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弱”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已很少作为一种病症来诊断，中国也在减少。
但神经衰弱一词所概括的临床表现，却从未消失。生活不易，焦虑与紧张正在围绕着我们。十一长假来了，有一句俗话说“走出去散散心”为自己减负，只是能吗？
“神经衰弱”的创造和翻译
一个医学概念的漂洋过海
“神经衰弱”这个词约于20 世纪10
年代出现在中国。笔者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总图书书目资讯网里所能找到最早有关神经衰弱的书籍，是1910年上海医学书局所出版，由丁福保、华文祺所编的《神经衰弱三大研究》。此书现已不存，但从图书资料中用来描述此书性质的词语，如“官能症”及“神经衰弱”看来，我们可以推断，此书是根据日文资料编著而成。
《神经衰弱之大研究》（之一本）。
最早谈论神经衰弱的医疗手册，是1917 年卢寿篯以文言文所写成的《神经衰弱疗养法》。此书的基础是1915
年日人井上正贺所著之《神经衰弱营养疗法》。
卢氏在此书序言中，将神经衰弱归因于“世界文明”与“生存竞争”。欧美人过于纵欲、中国特有的礼教束缚（性压抑）及胃肠疾病，都被列为导致神经衰弱的主因。卢氏质疑过度理论化的倾向以及医学物理疗法。
卢氏的遣词用字显露出他对中国古典医学词汇的高度依赖，例如“营养疗法”，他翻译成“疗养法”。“疗养”是传统中医用来谈论调和养生的概念，而“营养”是日人用来翻译“
nutrition” 的词汇。但在正文中，卢氏就使用了日文汉字术语，如“营养”“完全营养”“日光浴”“温泉浴”等等。
《神经衰弱自疗法》（1919）。
相较之下，王羲和于1919 年出版的译作《神经衰弱自疗法》，以白话文写成。此书是根据比尔德理论编译而成。一般认为比尔德在1869
年发表的著名论“Neurasthenia, or Nervous Exhaustion” 中，创造了这个疾病。
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生于1839年，美国医生，“神经衰弱”名词提出者。著有《医学与手术电疗法》《美国人的焦虑》等。
但是也有人，包括弗洛伊德在内，认为这个新词汇描述的是英国早有的旧疾，自17 世纪中叶起就已经受到注意。
《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
作者: 米切尔·布莱克
玛格丽特·布莱克
译者: 陈祉妍等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07年9月
一部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
比尔德1871 年的《医学与手术电疗法》译成德文后，在欧洲蔚为风潮。在1881
年的《美国人的焦虑》一书中，比尔德指出神经衰弱是美国人特有的疾病，因现代文明如工业及都市化、极端气候（极热、极冷或极干）或过度耽溺于饮食及性欲而引发。他把脑、胃及生殖系统称为“三位一体”，当一个部位受到损伤，其他二者全受影响。他建议混合性疗法，包括电疗、水疗、注射等等，但认为完全不用药物的食物疗法，要远优于完全使用药物而不靠食物的疗法。
比尔德花了许多工夫阐释进化论，但其实都是他个人对进化论的诠释，例如他认为“人类身体功能在进化进程中发展最慢的是生育及创作的功能——也就是传种的能力及抽象思维（包括记忆）的能力……因此，当神经系统受到疾病攻击而衰弱时，这些最晚进化的功能……就会受损”。
根据他的进化观，他认为对人类来说最好的食物就是在进化位阶上最接近人的食物，换句话说，就是肉类、蛋、牛奶及鱼。他反对食用水果、蔬菜、谷类（小麦例外）、脂肪（奶油例外）。如果体质特别纤弱，奶油，甚至面包都不推荐食用。这种观念与我们今天认可的健康食品大相径庭。
医学概念的书写
文学作品是怎么描述“神经衰弱”的？
神经衰弱作为一种精神疾患，在现代从欧洲传到美国，在美国被视为现代病，接着回到欧洲，使欧洲人重新关注这个疾病；然后来到日本与中国，连带传统医药观念加入治疗。大约20世纪20
年代中期，神经衰弱一词逐渐出现于中国现代文学。
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浙江慈溪人，中国现代小说家。图为小说《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首页。
穆时英小说《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吃尽摩登女郎苦头的摩登青年反复诉说他患了“神经衰弱症”时，态度轻佻戏谑，一派新感觉派作家对现代主义及科学主义的惯常嘲讽。穆时英对科学词汇的这种戏谑态度，事实上显现出他另有所指：他嘲讽的对象不仅是小说里的摩登男女，更是某些现代作家，不但正经八百地使用心理学词汇，还把它们转化为创作的母题。换句话说，轻易相信科学主义、在作品中使用这些心理疾患概念的作家，是他批判嘲弄的对象。
“摩登”上海的市井（1936年）。
20 世纪20
年代，创造社作家如张资平及郁达夫的文本中，“神经衰弱”“忧郁症”及“歇斯底里”等词汇充斥，所描写的男女主角为精神失调所苦，往往耽溺于性放纵或性压抑，处于神经崩溃边缘。在偏爱情色心理描写上，创造社作家可说是新感觉派如刘呐鸥、穆时英及施蛰存等的前驱。这两派作家对这些医学词汇特别熟悉，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张资平、郁达夫、刘呐鸥等都曾在年少时负笈日本求学。
对现代作家如创造社及新感觉派而言，要描述现代人的感觉、情感、精神状态及心的疾病，不得不使用翻译的词汇。因此之故，当年的评论家也必须使用精神分析词汇来讨论他们的作品。此外，这些作家的公众形象与神经衰弱的病症密不可分。刘呐鸥1927
年二三月的日记中，描写自己在上海日本人所开的品川医院住院，治疗神经衰弱症：
头痛一半，脸上又发了二三的肿物，真的是神经衰弱再来了。（二月七日）
头和脸肿得更利害。左眼细得难看地可怜。说是极度的神经衰弱来的偏头痛。（二月十一日）
私は人间嫌い自杀するかもしれない [ 我讨厌人，也许会自杀]。（三月十六日）
这岂不是在诉说，他正因“心的疾病”而饱受折磨？ 1927 年7 月间，他到日本旅游。芥川龙之介24
日自杀身亡的消息，使他大受刺激，满脑子都是自杀及疯狂，25 日在日记上写道：
睡眠不足，神经跳得尖刺刺的时候，又受了一大刺戢。芥川龙之［介］不是自杀了么。……他是个被神经魔缚去的不幸者。……神经的尾尖是通着狂奔的大道。宇野浩二不是也发狂了么。
刘呐鸥、穆时英、张资平及郁达夫的世代，必须透过译介的知识，来尝试了解自己及他人的身心。换个角度看，他们的上一世代作家不也如此？今天我们更不例外。
知识分子与神经衰弱
鲁迅、沈从文，也无法自外于神经衰弱症的影响
如果我们认为1920 及1930
年间仅有创造社及新感觉派作家因心的疾病而受苦，那么就低估了这个现代病的普遍性。现代城市中新派男女的交际关系前所未有，故乡买办婚姻传统的束缚仍难摆脱；科举考试的废除，知识分子突然必须在茫茫人海中讨生活；内战、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使得20
世纪初的中国成为精神疾病的温床。
中年鲁迅。
即使如鲁迅、沈从文，虽不齿创造社及新感觉派的颓废文风，对之批判不遗余力，却也无法自外于神经衰弱症的影响。
鲁迅早在1912 年8 月12
日的日记中，就已记载日本医生对他的慢性病之诊断：“数日前患咳，疑是气管病，上午就池田医院诊之，云无妨，惟神经衰弱所当理耳。”他的作品也透露出精神失调症的魔咒如影随形。
1918 年的《狂人日记》描述男主角因分裂的价值观而引发了心的疾病。1927
年的诗文集《野草》，评论家称之为“鲁迅灵魂的窗口”，其中疯狂的叙事声音难免让人将叙事者等同于作者。鲁迅一生不断受到无名病痛及疾病的折磨，他的自杀冲动最近才由一本中国大陆的研究透露出来。
沈从文1929
年自传性浓厚的系列作品《一个天才的通讯》，描写一个知识分子濒临崩溃边缘：叙事者是一名作家，正写信给编辑，恳求他尽快支付稿费，并抱怨长期的慢性病使他写作时心力交瘁。偏头痛、精神低落、不明疼痛、失眠、流鼻血、肺结核等等病痛折磨他，死刑、种族屠杀、战争及饥荒带来的死亡阴影缠扰他。他想自杀也想杀人，落得憔悴苍白，不成人形。
年轻时的沈从文（左一）。
这篇文章写于内战开始后，沈从文被迫逃离北京避难到上海之时。故事处处告诉我们，叙事者正苦于神经衰弱症。心的疾病与知识分子实有难解之缘，高度多愁善感的作家更容易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沈从文说道：
除了住南京、住上海租界，不是全都成天可以看杀人么？我说战争吧，这也是罔诞。大家从新的战争中过了日子多年，说这个只是无聊。我说饥荒，报纸上头号字载得是陕西甘肃每日饿死人两千，可是同一张新闻上特号字登载百龄机效果，背面则“开会行礼如仪”，天下太平。
日本医学的扩张
治疗神经衰弱的成为家常药
沈从文上段话中的“百龄机”，是当年一种补药的名字，专用来治疗贫血及神经衰弱。攸关“心的疾病”的各种医学术语，如神经衰弱及忧郁症，到20
世纪30 年代已经常见于日常用语中。
报纸及杂志上，治疗这类失调症的医药及维他命广告充斥，五花八门。只看1930 年的《上海申报》，这类补药的广告就超过十种。8 月12
日“百龄机”的广告，以机器的隐喻描述人的身体。有如机器需要机油，身体也需要能量：机器蒙尘积垢时，需要加油润滑；忧郁攻心时，就需要百龄机。
“百龄机”
5 月13 日的报纸，可见一则“兜安氏补神药片”的广告，英文名称是“ Doan’s Nerve Tonic Tablets”
。为了推销这种神经补药，中文药名使用传统中医概念的“补神”二字。广告中，除了代表长寿的仙鹤、松树及挂在树梢上的兜安氏补神药的药盒之外，广告词还强调此药为万灵丹：“此药专治男妇神经衰弱、精力不足、神经痛、健忘、失眠、胃呆、病后体虚等症。服有奇效。
而于文人学士因思虑过度，每到中年神经衰弱者，此药尤为绝对补神妙品，且有速效也。”广告下方印着药品公司的英文名字“ Doan’s
Medical Company of WesternMedicine ”（兜安氏西药公司）。
悉尼The Bulletin中的药品广告。
此公司在维多利亚时期就已存在，在英国及悉尼贩售如“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兜安氏腰痛补肾丸）之类药品。1900 年12 月13 日，悉尼出版的The Bulletin
刊物中，也可看到他们的药品广告。
11 月8 日的《上海申报》有一则“补尔多寿”的广告。这也是一种补血灵药，上面注明英文“ new iron tonic”，还有德文“
Blutose”
的字样。广告词也声明此药无病不治，还卖弄一个神秘兮兮的德国医生名字：“本品为德国休米脱伯儿博士发明之补血强精灵药。芳香美味……专治各种血亏体弱、神经衰弱、精力不足、精神不振、腰酸脚软、肺痨咳嗽……”如此标榜德国人的发明，或许是想靠欧洲风的名字增强权威性，但此药品事实上是日本的藤泽药品公司所售。
《上海申报》上“补尔多寿”的广告。
藤泽友吉于1894 年于大阪创立藤泽商店，后于1930 至1943
年间改名为藤泽友吉商店。之后业务逐渐扩展至台湾地区、瑞典、伦敦、美国、法国及德国。昭和时代一张 Blutose
的彩色海报中，一名微笑女子手持一瓶药水，旁边的广告词写着：“正しき補血強壮増進剤”（正牌补血健身剂）。
比较上述两种补尔多寿的广告，可见这类治疗神经衰弱的补药在20
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中国及日本的家常用药。这个现代病的知识透过翻译文本及学科建制，从西方传播到日本再到中国后，诊断中国知识分子如鲁迅及刘呐鸥患了“心的疾病”的，是跟随日本的帝国主义进驻中国的日本医师。
甚而有之，日本人与西方人又透过药品广告，谆谆告诫中国人：只要购买他们所出产的药品，神经衰弱这种心的疾病，即可药到病除。因此，这个现代病的旅行，不仅得力于透过翻译传播的科学知识，更得力于随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扩张而来的学科体制及商业活动。
《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
作者：彭小妍
版本: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17年7月
本文内容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授权整合自《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作者：彭小妍），整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整合：罗东；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