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适用范围至少是人们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也正是人类法律文明进步的根本性标志。就此而论,贝卡利亚是伟大的,他希望废除死刑的追求将成为一盏指引人类法律事业前进的永不熄灭的明灯
赵明
死刑,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如是说。这位法哲学家怀抱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充满诗性智慧的思想激情,坚定地发出了反对这种战争的呼声。这种呼声一经发出,便立即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强烈共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作者是“一位仁慈的天才,他的杰出著作教育了欧洲”。死刑的存与废从此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界性问题。
同时代的哥尼斯堡哲人康德,也为贝卡利亚的呼声所震撼。但这位哲人始终坚守思想家的理性立场,在赞同贝卡利亚的思想方向的同时,更是冷静地检讨思想本身是否偏离了方向。康德发现,贝卡利亚的论证方式出了问题,这不利于本来正确的思想道路得以继续开拓和延伸。
死刑是国家刑罚权对犯罪所施予的最为严厉且极端的惩罚,因为它依法剥夺了罪犯的生命存在。贝卡利亚追问这种严酷刑罚的公正性何在,其思想方向虽为康德所肯定,却不能赞成其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贝卡利亚不是从罪与刑的内在关联的角度论证问题,而是从社会功能意义上诉诸人们的心理情感:“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而“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死刑给予人类心理情感影响的是其强烈性,而不是延续性。因此,“取代死刑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任何决意的心灵。”由于死刑主要具有的是其强烈性而缺乏延续性,它不仅不能对公众产生最佳的威吓效果,反而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给人们树立残酷的榜样,毒化人们的心灵。康德则坚持认为,刑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因为“一个人生来就有人格权,它保护自己反对这种对待,哪怕他可能被判决失去他公民的人格。他们必须首先被发现是有罪的和可能受到惩罚的,然后才能考虑他本人,或者他的公民伙伴们,从他的惩罚中取得什么教训。”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开示给人们的,很可能是“毒蛇般弯弯曲曲的道路”,其实已经大大地偏离了正道。
在贝卡利亚看来,死刑不可能包括在人们最初的社会契约之中；如果包括了这个条款,那就意味着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同意,当他谋杀任何一个人时他就得偿命。然而这种同
死刑,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如是说。这位法哲学家怀抱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充满诗性智慧的思想激情,坚定地发出了反对这种战争的呼声。这种呼声一经发出,便立即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强烈共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作者是“一位仁慈的天才,他的杰出著作教育了欧洲”。死刑的存与废从此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界性问题。
同时代的哥尼斯堡哲人康德,也为贝卡利亚的呼声所震撼。但这位哲人始终坚守思想家的理性立场,在赞同贝卡利亚的思想方向的同时,更是冷静地检讨思想本身是否偏离了方向。康德发现,贝卡利亚的论证方式出了问题,这不利于本来正确的思想道路得以继续开拓和延伸。
死刑是国家刑罚权对犯罪所施予的最为严厉且极端的惩罚,因为它依法剥夺了罪犯的生命存在。贝卡利亚追问这种严酷刑罚的公正性何在,其思想方向虽为康德所肯定,却不能赞成其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贝卡利亚不是从罪与刑的内在关联的角度论证问题,而是从社会功能意义上诉诸人们的心理情感:“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而“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死刑给予人类心理情感影响的是其强烈性,而不是延续性。因此,“取代死刑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任何决意的心灵。”由于死刑主要具有的是其强烈性而缺乏延续性,它不仅不能对公众产生最佳的威吓效果,反而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给人们树立残酷的榜样,毒化人们的心灵。康德则坚持认为,刑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因为“一个人生来就有人格权,它保护自己反对这种对待,哪怕他可能被判决失去他公民的人格。他们必须首先被发现是有罪的和可能受到惩罚的,然后才能考虑他本人,或者他的公民伙伴们,从他的惩罚中取得什么教训。”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开示给人们的,很可能是“毒蛇般弯弯曲曲的道路”,其实已经大大地偏离了正道。
在贝卡利亚看来,死刑不可能包括在人们最初的社会契约之中；如果包括了这个条款,那就意味着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同意,当他谋杀任何一个人时他就得偿命。然而这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