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缘起与诗体结构
（1）缘起
2013年12月27日的一个晚上，为安慰病痛中的小学同学突发灵感，在手机上创发而成。时过午夜，少年时代女同学微信传来信息，病房只她一人打吊瓶，过敏症的恐惧悬挂在女同学的心头，也刺痛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老同学
新浪博客
1、缘起与诗体结构
（1）缘起
2013年12月27日的一个晚上，为安慰病痛中的小学同学突发灵感，在手机上创发而成。时过午夜，少年时代女同学微信传来信息，病房只她一人打吊瓶，过敏症的恐惧悬挂在女同学的心头，也刺痛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老同学
的心，佯装镇定，同学发来一图：冰天雪地，四野昏暗，一女子持圩灯于荒郊断亭苦等远方归人，因有所感，黄永健于手机屏上首得两句：
怎么写
愁死鬼
在手机屏上，又出现了两行四言诗，接着两行五言、两行六言、两行七言、诗是两行两行发给同学的，最后又回归两行三言，最后一行回归七言，作者把刚刚发出去的七段诗句，通过复制粘贴变成了下面的形状：
怎么写
愁死鬼
手执圩灯
伊人等谁
终南积雪后
人比清风美
古今聚少离多
长恨望穿秋水
知音一去几渺杳
暗香黄昏浮云堆
不如归
不如归
好梦君来伴蝶飞
这种诗体具有鲜明的图像识别性，它就像长松披竹，又如一把“手枪”，因此网名叫“手枪诗”，学名称“松竹体十三行汉诗”，由微信平台催生出来的这种诗体经过网络传播，迅速得到网络大众的欢迎和追踪，网络上出现了大批的“跟写者”和“跟随者”。八年多来，每天网络上都有作者以这种新诗体进行诗歌写作，仅江苏徐杉一人写作十三行汉诗就有数千首，周阳生、徐杉分别出版诗集，北京刘永国通过网络众筹出版了《2016年松竹体新汉诗年鉴》，收录全国数十位诗人300多首作品。网络诗人接龙写作《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瑰丽中国一百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等。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人发表了大量十三行汉诗佳作。网上“十三行汉诗”作品总数在一万首以上。
十三行汉诗这种诗体，有力地与现代诗拉开了距离，确立了汉诗的当代新形体，同时它与古代汉诗的形魂相与一气，有力地拓展了现代汉诗的表现视域，可与当下生活实现快捷准确生动的对接，如最近出现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十首连写十三行体，在130行的篇幅内，鲜明生动地展现了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内涵，作品所书写出来的书法长卷，已为深圳博物馆永久收藏。
创立者深圳大学黄永健教授于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个人的十三行新汉诗诗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相关评论，因此获得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研究”立项，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项目研究报告的写作，并申请结项。
（2）诗体结构
A、采用普通话(国语)新韵，协调平仄，平(阴平、阳平)，仄(上声、去声)
平平仄
仄仄平（韵）
仄仄平仄
平平仄平（韵）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平仄仄
仄平平（可押可不押韵）
仄平平仄仄平平（韵）
B、根据基本格式，可加以变通，具体如：
a、格式。统一使用十三行(可双写，连写，倒写等)。
b、对仗。除最后一行单行外，其它双出句采取对偶形式，可全对仗，可部分对仗，可用流水对等。
c、全篇结构：起承转合
起：1、2
d、押平声韵，亦可押仄声韵，亦可平声仄声韵互押。
e、换韵。全诗可随语势语调换韵，换韵止于三转。
f、不韵。情感直切真挚，可不韵，但整体情境周全，气格完整。
g、雅不避俗，俗而能雅，雅俗共赏。
h、语感当下，速传现实，美善真祥。
2、创新特色与社会价值
（1）创新特色
中国诗歌史上主要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诗歌为主流，六言诗不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诗广泛，但是骈赋，词曲中六言诗句比比皆是，中国诗歌一直以格律形式代代相传，那是汉语、汉字、汉诗本身的内在逻辑使然，更是中国文化要义中诸如“阴阳”、“流变”、“轮回”、“和谐”、“中庸”等价值观念的形态化身。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将中国数千年主流诗体的形式进行整合、重组，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逻辑，创立新形式，适当恢复汉诗押韵、对仗、调平仄的诗歌传统，并可以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快速灵动反映现实生活，以典型的汉诗形态重铸汉诗诗魂，汉诗的文化传承通过形式创新找到了一条可以辨识的轨迹和道路。
（2）社会价值
“松竹体十三行汉诗”的多方面理论阐释，可以以点带面提示当代汉诗研究者对于汉诗文化基因的充分关注，并从文化变迁和文化博弈视角，对现代新诗（自由诗）进行全面反思。近年来各种“新体诗歌”及“诗人”应运而生，社会上兴起的“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咆哮体”、“口水体”等“新体”诗歌在大众引起的巨大反响，无不说明了现代社会对于诗歌这一文化传播载体在新形势下的演变已经越来越为重视，但是，盲目跟风模仿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诗歌必然没有出路，当代中国诗人必须从自由诗的惯性思维中走出来，逐步确立契合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内在演化逻辑的汉诗新形式，才可以逐步摆脱过于“泛形式”的西方自由诗的负面影响，创作出更高维度的“美善真”合一的当代诗歌。
（3）社会影响
近年出现的“十三行手枪体”借助新媒体实施创作、传播、评论、互动及文化创意联动，诞生八年多来，作为话题和现象在当代诗坛引起了一场关于诗体创新的辩论，新诗评论家陈仲义教授在《河南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5期）发表专论，认为“十三行手枪体”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所有重要形式进行了整合创化，把中国的文化之根——易道、阴阳、轮回等哲学理念进行了诗体的表现和美学的传播，可谓是半格律对自由体式一次用心良苦的规劝与规划。
“十三行手枪体”定言、定行、定韵，是高度自我约束的“律化”新格律诗，具有能够供大众共同效仿的格律形式，由于朗朗上口、明快简洁、雅俗共赏、风格多变，能够有效激活国人的文化记忆和汉诗基因转化，诞生以来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为广大诗人和读者喜闻乐见。
（4）文化创意
l将十三行汉诗与传统书画艺术进行融合创新，推出十三行汉诗书法和十三行汉诗“诗书画”作品，让十三行汉诗“诗书画”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民文化自信。以松竹体十三行汉诗为创意内核，通过创意设计开发文化产品，积极打造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开发了汉诗文化衫、汉诗文房四宝、汉诗艺术丝巾、汉诗乐器、汉诗书签等，本诗体文创周边产品还在进一步的开发之中。
3、学术基础与文化视野
陈仲义先生指出纵观百年诗体，能够成型成熟的，大抵需要三个条件：一、稳定的规范性；二、区别于他者的可重复性；三、特定的操作性。（陈仲义：《现代诗：外形式的表征与体式——兼论“手枪体”与“截句体”》，《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这三个条件还是过于宽泛，不利于当代汉诗定型诗体的形式凝定。我们认为当“律化”的新格律形式足够丰富时，一定会有一种或多种诗人和读者喜闻乐见的，节奏、旋律、结构等完美融合的精美诗体产生，我们认为“十三行手枪体”通过实践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汉诗定型诗体，与上述各种当代汉诗定型诗体相比，具有明显的汉诗基因集成传承优势，行数适中，每行从二言到六言或从三言到七言，从定言角度看没有逾越七言上限，其格律体定韵、调平仄、讲究每一首作品的内在循环——起、承、转、合，第一首“十三行手枪体”允称“自律体”，在网屏发表后得到海内外诗人的跟写，经过数年的创作积累和诗学论证，它就成为了现代汉诗外形式突变的一个象征。
（1）汉诗的“汉语性”
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音节整齐简洁、有声调、单音节语素多，双音节词占优势（古代汉语单音词占优势）、同音语素多。
汉语的这些特点可以总结为：音乐性强（元音占优势）、音节对称（语流中时长相仿的单音节语素阴阳调和）、声调突出、同声相协普遍（同音语素多）。这几个特点都有利于汉语诗歌的形式化——押韵、二分对称、平仄错落，押韵易于记忆，二分对称是中国先民的智慧结晶，太极两渔形象地说明了宇宙生成、存在、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对称和非对称不仅是诗歌音组的基本形态，也是宇宙万物形式形势变化的基本形态，是事物形式发展的所遵循的基本法则。在中国诗歌史上，非对称的三言诗、六言诗不如对称的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流行，说明汉语诗歌追求对称美，非对称的三言音组被整合到五言诗和七言诗的机体，变成了五言诗行和七言诗行的“对称性”部件时，它的作用就是无可替代的，当代第一首十三行汉诗押韵、二分对称、平仄错落，与中华诗词一样，是以汉语本身的“汉诗性”进行形式建构的创新诗体。
十三行汉诗前面六个对句是两两对称，最后一行七言诗句行内对称，与前面六个对句构成“对称+非对称”的广义对称关系，这一行又与前面两个三言诗句构成广义对称关系，为全诗的“转”、“合”要津。
（2）汉诗的“汉字性”
在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人的视知觉组织活动和人的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这就是“异质同构”。
汉语、汉字、汉诗作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与我们中华民族及其它民族人民的“视知觉组织活动、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这就是“异质同构”，所以在汉语、汉字、汉诗之间，存在着“异质同构性”，正是在这种“异质同构性”的作用下，我们才在汉语、汉字、汉诗和它们的形式中直接感受到“活力”、“生命”、“运动”、“平衡”等。
B、汉诗是一种“力的样式”
就汉诗而言，汉诗依赖中华民族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心理的“力的样式”，不断演化为具有高度形式感的汉诗之“场”——二、三、四、五、六、七言诗体，感应着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物理力场”，中国人的生理立场和心理立场发生了变化，随之汉语诗歌的“力的样式”发生了变化，汉诗诗体从格律体样式变为自由体样式，但是，随着二十一世纪的来临及国际社会分化重组，国际社会中国社会“物理力场”又发生了变化，引发中国人的生理立场和心理立场随之变化，当物理力场中力的式样以力触发了知觉就破坏了大脑电化学力场的原有平衡，引起知觉对力的重新组合，构成一个新的力的式样，汉语、汉字、汉诗与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物理力场”之间的“新的力的样式”又会引发汉诗作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的微妙变化。
（4）当代汉诗的美学潮向
2015年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了小西甚一著，郑清茂翻译之《日本文学史》，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以“雅”、“俗”这两个内在于文艺本身而能制约文艺发展的本质，来考察分辨日本文学史（文艺史），小西甚一十分雄辩地将日本文学史划分为三个世代——古代为日本式的俗，中世为中华式的雅，近代是西洋式的俗。中华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一样，中华诗歌经历了“俗”-“雅”-“俗”的的历史流变，当代汉诗虽然是用汉语传诵、汉字书写，但是汉诗的创作运思和接受期待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创作者失去了求雅求美的内在思维模式，接受者被现代西洋式的诗风诗格诗体所“规训”（福柯语），以俗为雅，反而不太习惯形式化、音韵化、意象化及意境化的汉诗固有之美，难以认知，难以认同，甚或由反应不适起而攻诘嘲弄，长期崇洋心理驱使，当代中国有诗人诗歌理论家一味以洋为雅为美，外国诗人搞杂碎、拼贴、戏仿、离散、边缘、暴力、阴暗写作，他们不惜步其后尘，即使语境变了一一全球文明格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群众的生存生活状态也发生了求美趋雅的现实改变，他们依然在诗的自由化轨道上自言自语，自演自唱，放任无边，认为只要分行就是诗，以至于诗无有美感，无有尊严，无有标准。当代中国所谓主流诗派的论调，如以吴思敬、叶橹为代表的无限自由论者，就是典型的例证。
六、诗体建设与文化博弈
1、自由诗体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时而欢迎接纳，时而警惕反思、时而施加压力，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自由诗的命根子——自由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审美期待中，又变成了必须实施反思甚至批判的对象，自由诗赖以存在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意欲再来一次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颠覆，自由诗驾驭着新人类的“野性的思维”，企图让诗歌再回到野蛮时代，再一次体验野性的狂欢的快乐，而且越是昏暗暧昧语词颠倒越是给人以“代神说话”的错觉。
在新世纪诗坛内部，诗歌创作与批评都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又似乎难以抑制诗歌“边缘化”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冷”与“热”的混沌状态实际上表现了诗人与诗歌创作的尴尬处境，这也给新世纪的诗歌批评与研究带来了某种困惑，表现在对于新诗的评价标准上，仍然莫衷一是，对同一诗歌现象、同一诗人、同一作品的两极化评价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九叶派”诗人郑敏和“九叶派”其它诗人一样，注重对内心的探索，表现出内宇宙的神秘、辩证的思维、清丽而繁复的意象，可以说郑敏是将汉语自由诗推向现代主义高峰的代表性诗人，在其晚年痛定思痛，曾对自由体新诗发出了语言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世纪之问”。
季羡林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指出：“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种种迹象表明，曾经被中国现代诗人奉为“女神”的汉语自由诗，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尊严，时过境迁，在更加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它就有可能成为被再次颠覆超越的诗歌样式。
2、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自信心更加坚定，在抗疫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事实面前，中国政治价值观不得不令西方世界回首反思，令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精英回首反省，同时也让目前仍然处于疫情之中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所在，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政策，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接告诉西方，时代变了，西方所崇尚的价值观包括其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人类面临的新问题，西方应该考虑放弃其文化优越的价值立场，在某些方面向中国学习，人类文明对话、文明共建的时代真正来来临。
伴随疫情而来的大国博弈使人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即表面上看来西方与中国的较量发生在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领域，实际上双方真正的博弈或者说双方最深层的较量是文化领域，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胜利的根本力量不是日益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而是当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气。全球化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造成文化的多元化，同时在新的时代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对以前信守的价值立场进行反思并进而重新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
3、文化博弈是必然的，在文化博弈的过程中，“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与我们中华民族的“视知觉组织活动、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的调适。因此，汉诗诗体再造、审美再造、精神再造在中国文化的造山运动中，必然是其中的推动力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大国崛起并引领世界奔向更高文化维度的文化成果。
怎么写
愁死鬼
在手机屏上，又出现了两行四言诗，接着两行五言、两行六言、两行七言、诗是两行两行发给同学的，最后又回归两行三言，最后一行回归七言，作者把刚刚发出去的七段诗句，通过复制粘贴变成了下面的形状：
怎么写
愁死鬼
手执圩灯
伊人等谁
终南积雪后
人比清风美
古今聚少离多
长恨望穿秋水
知音一去几渺杳
暗香黄昏浮云堆
不如归
不如归
好梦君来伴蝶飞
这种诗体具有鲜明的图像识别性，它就像长松披竹，又如一把“手枪”，因此网名叫“手枪诗”，学名称“松竹体十三行汉诗”，由微信平台催生出来的这种诗体经过网络传播，迅速得到网络大众的欢迎和追踪，网络上出现了大批的“跟写者”和“跟随者”。八年多来，每天网络上都有作者以这种新诗体进行诗歌写作，仅江苏徐杉一人写作十三行汉诗就有数千首，周阳生、徐杉分别出版诗集，北京刘永国通过网络众筹出版了《2016年松竹体新汉诗年鉴》，收录全国数十位诗人300多首作品。网络诗人接龙写作《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瑰丽中国一百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等。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人发表了大量十三行汉诗佳作。网上“十三行汉诗”作品总数在一万首以上。
十三行汉诗这种诗体，有力地与现代诗拉开了距离，确立了汉诗的当代新形体，同时它与古代汉诗的形魂相与一气，有力地拓展了现代汉诗的表现视域，可与当下生活实现快捷准确生动的对接，如最近出现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十首连写十三行体，在130行的篇幅内，鲜明生动地展现了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内涵，作品所书写出来的书法长卷，已为深圳博物馆永久收藏。
创立者深圳大学黄永健教授于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个人的十三行新汉诗诗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相关评论，因此获得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研究”立项，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项目研究报告的写作，并申请结项。
（2）诗体结构
A、采用普通话(国语)新韵，协调平仄，平(阴平、阳平)，仄(上声、去声)
平平仄
仄仄平（韵）
仄仄平仄
平平仄平（韵）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平仄仄
仄平平（可押可不押韵）
仄平平仄仄平平（韵）
B、根据基本格式，可加以变通，具体如：
a、格式。统一使用十三行(可双写，连写，倒写等)。
b、对仗。除最后一行单行外，其它双出句采取对偶形式，可全对仗，可部分对仗，可用流水对等。
c、全篇结构：起承转合
起：1、2
d、押平声韵，亦可押仄声韵，亦可平声仄声韵互押。
e、换韵。全诗可随语势语调换韵，换韵止于三转。
f、不韵。情感直切真挚，可不韵，但整体情境周全，气格完整。
g、雅不避俗，俗而能雅，雅俗共赏。
h、语感当下，速传现实，美善真祥。
2、创新特色与社会价值
（1）创新特色
中国诗歌史上主要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诗歌为主流，六言诗不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诗广泛，但是骈赋，词曲中六言诗句比比皆是，中国诗歌一直以格律形式代代相传，那是汉语、汉字、汉诗本身的内在逻辑使然，更是中国文化要义中诸如“阴阳”、“流变”、“轮回”、“和谐”、“中庸”等价值观念的形态化身。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将中国数千年主流诗体的形式进行整合、重组，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逻辑，创立新形式，适当恢复汉诗押韵、对仗、调平仄的诗歌传统，并可以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快速灵动反映现实生活，以典型的汉诗形态重铸汉诗诗魂，汉诗的文化传承通过形式创新找到了一条可以辨识的轨迹和道路。
（2）社会价值
“松竹体十三行汉诗”的多方面理论阐释，可以以点带面提示当代汉诗研究者对于汉诗文化基因的充分关注，并从文化变迁和文化博弈视角，对现代新诗（自由诗）进行全面反思。近年来各种“新体诗歌”及“诗人”应运而生，社会上兴起的“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咆哮体”、“口水体”等“新体”诗歌在大众引起的巨大反响，无不说明了现代社会对于诗歌这一文化传播载体在新形势下的演变已经越来越为重视，但是，盲目跟风模仿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诗歌必然没有出路，当代中国诗人必须从自由诗的惯性思维中走出来，逐步确立契合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内在演化逻辑的汉诗新形式，才可以逐步摆脱过于“泛形式”的西方自由诗的负面影响，创作出更高维度的“美善真”合一的当代诗歌。
（3）社会影响
近年出现的“十三行手枪体”借助新媒体实施创作、传播、评论、互动及文化创意联动，诞生八年多来，作为话题和现象在当代诗坛引起了一场关于诗体创新的辩论，新诗评论家陈仲义教授在《河南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5期）发表专论，认为“十三行手枪体”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所有重要形式进行了整合创化，把中国的文化之根——易道、阴阳、轮回等哲学理念进行了诗体的表现和美学的传播，可谓是半格律对自由体式一次用心良苦的规劝与规划。
“十三行手枪体”定言、定行、定韵，是高度自我约束的“律化”新格律诗，具有能够供大众共同效仿的格律形式，由于朗朗上口、明快简洁、雅俗共赏、风格多变，能够有效激活国人的文化记忆和汉诗基因转化，诞生以来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为广大诗人和读者喜闻乐见。
（4）文化创意
l将十三行汉诗与传统书画艺术进行融合创新，推出十三行汉诗书法和十三行汉诗“诗书画”作品，让十三行汉诗“诗书画”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民文化自信。以松竹体十三行汉诗为创意内核，通过创意设计开发文化产品，积极打造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开发了汉诗文化衫、汉诗文房四宝、汉诗艺术丝巾、汉诗乐器、汉诗书签等，本诗体文创周边产品还在进一步的开发之中。
3、学术基础与文化视野
陈仲义先生指出纵观百年诗体，能够成型成熟的，大抵需要三个条件：一、稳定的规范性；二、区别于他者的可重复性；三、特定的操作性。（陈仲义：《现代诗：外形式的表征与体式——兼论“手枪体”与“截句体”》，《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这三个条件还是过于宽泛，不利于当代汉诗定型诗体的形式凝定。我们认为当“律化”的新格律形式足够丰富时，一定会有一种或多种诗人和读者喜闻乐见的，节奏、旋律、结构等完美融合的精美诗体产生，我们认为“十三行手枪体”通过实践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汉诗定型诗体，与上述各种当代汉诗定型诗体相比，具有明显的汉诗基因集成传承优势，行数适中，每行从二言到六言或从三言到七言，从定言角度看没有逾越七言上限，其格律体定韵、调平仄、讲究每一首作品的内在循环——起、承、转、合，第一首“十三行手枪体”允称“自律体”，在网屏发表后得到海内外诗人的跟写，经过数年的创作积累和诗学论证，它就成为了现代汉诗外形式突变的一个象征。
（1）汉诗的“汉语性”
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音节整齐简洁、有声调、单音节语素多，双音节词占优势（古代汉语单音词占优势）、同音语素多。
汉语的这些特点可以总结为：音乐性强（元音占优势）、音节对称（语流中时长相仿的单音节语素阴阳调和）、声调突出、同声相协普遍（同音语素多）。这几个特点都有利于汉语诗歌的形式化——押韵、二分对称、平仄错落，押韵易于记忆，二分对称是中国先民的智慧结晶，太极两渔形象地说明了宇宙生成、存在、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对称和非对称不仅是诗歌音组的基本形态，也是宇宙万物形式形势变化的基本形态，是事物形式发展的所遵循的基本法则。在中国诗歌史上，非对称的三言诗、六言诗不如对称的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流行，说明汉语诗歌追求对称美，非对称的三言音组被整合到五言诗和七言诗的机体，变成了五言诗行和七言诗行的“对称性”部件时，它的作用就是无可替代的，当代第一首十三行汉诗押韵、二分对称、平仄错落，与中华诗词一样，是以汉语本身的“汉诗性”进行形式建构的创新诗体。
十三行汉诗前面六个对句是两两对称，最后一行七言诗句行内对称，与前面六个对句构成“对称+非对称”的广义对称关系，这一行又与前面两个三言诗句构成广义对称关系，为全诗的“转”、“合”要津。
（2）汉诗的“汉字性”
在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人的视知觉组织活动和人的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这就是“异质同构”。
汉语、汉字、汉诗作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与我们中华民族及其它民族人民的“视知觉组织活动、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这就是“异质同构”，所以在汉语、汉字、汉诗之间，存在着“异质同构性”，正是在这种“异质同构性”的作用下，我们才在汉语、汉字、汉诗和它们的形式中直接感受到“活力”、“生命”、“运动”、“平衡”等。
B、汉诗是一种“力的样式”
就汉诗而言，汉诗依赖中华民族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心理的“力的样式”，不断演化为具有高度形式感的汉诗之“场”——二、三、四、五、六、七言诗体，感应着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物理力场”，中国人的生理立场和心理立场发生了变化，随之汉语诗歌的“力的样式”发生了变化，汉诗诗体从格律体样式变为自由体样式，但是，随着二十一世纪的来临及国际社会分化重组，国际社会中国社会“物理力场”又发生了变化，引发中国人的生理立场和心理立场随之变化，当物理力场中力的式样以力触发了知觉就破坏了大脑电化学力场的原有平衡，引起知觉对力的重新组合，构成一个新的力的式样，汉语、汉字、汉诗与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物理力场”之间的“新的力的样式”又会引发汉诗作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的微妙变化。
（4）当代汉诗的美学潮向
2015年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了小西甚一著，郑清茂翻译之《日本文学史》，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以“雅”、“俗”这两个内在于文艺本身而能制约文艺发展的本质，来考察分辨日本文学史（文艺史），小西甚一十分雄辩地将日本文学史划分为三个世代——古代为日本式的俗，中世为中华式的雅，近代是西洋式的俗。中华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一样，中华诗歌经历了“俗”-“雅”-“俗”的的历史流变，当代汉诗虽然是用汉语传诵、汉字书写，但是汉诗的创作运思和接受期待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创作者失去了求雅求美的内在思维模式，接受者被现代西洋式的诗风诗格诗体所“规训”（福柯语），以俗为雅，反而不太习惯形式化、音韵化、意象化及意境化的汉诗固有之美，难以认知，难以认同，甚或由反应不适起而攻诘嘲弄，长期崇洋心理驱使，当代中国有诗人诗歌理论家一味以洋为雅为美，外国诗人搞杂碎、拼贴、戏仿、离散、边缘、暴力、阴暗写作，他们不惜步其后尘，即使语境变了一一全球文明格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群众的生存生活状态也发生了求美趋雅的现实改变，他们依然在诗的自由化轨道上自言自语，自演自唱，放任无边，认为只要分行就是诗，以至于诗无有美感，无有尊严，无有标准。当代中国所谓主流诗派的论调，如以吴思敬、叶橹为代表的无限自由论者，就是典型的例证。
六、诗体建设与文化博弈
1、自由诗体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时而欢迎接纳，时而警惕反思、时而施加压力，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自由诗的命根子——自由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审美期待中，又变成了必须实施反思甚至批判的对象，自由诗赖以存在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意欲再来一次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颠覆，自由诗驾驭着新人类的“野性的思维”，企图让诗歌再回到野蛮时代，再一次体验野性的狂欢的快乐，而且越是昏暗暧昧语词颠倒越是给人以“代神说话”的错觉。
在新世纪诗坛内部，诗歌创作与批评都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又似乎难以抑制诗歌“边缘化”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冷”与“热”的混沌状态实际上表现了诗人与诗歌创作的尴尬处境，这也给新世纪的诗歌批评与研究带来了某种困惑，表现在对于新诗的评价标准上，仍然莫衷一是，对同一诗歌现象、同一诗人、同一作品的两极化评价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九叶派”诗人郑敏和“九叶派”其它诗人一样，注重对内心的探索，表现出内宇宙的神秘、辩证的思维、清丽而繁复的意象，可以说郑敏是将汉语自由诗推向现代主义高峰的代表性诗人，在其晚年痛定思痛，曾对自由体新诗发出了语言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世纪之问”。
季羡林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指出：“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种种迹象表明，曾经被中国现代诗人奉为“女神”的汉语自由诗，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尊严，时过境迁，在更加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它就有可能成为被再次颠覆超越的诗歌样式。
2、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自信心更加坚定，在抗疫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事实面前，中国政治价值观不得不令西方世界回首反思，令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精英回首反省，同时也让目前仍然处于疫情之中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所在，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政策，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接告诉西方，时代变了，西方所崇尚的价值观包括其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人类面临的新问题，西方应该考虑放弃其文化优越的价值立场，在某些方面向中国学习，人类文明对话、文明共建的时代真正来来临。
伴随疫情而来的大国博弈使人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即表面上看来西方与中国的较量发生在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领域，实际上双方真正的博弈或者说双方最深层的较量是文化领域，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胜利的根本力量不是日益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而是当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气。全球化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造成文化的多元化，同时在新的时代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对以前信守的价值立场进行反思并进而重新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
3、文化博弈是必然的，在文化博弈的过程中，“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与我们中华民族的“视知觉组织活动、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的调适。因此，汉诗诗体再造、审美再造、精神再造在中国文化的造山运动中，必然是其中的推动力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大国崛起并引领世界奔向更高文化维度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