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瑞图》白鹿、木连理与汉画像石比较
《五瑞图》嘉禾与汉画像石比较
汉代祥瑞文化源于“谶纬之学”和“天人感应说”，它的盛行与董仲舒“宗儒”思想关系极大。《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二年)九月壬辰诏：凤凰、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加赐男子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早期的祥瑞文化还比较零碎且不系统，到了东汉已构成了较完备的体系。这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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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瑞图》白鹿、木连理与汉画像石比较
《五瑞图》嘉禾与汉画像石比较
汉代祥瑞文化源于“谶纬之学”和“天人感应说”，它的盛行与董仲舒“宗儒”思想关系极大。《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二年)九月壬辰诏：凤凰、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加赐男子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早期的祥瑞文化还比较零碎且不系统，到了东汉已构成了较完备的体系。这在汉
画像石(砖)艺术中得以充分体现。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宋曾巩《元丰题跋》谓：“近世士大夫喜藏画，自晋已来名能画者，其笔迹有存于尺帛幅纸，盖莫知其真伪，往往皆传而贵之。而汉画则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图(《五瑞图》)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然后汉画始见于人。又皆出于石刻，可知其非伪也。”杨守敬《评碑记》称：“《五瑞图》黄龙、白鹿、嘉禾、甘露、木连理，画法飞动，尤殊观也。”晚清学者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写道：“陇上汉刻皆在流沙以西，关内惟成县天井关有《李翕西狭颂》。”并赋七律称《五瑞图》为五梁祠画先声：“鸾翔鹤翥下苍冥，析里桥头古勒铭。笙磬音同周雅颂，衣冠制出汉丹青。八分自得天然妙，五瑞相传地效灵。黄龙白鹿木连理，五梁祠画有先型。”
《五瑞图》摩崖画像采用汉画像石常见的散点式构图和分层式构图。五瑞分居两层，黄龙、白鹿居上，二者穿插呼应，动静结合，错落有致。木连理、嘉禾、甘露降(承露人)一列在下，四者高低起伏，疏密有度。《五瑞图》构图遵循了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动与静、疏与密等美学原则，其布局合理，变化自然，主题突出，给人以疏朗、明晰、舒适之感。
黄龙，居左上方，约占画像三分之一，呈“S”形，蛇头豹身，身布鳞纹，昂首舞爪，作腾跃状。在黄龙后足部另刻“C”形云纹(一说为“小龙像”)，线条简约，依稀可辨。黄龙上方题榜刻“黄龙”二字。在河南、山东及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或画像砖，也多有龙的形象，如应龙、黄龙、青龙等，这些龙的形象因受材质面积的限制，其外形多作适合形处理，体态为“S”形盘曲状，或在四周饰以云纹、飞鸟等。
白鹿，立于黄龙右侧，体态丰健，扬首前视，神态安详。鹿角上方空处书“白鹿”二字。《五瑞图》之白鹿，形象生动而写实，运笔柔中带刚，虚实相生，转折自然，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汉代“白描”。这与汉画像石中注重剪影式对比与程式化飞奔的鹿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木连理，位于《五瑞图》左下方，并排画树木二株，枝干虬曲而上，较低处，两树二枝相向而生，合为一体，正所谓“连理枝”，图左题榜：“木连理”。木连理外形朴素，枝干曲升自如，随遇而安，不经意中树冠形成一个圆形。汉画石中的木连理则追求夸张效果与装饰性。
《五瑞图》右下是“甘露降”，绘一树形，树枝向上，似有露珠在滴下。树下刻画一人，姿态虔诚，低头伸臂托物接露，此便是承露人。承露人采用简笔画法，笔短意长，寥寥几笔，承露人的虔诚、憨厚便跃然壁上。此人物比例准确，情态自如，线条谙熟简劲，置之画像石中则风格别具。
嘉禾，居于“木连理”与“承露人”之间，一禾九穗，分垂两侧，果实累累，富有弹性。汉画像石中的嘉禾，“神”性十足，或与仙姑合体，或是按部盘曲。相比之下，前者率真野逸，后者富贵安详。
汉画像石考古发掘材料证明，相当一部分汉画像石墓，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墓门画像石在完成雕刻后，还要施色，使之成为彩绘画像石。《五瑞图》完成刻勒后是否设色，今不得而知，但仅从《五瑞图》的名称已经能感受到五彩纷呈了。
《五瑞图》作为《西狭颂》摩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插图”性质；就《五瑞图》本身而言，其图左题记及题榜则具备了题款特征。总之，《五瑞图》与《西狭颂》是珠联璧合、图文并茂的汉代石刻书画精品。由于摩崖僻居陇南，而古代《西狭颂》拓本又往往遗拓画像，故《五瑞图》鲜为人知。其精湛的镌绘技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必将受到更多汉画研究者和美术学者的高度重视。(作者单位：陇南师专美术系)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宋曾巩《元丰题跋》谓：“近世士大夫喜藏画，自晋已来名能画者，其笔迹有存于尺帛幅纸，盖莫知其真伪，往往皆传而贵之。而汉画则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图(《五瑞图》)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然后汉画始见于人。又皆出于石刻，可知其非伪也。”杨守敬《评碑记》称：“《五瑞图》黄龙、白鹿、嘉禾、甘露、木连理，画法飞动，尤殊观也。”晚清学者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写道：“陇上汉刻皆在流沙以西，关内惟成县天井关有《李翕西狭颂》。”并赋七律称《五瑞图》为五梁祠画先声：“鸾翔鹤翥下苍冥，析里桥头古勒铭。笙磬音同周雅颂，衣冠制出汉丹青。八分自得天然妙，五瑞相传地效灵。黄龙白鹿木连理，五梁祠画有先型。”
《五瑞图》摩崖画像采用汉画像石常见的散点式构图和分层式构图。五瑞分居两层，黄龙、白鹿居上，二者穿插呼应，动静结合，错落有致。木连理、嘉禾、甘露降(承露人)一列在下，四者高低起伏，疏密有度。《五瑞图》构图遵循了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动与静、疏与密等美学原则，其布局合理，变化自然，主题突出，给人以疏朗、明晰、舒适之感。
黄龙，居左上方，约占画像三分之一，呈“S”形，蛇头豹身，身布鳞纹，昂首舞爪，作腾跃状。在黄龙后足部另刻“C”形云纹(一说为“小龙像”)，线条简约，依稀可辨。黄龙上方题榜刻“黄龙”二字。在河南、山东及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或画像砖，也多有龙的形象，如应龙、黄龙、青龙等，这些龙的形象因受材质面积的限制，其外形多作适合形处理，体态为“S”形盘曲状，或在四周饰以云纹、飞鸟等。
白鹿，立于黄龙右侧，体态丰健，扬首前视，神态安详。鹿角上方空处书“白鹿”二字。《五瑞图》之白鹿，形象生动而写实，运笔柔中带刚，虚实相生，转折自然，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汉代“白描”。这与汉画像石中注重剪影式对比与程式化飞奔的鹿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木连理，位于《五瑞图》左下方，并排画树木二株，枝干虬曲而上，较低处，两树二枝相向而生，合为一体，正所谓“连理枝”，图左题榜：“木连理”。木连理外形朴素，枝干曲升自如，随遇而安，不经意中树冠形成一个圆形。汉画石中的木连理则追求夸张效果与装饰性。
《五瑞图》右下是“甘露降”，绘一树形，树枝向上，似有露珠在滴下。树下刻画一人，姿态虔诚，低头伸臂托物接露，此便是承露人。承露人采用简笔画法，笔短意长，寥寥几笔，承露人的虔诚、憨厚便跃然壁上。此人物比例准确，情态自如，线条谙熟简劲，置之画像石中则风格别具。
嘉禾，居于“木连理”与“承露人”之间，一禾九穗，分垂两侧，果实累累，富有弹性。汉画像石中的嘉禾，“神”性十足，或与仙姑合体，或是按部盘曲。相比之下，前者率真野逸，后者富贵安详。
汉画像石考古发掘材料证明，相当一部分汉画像石墓，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墓门画像石在完成雕刻后，还要施色，使之成为彩绘画像石。《五瑞图》完成刻勒后是否设色，今不得而知，但仅从《五瑞图》的名称已经能感受到五彩纷呈了。
《五瑞图》作为《西狭颂》摩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插图”性质；就《五瑞图》本身而言，其图左题记及题榜则具备了题款特征。总之，《五瑞图》与《西狭颂》是珠联璧合、图文并茂的汉代石刻书画精品。由于摩崖僻居陇南，而古代《西狭颂》拓本又往往遗拓画像，故《五瑞图》鲜为人知。其精湛的镌绘技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必将受到更多汉画研究者和美术学者的高度重视。(作者单位：陇南师专美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