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件近似例為浙江衢州縣史繩祖墓出土的觀音,該墓斷代為南宋咸淳十年(約公元1274年)。此像略殘,但其須彌座顯然曾施青白釉,而觀音本身則為素胎,原先的低溫顏料已剝落。頗堪玩味的是,此尊觀音一足垂放,一足曲膝,一臂置於膝上(圖見《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圖錄第210-11頁編號III-79。台北:2010),這類遊戲坐姿較常見於後世的觀音像。
與此同時,道教塑像也糅合了局部施釉和素胎繪低溫顏料的裝飾手法。就此可參見一件鶴鹿仙人像,此例於1975年在江西鄱陽縣一個南宋咸淳四年(約公元1268年)古墓出土,圖見《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4:江西卷》編號70(北京:2008)。
同樣的裝飾手法亦見於一尊頭綰雙髻、囅然而笑的道士像,此作為傳珂舊藏(Falk
Collection),2001年10月於紐約佳士得拍出(拍品106號)(圖四)。 該道士的廣袖內及須彌座均施青白釉,其餘部份露胎,原先的低溫顏料已剝落。尤須一提的是,該等南宋道釋人物造像通高皆不足30厘米。時至元代,就局部施青白釉的佛像而言,漆似乎取代了低溫顏料的地位。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一尊青白釉阿彌陀佛坐像,圖見佳士得《Treasures from Ancient
Beijing》展覽圖錄第16頁編號7及封面(紐約:2000)。該尊元代造像的衣衫局部髹漆,漆下可能無釉,漆上繪描金衣飾。
上海博物館藏一尊近似的元代青白釉坐佛,按其局部施釉的情況看來,衣袍露胎處原先應有施漆,圖見《上海博物館》第81頁編號96(香港:2007)(圖五)。
上述二例分別高51厘米和41.3厘米,兩者均比前述的南宋作品為高。但整體而言,元代造像大多通體掛釉,部份造型遠比南宋作品碩大。1955年,北京西城區定阜街出土了著名的元代青白釉菩薩像,其造型呈觀水中月的遊戲坐相,通高67厘米,現已納入北京首都博物館珍藏,圖見前述《中國文物精華全集:陶瓷卷》第353頁編號618。
美國堪薩斯城的納爾遜亞特金斯藝術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觀音坐像亦施滿釉,據其款識所示,此像應燒造於公元1298或1299年,高51.4厘米,圖見Sherman E.
Lee及Wai-kam Ho所著《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The Yüan
Dynasty(1279-1368)》編號26(克里夫蘭,1968)。
另一例元代青白釉菩薩坐像為蘇黎世萊特博格博物館(Rietberg
Museum)珍藏,高52厘米,圖見前述著作編號25。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元代青白釉菩薩坐像高50.8厘米,圖見S. G.
Valenstein著作《A Handbook of Chinese
Ceramics》第127頁編號120(紐約:1975)。
十三世紀末元代的作品漸趨碩大,這既反映了審美趣味的轉變,亦可歸因於景德鎮胎質的沿革。新的瓷胎所含高嶺土較多,當中含豐富的氧化鋁,所以更利於燒造大型人像和器物。以本拍品為例,這類十三世紀初的南宋造像基本上以瓷石為胎,所以出現大型作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是因為南宋作品的瓷石胎體在窰燒時極易變形,益顯其冠飾瓔珞之美得來不易。在各近似例當中,本拍品和首都博物館藏觀音的冠飾尤為工巧。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尊觀音應出自同一個模具。此類瓷像大多模製成形,細部用手塑加工,再貼塑其他裝飾。惟一的差別在於,本拍品整件袈裟滿施青白釉,而首都博物館藏觀音只為袍沿施釉。兩者均為彌足珍貴的典藏之作,觀者對此應無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