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蜀素帖》与思翁的三题(上、中、下合辑)
2018-08-13 00:46阅读:
一、北宋一段传奇
《蜀素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北宋米芾的传世名作。它不是米老拔的尺牍,而是他于37岁时应朋友之请,在一卷纵约30厘米、横2米多的蜀素上一挥而就。清代学者崇彝(蒙古族,号巽庵)在《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中载,“蜀素者,宋时川中织之绫。质作斜纹、坚白缜密,乌丝栏亦织就,当时至为珍重”。绢是平纹,可以作书画之用;但绫是斜纹,用来装裱外围。仔细观察这卷蜀素的贉(但音,指装裱的贴绫处)首部分,发现它的中心部分与外围差异很小,质地的确属于绫。它的特性不同于一般书写材质,不好驾驭。
《蜀素帖》(局部)起笔
据卷尾的“(林)希、(邵)子中”题记,这卷蜀素是北宋庆历四年(1044
年)制造,于熙宁元年(1068
年)装裱成卷。其后的熙宁八年(1075
年),邵子中和胡完夫等友人赏玩此卷,也只由胡在卷尾题记而仍“虚卷首以待善书者”。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
年)米芾莅临。
《蜀素帖》(局部)频现的枯笔
这一卷作品有种特殊的劲道,原因在于粗丝的绫不太吸墨,但蘸墨过多又很容易使字臃肿、发洇,所以书写的力道务求雄健、下笔须利落;米芾看到卷尾前人的经验后,落笔的墨色轻重都很适宜,而后听其自然逐渐出现枯笔。北宋名家的书作喜浓墨,但浓墨在这个卷上不算得心应手,米老是凭着硬功夫写下五百五十六字。明末董其昌题跋(跋指卷后的文字,此跋在米芾字后、胡完夫字前留有的十三行乌丝栏内)就很精明地采用淡墨,不稠就不会焦、不浓也不会洇,还显得比较散淡。
《蜀素帖》(局部。左为胡完夫熙宁八年题字,首字墨略微发洇;右为董其昌题跋,淡墨)
《蜀素帖》作为米芾规范的行书代表作,其摹本被董其昌刻入《戏鸿堂法帖》(1603
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极致细微的清晰版,这成为绝佳的临习范本。此帖虽然没有米芾尺牍的自然、灵动,却难得保有端谨和轩昂浩然。纵览全卷有如听到战鼓击打着节奏,只见剑气飞舞,令人顷刻振奋。董跋说,“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可以想见一只狼毫笔被米海岳匠石运斤(匠人运斧,指举重若轻、技艺高超)赋予了何种力道。
这是《蜀素帖》纵览,红框内是米芾书写的诗作,绿框内即董其昌的“三题”。
细看可知,现存的《蜀素帖》全帖中只有从米芾“拟古”二字开始,到胡完夫题字后的杨希、邵子中题字为止,是蜀素的乌丝栏原卷。除此以外都是其后装裱上去的。
二、所谓思翁的三题
清代吴升在《大观录》中记载,此卷“思翁(指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道人,华亭人)三题,一在引首、一在隔水绫、一在贉尾”。这本书成于康熙51年,可见当时确实有这三段题字,只是帖中不会有乾隆、嘉庆、宣统等朝的“御览之宝”。他们依次如下图:
(图一)董其昌题序
(图二)董其昌题跋
(图三)董其昌又题
我们从后往前看。
1、按照文意,董华亭题写(图三)的文字时已经七十九岁,时在崇祯七年(1634年)。纵高29.7厘米的尺幅上写边长1厘米的蝇头小字,作为一个老人着实可见功力,笔力眼力也堪称惊人,这几行的风格更趋近“人书俱老”的意味。
文曰:“崇祯七年,岁在癸酉,子月。申甫计偕入都门,再观于东华门邸中。一似老米重观研山,第无玉蟾蜍泪滴之恨。”这里是说他再一次看到《蜀素帖》,用米芾看笔砚山的典故,表示自己了无遗憾。
这幅字明显带有董其昌的风格,但显示年近耄耋,笔底已经几乎没有董字的飘逸了,甚至整行落笔欹斜、两个“观”字也如出一辙。康有为评论董字是“香光(指董,号香光居士)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拘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这十分刻薄,但毕竟盛年的意气褪去,年迈的他书法已经缺少了灵动,这有点像人没有了饱满的精神。从这幅字看,暮年的董其昌书法带有更多的拘束感。
从另一个角度说,董华亭这几行字尽管老辣,但放在那样的书法年代,要模仿得比较好也非难事。
2、以下(图二)的题跋更加清晰。这是广为人知的董其昌评米书,用语生动、书法精绝:
“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鸿堂帖》(《戏鸿堂法帖》)。甲辰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余)遂以诸名帖易之,时徐茂吴方诣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已探骊龙珠,余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羲之)《官奴帖》真本。”
文中“生平合作”应该这样理解。董华亭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意思是说学书之难是在领悟,要知所合离;离就是脱离法帖的束缚,合则应是融会贯通、物我两忘。米老这一帖非同其一般书作,董华亭竟以诸名帖交换得来,意气风发的喜色跃然纸上。
此跋用墨偏淡,契合董华亭散淡的风格,也巧妙地解决了这卷蜀素绫子不吸墨又怕洇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由于在这么特殊的材质上书写,我们才见到董字也能如此果敢、轩昂;难能可贵的是,这幅跋字字精绝,几乎没有败笔。而就文章而言,这个跋文清晰呈现了《蜀素帖》流传的一个环节:万历32年(岁在甲辰,即1604年,董其昌50岁)由徽州收藏家吴廷吴太学转给了董其昌。而此前一年,即1603年,董其昌的《戏鸿堂法帖》已经刻成。
那么(图三)所言董华亭与《蜀素帖》多年以后喜相逢又是怎么回事?
3
、(图一)的题序讲述了有些诡异的另一次流转。
文曰:“增城(陈瓛,环音,号增城,海宁人;《中国书法大辞典》误为“陈巘(演音)”)嗜书,又好米南宫。余在长安得《蜀素》摹本,尝与增城言,米书无第二,但恨真迹不可得耳。凡二十余年,竟为增城有,亦是聚于所好。今方置棐几(斐音,指棐木的几案),日夕临池。米公且有卫夫人之泣,余亦不胜妬(妒音,通妒)也。”
意思是说,陈瓛喜爱米芾书法。我在长安得到《蜀素》摹本,曾与他说米书从来最妙,只是真迹不可得。差不多二十年后,《蜀素》真迹竟为陈瓛所有,也是(物)聚于所好之人。现在置之书案上,日夜临习,想见米芾也会有“卫夫人之泣”(卫夫人是王羲之的老师,即学生比老师强,这里大概是恭维陈瓛学书会超过米芾),我是嫉妒得不行。
根据《古书画过眼要录》载,卷上原有清代高士奇的题记,称他于康熙丙寅(康熙25
年,即1686
年)以白金五百两购此卷于海昌陈氏,大概是指陈瓛家族,可惜这一段如今已看不到。如果是董其昌为此卷的新主陈瓛写题记,文人之间恭维几句本无关痛痒,但逻辑有点奇怪。
1
)按照董其昌乌丝栏(图二)的跋文所述,他自得到摹本并刻入《戏鸿堂法帖》后,已于万历32
年(即1604
年)从吴太学手里换来了《蜀素帖》真迹,何来这里(图一)的长安得到摹本后,(真迹)“凡二十余年,竟为增城有”?
按照此文的意思,董竟然(至少表面上)还不知道真帖去了哪里,这和(图二)互相矛盾;因为董华亭作为持有过《蜀素帖》真迹的大书画家、鉴赏家和收藏家,为别人新持《蜀素帖》的题字不可能只字不提他这一段,这不合逻辑。
2
)但是联系下一句看,“亦是聚于所好”可能在隐晦表示此卷真迹我已经转给增城了,是因增城财力丰富——“聚于所好”出自欧阳修《集古录目序》“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关于自己持有此卷的事,因为在乌丝栏内有跋文,就不赘述。
而他79
岁时再写的题记(图三)就完全延续(图一)这一逻辑,仍然不流露曾持有过如此珍爱的书帖,继而契阔多年,再传奇般重逢。文意相当淡定。
这固然是一种解释,但也只是一个可能,毕竟(图一)题序的内容颇为突兀,要么是董华亭在婉转地表达此贴已经转让,要么是另有原因。
3
)如果董华亭曾将《蜀素帖》转给别人,又转入增城手里,可能跋文会说“竟为增城有”;或者遗失了,辗转被增城买到,又殷勤呈现在董面前,华亭先生大概也会这样写。但假设陈增城是这样正常入手的话,董华亭应该还会提一句自己把此帖出手的事,这是人情之常,也容易使自己留存赏玩这一段成为佳话,不然文意也显得过于跳跃了。所以从文字看,这两种猜测大概都难以成立。
综上,(图一)的题跋是一种春秋笔法,淡化了《蜀素帖》真迹从董其昌转为陈瓛持有的过程。作为原主人来说,珍爱的书帖出让,可能出于主动也可能源于被动。“竟为增城有”一句如此含糊其辞,有违常规,甚至不排除这段跋文并非出自华亭先生之手。
4
)启功先生写过的一篇《记<<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font-family:
宋体;'>灵飞经>
四十三行本》,和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里都提到董其昌曾将《灵飞经》抵押给陈瓛,多年后两家发生了一系列纠葛,以致《灵飞经》分为四十三行和十二行两本,劳燕双飞。这段说法也为最终得到《灵飞经》的翁同龢家族的印证,他们的藏帖后还有董其昌向陈瓛索要的信札,证明了这一帖《灵飞经》的前世今生。
《灵飞经》四十三行本
钱泳的叙述里还提到,曾见过一部翻刻的《灵飞经》后有赵孟畹命span
>伪跋,可见旧时为提高价值,文物添加题材也无不用其极。另外插一句题外话,赵孟畹淖痔骞媛尚韵喽越锨俊⒈还阄澳7隆⒃诘笔笔艚遥岣呱砑郏卑嫌欣碛纱蛩拿拧Ⅻ/SPAN>
从《灵飞经》的经历我们知道,董华亭和陈增城两家有渊源也有算计;陈家刻《玉烟堂法帖》和《渤海藏真》,用过董华亭手里的前朝墨宝;陈家是盐商多金,而董其昌曾仕途中断、几经起落,其间经济上需要调剂,与陈家有过历时多年的资金往来,并产生龃龉;在历史上出现伪跋、伪作并非不可能,而且过去书法很普及,作伪水平更高。
以上这几条,可以作为我们了解《蜀素帖》真迹中董其昌题记的背景。
4
、写到这里,为后续讲述方便,我们简化定义一下本文讨论的三个题记。
仔细审视这三处题字,尤其是(图一)的题序,可以整理出如下线索。
1
)(图一)里“乾隆御览之宝”中“御”字双人旁上下两部分的写法,都明显不同于其他宫廷收藏书帖同样内容的印章,这很令人生疑。以下是简单整理的印章对比图:
当然,乾隆帝不止一枚“御览之宝”,他还有方章:
晋王羲之《姨母帖》印章
“乾隆御览之宝”圆章也有可能有两枚甚至更多,比如(图一)这枚可能因下部缺失又重刻一枚,但查找了上海书店的四本《中国历代书法墨迹大观》、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米芾书翰墨迹》和西泠印社出版的多本《历代行草精选》,全是另一个样子,都和(图一)的印章不同。
2
)(图一)有一半以上的字明显不符合董字的特点,包括:
(1
)“嗜”字圆熟纵放、灵动恣肆,这是《书谱序》中孙过庭的笔法,不是常见的董字的特点。董华亭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到,“作书须提得笔起,自为起,自为结,不可信笔。”所谓信笔就是过于借用笔的特性,使人对笔的控制不够;他认为当时人多是“笔作主,未尝运笔”,这里也是强调对笔的控制。且看如下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