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漆：历史渊源（之二） 唐代雕漆艺术的诞生
2010-01-22 09:45阅读：
唐代雕漆艺术的诞生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强盛繁荣时期。尤其是唐朝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经济，特别是农业、手工业得到保护和发展。与周围邻国处在贸易来往，人员交流的互惠时期。佛、道、释等宗教也比较开放，这就促使许多手工制造业蓬勃发展。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瓷器的出现和丝绸的大量制作。原始青瓷在晋、南北朝已初见端倪，而唐代则给予它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是在陶器上施釉的工艺，为后来的唐瓷准备了技术和工艺条件。“唐三彩”的成就举世闻名，其实那不过是陶器辉煌工艺的最后一道光芒。唐三彩从历史发展来看，只不过是中国瓷器诞生前的一次预演。唐代青瓷的出现立刻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非但瓷器的成本低，能够成批制作，可以替代许多过去由漆器和陶器承担的生活用具。而漆器的制作成本高，人工多，时间慢，很难满足日益扩大的社会需求。所以一俟瓷器大批出来时，漆器、陶器的制作急速萎缩。特别是瓶、盘、碟、碗、杯、罐、盂、盏等器物，瓷器比漆器有着更大的优势。瓷器有着玉石般的光泽、硬度和质感。对于崇拜玉石艺术的民族来讲，瓷器无疑是上天给予人们的最渴望，平时又最难以得到的宝物。因此历来占统治地位的漆器生平第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漆器面临的挑战，不仅来于瓷器，也来自唐王朝的禁令。唐代崇尚华美，可是过度的奢华和糜烂又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给社会增加极大的物质损耗。当时的“生享乐，死厚葬”的风气极为浓厚，朝廷也不得不对这种自汉代以来的厚葬风气进行干预，其中也包括对华贵漆器的限制。当唐太宗问他的大臣：舜造
食器，用漆髹器，为什么有十多个人出来反对呢？他的大臣黄门侍郎褚遂良回答说：“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御批资治通鉴》。褚遂良解释说，追求奢侈腐化，则是亡国之路。漆器不禁止，那么将消耗更多的金银玉宝，使国家消弱。所以爱护君王的忠臣，应当事先提醒。不能等到国家已经危亡，再讲也没有什么用了。唐玄宗时又下令“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还官。”鉴于安史之乱的教训。朝廷又颁严令“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唐代宗时又再次下旨：“七年六月诏戒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平脱、宝钿等物。”
这种对平脱漆器、金银漆器、嵌珠宝螺甸漆器的禁令，沉重打击了漆器的生产。使得唐代原本兴旺的漆器制造迅速衰落，漆器的品种也大大减少。而禁令之风，一直延续到五代。《五代令要》载：“凡棺椁不计官品，并不得于棺椁之上雕镂画饰，施朱窗、栏、槛、楹等。”如此一来不仅许多漆器品种逐渐消亡，许多漆器艺人也丧失了生存的前途。从现代发掘唐代的出土文物看，也会发现汉墓中极其丰富的漆器，到了唐墓中突然没有了，仅只有少量素面单色的漆器器物。其原因就是厚葬的禁令和瓷器的出现双重压迫下的真实结果。
当一种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发明出来以后，传统的平衡势必被打破，市场和供求关系也必然重新调整。这一点在唐代瓷器出现的前后表现得十分突出。处在丧失统治地位的漆器，为了生存；漆匠为了自己长期献身的漆艺事业，就只有改变自己的观念，重新考虑漆器的出路。尤其是过去一贯为宫廷制造漆器的工匠们，急迫寻找新的方式，新的突破来为漆器的生存，再造形象。在许多的钻研尝试中，一种增加漆的厚度，并引用雕刻技巧进行艺术表现的漆器，应运而生——这便是唐代的雕漆。唐代雕漆到底什么样子，型制、风格、究竟如何？从历史文物中至今尚未发现实物。可是在五百年前，却有人见过。因此，黄成在《髹饰录》中说：“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杨明注：“唐制如上说，而刀法快利，非后人所能及，陷地黄者，其锦多似细钩云。”这是历史文献中，最早描述唐代雕漆的文字，作为明代出色的漆器艺人和理论著作者黄成，他见过唐代的雕漆器物，所以才有明确的评议。同样与黄成相距四十年的杨明，他极可能是元末雕漆名匠杨茂的后人。其文化艺术气质更胜于黄成。他肯定也见过唐代雕漆遗物，他的评论自然权威可靠。
唐代雕漆处在萌芽阶段，因此具有雕漆艺术萌芽状态的许多特征。“印板刻”，便是与古代木板刻字、木板刻图的形式类似。在平面板面上，采取向下钩划、刀刻的技术，显现线条、纹样来。整个图案、图像处在同一平面上。“平锦朱色”“其锦多似细钩云”唐雕漆的锦纹已经有了，锦纹的纹式是云纹。没有水纹，也没有花纹，更没有方锦纹，只有云纹。云纹是云雷纹、螺旋纹、回纹中的一种纹式。作为衬托图案的陪衬，锦纹是传统工艺中常用的艺术处理。但是雕漆器中，锦纹所处的地位和占的艺术比重，却是独特的。锦纹可以讲是雕漆艺术欣赏中一大重要特征，纹式极多。但唐代雕漆锦纹，还仅有云纹一种。而且还是用“钩刀”工具钩刻出来。唐代雕漆基本上是以红漆为材料，借鉴木刻技法，仿造木板印刻方式，在漆的平面上完成雕刻艺术。唐代雕漆器，多数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黄成才说：“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说明了唐代开始时多数雕漆器的情形。
同时，黄、杨又说，除了红色平面的雕漆之外，还出现了双色雕漆。双色雕漆则出现了高低的区别。红漆在上，黄漆在下，不再是统一平面了，图案凸现于上，锦纹凹陷在下，产生了最初简单的浮雕的形态。“复有陷地黄者”、“陷地黄锦者，其锦多似细钩云，与宋元以来剔法大异也。”显然漆色有了双层，上红，下黄，上为图案，下是锦纹。两种艺术形象分别在两个高度，两种色漆上表达。但仍然是在各自的漆层上，平面雕刻的，仅仅是在漆器的整体上，分出了单一的高低落差。
那从唐代雕漆的技艺特点，还有什么？“雕法古拙可赏”，“唐制如上说，而刀法快利，非后人所能及。”《髹饰录》是关于漆器的工艺制作，作为实践型的艺人，黄成、杨明，更注重技法、技巧上的差异，而于画稿图案并未过多涉猎。这也是与后来许多古董商人和文人着眼点的不同之处。“雕法古拙”这是两层意思：一是雕刻方式是延续古代漆器中的技法，如戗划技法，堆起中的隐起技法；简单质朴，线条粗犷而突出，形象灵动而不拘泥细处；自然具有另一种艺术风格。体现了汉唐艺术的韵味，强调神韵而不过份具象细微，所以才“古拙可赏”
。至于刀法，在技巧上不去精雕细刻，枝叶花纹大开大合，豪放自然。那么刻刀如笔，便要自由奔放，洒脱自然；刀法则必须锋利快捷，不可能停顿慢琢。“与宋元以来之剔法大异也”便是这个道理。宋、元、明的雕漆文物保存较多，情形也容易鉴赏了解，与宋元雕漆风格，区别很大。过去人们常将古代雕漆划分为明代风格，清代风格两种。显然是不全面的。客观的讲，实际上还有第三种风格，唐代风格。唐代雕漆不仅仅是中国雕漆的初始代表，同时也是雕漆艺术风格中的重要类型。这种艺术风格恐怕与汉代唐代佛教、壁画、宗教、石刻雕塑艺术更为接近，更具形象上“神似”的表现方法。中国传统工艺后来多数走向具象、真实、细雕的方向，放弃了汉唐艺术重在神韵张扬的方式。在雕漆的发展上也同样重复了这种历史现象。
如果这种推测性的分析能够成立的话，人们便可以从唐代的其他艺术文物上找到唐代雕漆的某种痕迹。例如唐代的壁饰画、铜镜、漆木家具、嵌珠宝螺甸器物、屏风等。唐代天宝年间，唐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增进中日两国友好。曾多次携唐朝艺术宝物，并精选优秀工匠随行。日僧开元《唐大和尚东征传》里清楚讲到鉴真随船带去“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都有八十五人。”还带去各种漆盘、盒30具。螺甸经盒50口。从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从事雕镂、镌刻的工匠，并不缺乏，可以讲玉雕、木雕、石雕、刻镂、铸造、刺绣等技术相当发达。从隋唐起，中日两国来往交流便很多，当时日本从唐朝引进了许多技术、文化、宗教、艺术的书籍、物品。其中漆器对日本影响长达一千多年。
唐代雕漆究竟起于何地并无史载。但是，在唐代漆器在全国各地均有制作，尤其是在适于漆器生产的江南、湘楚、川蜀、陇南、黔贵、云南等地。漆器始终是比较发达，其中某地可能发明了雕漆新技术。江苏古扬州漆器制作历来繁荣，唐代时脱胎漆器、金银平脱、贴金铜镜、漆木家具、嵌螺甸珠玉漆屏、雕版印刷在全国是著名产地。当时唐代皇宫中不少漆艺器物，均是来自扬州一带。唐僖宗乾符六年高骈任淮南节度使，一到任便下令制作“漆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事。”《新唐书·地理志》。所以扬州、苏州有可能首先创制了雕漆。
在川蜀云南也是唐代著名的漆器制造地，所制漆器具有鲜明的西南地域特征，并兼有强烈的少数民族风格。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说：“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则本朝宣德间，所谓园厂者，其价几与宋埒……予曰：‘总之皆云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国破成都，尽掳百工以去，由是云南漆织诸技，甲于天下。唐末，复通中国，至南汉刘氏与通婚姻，始渐得滇物……”得旧云南，又加果园厂数倍矣。’”从文献中可知，云南漆技、漆器在唐代时就非常出色，“甲于天下”。而雕漆在宋、元时便业已十分精巧。所制作的雕漆不亚于后来明代果园厂的水平，甚至还要好得多。不过唐代云南雕漆的实物，现在并没有发现。可是云南的确有雕漆器制作。《剔红文会图四方窝角盘》上面刻有“滇南王松造”五字款。有人认为是明代制品，这种分析违反了明代朝制。明代雕漆一律不刻私人名款，只允许刻皇帝年号。所以此雕漆很有可能是明以前的元朝雕漆器。在器物上刻上制作工匠的名字，这是元代民间雕漆的作法。明代没有出现过私款雕漆。事实证明，云南漆器早在唐代就已经名扬天下。因此，也存在产生雕漆的可能。
至于湘楚之地，也是漆乡。陕西南部山西等地，也曾发展过漆器，均有可能成为出现雕漆的地方。仅是限于出土实物和文献上的缺失，至今难以准确判断唐代雕漆的出生地。可是唐代雕漆产生于宫廷漆匠的可能性最大，或是由朝廷控制的官办漆作坊中首先创制而成。因为过去的漆器作坊，主要是以皇宫需要而设立的，与民间关系不大，受冲击的也主要是宫廷漆匠们。那么希望用变革而保持生存的应该主要是他们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