、“大历”、“咸通”、“乾符”、“天复”；五代的“天汉”、“天成”、“广政”；北宋的“开宝”、“淳化”、“熙宁”、“绍圣”、“崇宁”、“大观”；南宋的“淳熙”、“绍熙”、“庆元”、“淳佑”；明代的“永乐”、“正统”、“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天启”；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而大足石刻现存记年题刻最早的是初唐“永徽”，造像记年题刻最多的是晚唐“乾宁”，五代的“永平”、“广政”；北宋的“咸平”、“皇佑”、“嘉佑”、“宣和”；南宋的“建炎”、“绍兴”、“绍熙”；明代的“永乐”、“正德”、“万历”；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等。而大足石刻现存最早的初唐“永徽□年八月十一日”（650—655）尖山子石刻造像，当时大足还未建县，其地为普州普康县（今安岳），严格说应是今安岳县初唐时造像的记年，地处当时普州最南边的一处小规模造像记年如此之早，可见在当时普州、安岳州县同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造像始于梁、续于隋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因此，由此可知安岳石刻是始于梁，续于隋，盛于唐宋，延于明清余绪在民国。而大足石刻则是始于晚唐，行于五代，盛于两宋，延至明清。从时间上总体来说安岳石刻比大足石刻要早三个多世纪。这正如郭相颖先生在《大足石刻铭文录》中所说：“毗邻潼南、安岳、合川等地，早在北周到隋唐、或佛或道石刻造像就相当活跃，对大足石刻的兴起不无影响，大足石刻中的初、中唐造像，即是普州（治安岳）普康县境内的产物。但具规模的石刻造像，又无不是在晚唐之后，四百年州治、三百年安堵时期的作品。”可见早于大足石刻三百多年的安岳石刻，直接影响着后起的大足石刻。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在时代上是先生后生而又最亲密的姊妹关系。
五、从造像题材和内容上看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众多的安岳和大足石刻，从题材上看，多为佛教中显教和密教题材，其次是道教和释道儒三教题材，尤具特色的是出现了诸如柳本尊、赵智凤等四川密宗及其相关的地方性题材，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其价值正如郭相颖先生在《大足石刻铭文录》中说“这里值得重视的是，柳本尊行化图刻柳本尊十炼题记和南宋祖觉禅师撰《唐柳本尊传》碑。碑记柳氏于唐末、五代年间、自创教派，共行教化，十炼成佛。石窟中图文并举表明，在开元三大士传承的密教，至唐之中叶走向衰落之后，四川柳本尊教异军突起，弘化于两川。到南宋，大足僧人赵智凤又承持其教，并将其发扬光大，且创建了一座被称为是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教大型石窟道场。石窟造像柳、赵二本尊多居主尊位，并作大日如来装束。中国人成佛，这在佛教史上是个重大突破。柳本尊十炼题记和《传》碑及柳、赵二本尊成佛像，不仅为密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并为佛教考古学提出了新课题。”两地石刻的取材特点，也有异于北方石窟造像，其特点主要是在传承了外来文化和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刻意创新和发展。将外来文化融于民族文化之中，力求民族化；将古典文化融于世俗文化之中，刻意世俗化。因此，石刻作品中几乎没有外来文化和古典文化的泊来痕迹。纵观安岳和大足的石刻造像内容，几乎囊括了佛教经典题材和道教神系中所有的内容，以及唐宋时释道儒三教合流同窟共奉的内容。对于传统的佛教造像，如涅变、净土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经变，水月观音、净瓶观音、数珠观音等各种观音，释迦说法、西方三圣、华严三圣等造像，摹仿而不呆板，承传而富有创新，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集中反映了安岳与大足石刻独特创新的特点。而两地数以万计的石刻，从造像内容上看，可以说没有多少差异。有的题材和内容如安岳毗卢洞《柳本尊行化图》，华严洞中的《华严三圣答疑图》，孔雀洞的孔雀明王，茗山寺的十二护法神将，净慧岩的数珠观音等等石刻造像，在大足石刻中几乎是原样照搬。有学者说：大足小佛湾石刻是大佛湾石刻的小样，而安岳石刻则是大足石刻的样本。因此，凡是安岳石刻中有的题材和内容，大足石刻中基本上有，尤其是晚唐五代和两宋的石刻题材和内容，几乎全是相同或相近的。而且，大足在此基础上更有所发展和创新。当然，安岳早期有的题材和内容，如唐开元前后的大批石刻和石刻佛经，以及现存堪称全国规模最大、时间较早的玄妙观道教和释道同龛造像，被称之为建筑史上的奇迹的木门寺仿木石建筑等，大足虽有，但规模较少而小。而大足在晚唐和两宋，有计划、大规模的集中造像，又是集安岳单元式造像之大成，成就北山、宝顶这样的娇娇者，在中国晚期石窟造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很高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安岳与大足石刻造像题材和内容是联系紧密，前后影响，发展创新的关系。
六、从雕刻艺术风格上看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安岳与大足都是地处浅丘、山多、石多，因此在造像风格上有别于北方大集中、大规模开大窟、造大像的特点，只能因地制宜，以一山、一壑、一巨石为单元，或依崖取势、雄伟大气或小龛小像星罗棋布相结合进行大规模造像。就安岳104个县级以上文保单位分布在县境69个乡（镇）和大足75个县级以上文保单位分布在县境28个乡镇且数以十万计的石刻造像看，可见点多、面广、数量大是两县石刻的一大特征。众多的石刻单元与大规模的石窟造像，浓缩了中国中晚期石刻艺术的精华，形成了中国南方独特的宗教文化和石刻文化艺术现象。
两县石刻艺术，在雕刻手法上，都是趋于写实和精细，古匠师们采用浮雕、圆雕、镂空、半镂空，线刻、阴刻等技法，或点线结合，或线面结合，或雕塑结合，雕造出来的神、佛、菩萨慈眉善目，金刚力士肌健暴突、口鼻变形夸张，对此十分强烈。众神、佛、菩萨衣饰华美，线条流畅，转褶自然，装饰艳丽，璎珞满身，佩珠圆润粒粒可数。天王力士甲胄鲜明，甲片鱼鳞，片片清晰，战裙轻柔，裙裾飞扬。成千上万尊佛、菩萨、罗汉、尊者、金刚、天王、侍从等千人千面，无一雷同；楼台亭阁，碑塔石山，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社会场景，市井风情等都形象逗真，是当时社会生活艺术写真的立体表现。使石刻艺术达到了塑人则神情兼备，状物则质地可感的高度。因此，处于北方石刻衰落，南方石刻兴起过渡阶段和极盛时期的安岳与大足石刻，其艺术风格，不但一扫了中国石刻艺术前期石刻中的“瘦骨清象”和外来石刻艺术中“犍陀罗”艺术和“秣菟罗”艺术的泊来痕迹，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期石刻艺术端庄丰满，健美华丽之风。同时还开创了晚唐、五代和两宋石刻造像的新局面，将唐宋画派中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天衣飞扬”、“云霞缥涉尽穷其态”、“人物内在与情思曲折”等画风，有机而巧妙地融入石刻造像之中。将神佛、菩萨等石刻神像人化、人像美化，一改早中期佛和菩萨必正襟危坐，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之态。将佛刻成侧身而立，拈花微笑；菩萨刻成立则侧身，和蔼可亲，坐则跷脚，姿态可敬，使石刻造像更加人性化和世俗化。这种创刻方法，使神、佛、菩萨从神秘的殿堂，步下神坛走入人间，进入人民大众之中。这种大众化、生活化的石刻艺术创新，将中国石刻艺术推到了雕塑发展的顶峰。又特别是四川以柳本尊为首的“川密”，在安岳和大足两县的极大影响，安岳在北宋开窟刻出了“柳本尊行化图”，大足赵智凤在南宋刻出了“柳本尊行化图”，同时还加上自己成佛的柳赵两本尊等，这全国现存唯一的两窟“行化图”从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四川独有的地方题材特色，艺术而形象地再现了柳本尊的生平、行化过程和“川密”的苦修特点，其雕刻艺术的精美绝伦、宛苦塑出一般，是两宋地方性、写实性很强的代表作。因此，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在石刻艺术风格上，也是传承、借鉴和互为影响的关系。
七、从石刻艺术大师看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安岳数以万计的石刻，历经隋唐五代至两宋近八百年的刻造，造就了一大批石刻高手。安岳石刻高手，在长期的石刻实践中，不仅为本县的石刻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周边地区的石刻艺术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安岳石刻高手不但为毗邻的大足石刻作出了特别的贡献，而且遍刻了西南石刻，为晚期的中国石刻艺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于对大足石刻的贡献，正如《大足石刻铭文录》中的作者所说：“一批来自北方地区和毗邻州县前期石窟重点建设地区的石刻高手的姓氏，至今尚可得见从北宋到南宋，祖孙世代为大足石刻竟技献艺的30人姓名，石刻匠师留名之多，为全国之冠；镌记记载之详，姓名，籍贯族属关系，以及父子、叔侄相承，师徒代代相传，信仰三教并奉，几乎无一不有。如镌署‘东普攻镌’、“岳阳处士”的文氏匠师即来自普州治安岳。安岳自唐初摩崖造像就十分活跃，培育出石刻高手，不言而喻。从题记得见，自北宋皇佑四年（1052）‘镌作文昌偕男惟简、惟一’在大钟寺造像镌名后，至南宋崇宁年间（1195—1224）东普攻镌文惟简玄孙文艺刻在灵岩寺石窟的造像记，历时近200年，祖孙七代，至今尚可征得17位匠师的姓名，为大足石刻的崛起献艺。”文中所提到的30名石刻高手，如宋代镌匠29位，他们分别是：伏元俊、伏元培、伏世能、伏小六、伏小八、伏忠靖（原作伏麟）、文昌、文惟简、文惟一、文居政、文居礼、文居用、文居安、文居道、文仲漳、文珆、文琇、文冲（原作文珠）、文凯、文玠、文孟周、文孟通、文艺、蹇忠进、罗复明、胥安、吴宗明、周童、赵瓦等。其中伏姓6人、文姓17人，其他姓氏6人。伏氏多自称本州匠人，而伏元俊与伏世伦为父子关系，伏元俊与伏元信、伏小六与伏小八则为兄弟关系。据傅天仇《石刻的宝库》一文中考证说：伏姓四川少见，于今大足亦无，疑为西北地区姓氏，其祖先似在晚唐隋僖宗避乱入蜀而后定居昌州，故称“本州匠人”。文昌与文惟简、文惟一，文惟简与文居政、文居用、文居安、文居礼，文惟一与文居道均为父子关系。文仲漳与文冲、文琇、文珆也为父子关系，与文凯为叔侄关系，文玠与文孟周、文孟通为父子关系。文氏自署普州、东普、岳阳处士，均为今安岳县人。胥安自署颖川镌匠，是河南颖川人。文氏多冠镌作、处士、镌作匠人、镌作处士、攻镌处士等。伏元俊先称匠人、后称都作，其外胥安、蹇忠进称镌匠，吴忠明称小作，是伏元俊的高徒亦说是普州人（待考），周单称小师，罗复明、赵瓦署自己名讳。有考证说：匠人、镌匠、镌作为自称的职业称谓，而都作、镌作则可能是石刻匠师中的小头目职称。文氏镌匠所冠“处士”亦说为“未仕之士”，亦说为“道士之道阶”，不过称“岳阳处士”的文惟简，有考证说他是“宋元佑（1086—1094）进士”。且文氏镌匠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都可能高于伏氏。两宋在大足石刻中留名的29位石刻大师，普州（安岳）籍的就有18位，占大足现存题名匠师一半以上。古匠师们在大足石刻中所作出的成就，正如《大足石刻铭文录》中评价说：“于是可见，在大足石刻崛起献艺的匠师，多是来自北方和四川普州安岳父子相承，师徒相传的石刻高手，他们在相互献艺的过程中不拘一格，在继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融会南北方艺术营养，创造出了领导前期石窟的大足石刻风格；鲜明的地方特色，广泛的地方内容，浓郁的生活气息，多彩的艺术形式，三教合一的表现手法，多为前期石窟中少见。”由此可知，安岳的能工巧匠，不但为创新的安岳石刻立下了汗马功劳，创建了丰功伟绩，而且将安岳石刻的精华带到了毗邻的大足，为成就精美的大足石刻，父子、兄弟、叔侄、祖孙、七辈代代挥锤不息，创造不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安岳石刻高手对大足石刻的特殊贡献，所以，可以断言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综上所述，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是同一个宗教文化、石刻艺术文化区，两地的石窟造像是密不可分的石刻艺术整体，其关系则为联系紧密，承上启下，一脉相承，借鉴继承，互为影响，发展创新的姊妹关系。安岳与大足历史上地域虽有分有合，政区隶属关系虽有同有异，但文化体系是不会因行政区划归属同异而割断。正如在1997年重庆和所属市县从四川划出成立独立市一样，行政区域虽然脱离了四川，但历史文化却脱离不了巴蜀文化系统。可以断言，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有着割不断的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所以，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同是中国石窟宝库中的瑰宝；同把中国石窟艺术推向了雕塑艺术最为光辉的顶峰；同为中国石窟艺术史写下了十分壮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