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帝王为何“独尊儒术”

2014-07-01 09:5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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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决定文化需求。故而，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选择。同理，一个时代，崇尚什么样的文化理念，追随什么样的文化导向，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道德秩序和发展潮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决定了，文化同样经历了一个分分合合的漫长过程。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民国最后的“百家争鸣”，无一不是如此。
文化有时就是这样的，可以拯救灵魂，也足以沉没道德，扰乱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时继承得越多，包袱反而越是沉重。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所谓的历史文化，不仅要有传承的义务，更要有辨别的责任，绝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一律通吃。这么说，并非要颠覆历史，颠覆过去。只不过，对于时代来讲，所有的文化遗留都是需要区分和鉴别的，也是需要传承和遗弃的。
崇古不抑今，厚古不薄今。尽管，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泛滥的时代！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无疑开创了文化探求的先河，这反映了一种民主务实的客观态度。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适应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庆幸的是，先秦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将其一一扼杀，而是在求同存异的状态下，让思想的火花延续了数百年。话语权交给了时代，也交给了所有的先驱者，供统治者们思考和选择。这是难能可贵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历史文化。
在后来的历史岁月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终于占据了一席之地，不仅让统治者们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现在的法律还能够追根朔

源，有所遵循。遗憾的是，秦朝的执政者完全绑架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并不断“发扬光大”，这就让所谓的“以法治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历史潮流和泯灭人性的法律大棒终于演变成为暴政，让老百姓在难以承受的痛苦之中一跃而起，直至奋不顾身。
这是历史的灾难，更是民众的灾难。
这不应是法律的错误，但在此时法律已被历史抛弃了，秦朝也被历史湮灭了。强大的大秦帝国如昙花一现，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滚滚烟云之中，不仅让我们为之回味，也为之惋惜！汉朝取代大秦之后，秦国的法律典籍无一有所遗漏，全部被接纳并使用。但这并不代表，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从此就会显露于朝堂之上，滋润于民间乡野。与此一并而来的却是，在接受了秦国灭亡的教训之后，汉朝的治国理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于是，道家文化粉墨登场，这是基于天下初定，休养生息的历史选择。社会由此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文景之治”就像是一面镜子，道出了无为而治的时代疗效。但这种疗效似乎只是暂时的，并不能作为长生不老药来长期使用。长时期的和平局面，让所有的高层权贵乃至士子平民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上的繁荣掩盖不了屈辱，虽然国内莺歌燕舞，但面对匈奴的不断入侵和骚扰，却始终显得束手无策，只能靠和亲的方式维持暂时的和平局面。
在这个时期，女人终于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了扶危救世的英雄，将军们则是偃旗息鼓，享受太平。不知道花红柳绿中的将军们作何感想，但有一个人却受到了深深地刺激，这个人就是后来横扫匈奴并使之永远灭亡的汉武帝。
同样是面对抉择，在一番激烈的争斗之后，儒家思想终于占据了上风，成为汉武帝时代的治国方略。于是，孔老夫子在死后几百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权力，并香火不断。至此，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似乎找到了真正的治国之路，从此乐此不疲，反复运用，直至将孔子推上了主流文化的“神坛”。尤其自宋以来，更是将儒家思想推上了膜拜的巅峰，生前一直不得志的孔老夫子第一次在“天上人间”过起了官瘾。即便时至今日，仍是浓烟滚滚，阴魂不散。
到了民国初期，由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军阀割据，对历史文化的需求再次发生了变化，出于对民族前途命运的考虑，儒术重新被打入冷宫，继之而来的是新兴文化的诞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各种思想流派顺应历史之势，铺天盖地的出现在了这个时代的上空，让民众看到了文化的本真，也让当时的统治者们为之畏惧。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特定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并没有持续多久也就烟消云散了。由此，历史重新归于宁静，孔老先生再次笑了！
穿梭在历史与现实的隧道，思想被再次激活并瞬间凝固！（东湖少主2011年12年11日写于山东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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