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郭象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意义
2011-10-06 19:07阅读:
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郭象哲学是一个由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美学思想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在分别讨论完这几部分内容后,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郭象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意义。
郭象哲学的历史地位
1、中国哲学史界对郭象哲学历史地位的界定
郭象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几乎沉寂了1600年之久,直到20世纪以来,对他的研究才逐渐
增多。据统计,20
世纪我国大陆及港台学者研究郭象的论文共六十余篇,专著和辟有专章研究郭的论著二十余部。康中乾著:《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当然,比起对其他中国哲学史上的大思想家的研究来说,这个数字是相当小的。我认为,这与郭象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严重不相称的。
总的来说,20世纪对郭象哲学历史地位的评价走了一个由高到低,复又由低到高的过程。20
世纪初至1949年以前,郭象被重新发现和重视,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王叔岷、钱穆诸位先
生都对郭象哲学作了正面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1950年至改革开放前,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对郭象及整个魏晋玄学作了否定的评价,比如,认为“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哲学是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后,开始走向堕落的世界观;嵇康、阮籍的哲学是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在门阀士族的巨大压力下表示的软弱的抗议;向秀、郭象的哲学思想是直接为门阀士族的特权进行辩护的理论武器。”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6、157页。当时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是这个调子。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摆脱了既有的思维模式,从学理上探讨郭象哲学,其在中国哲学史上
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和提高。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一种观点认为,郭象以道家为基础吸收儒家,把儒家统一于道家,从而使道家发展到一
个新的阶段,或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种观点把郭象定性为道家,但对于郭象在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没有一致的说法。钱穆先生认为郭象哲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必至郭象注庄,乃始于此独造新论,畅阐自然主义,转用以解决宇宙创始,天地万物一切所从来之最大问题,澈始澈终,高举自然一义,以建立一首尾完整之哲学系统。就此一端言,郭象之说自然,实有远为超越于庄老旧谊之外者。若复以郭象之说,回视《淮南》《论衡》,将见二书所陈,肤薄平近,盖由其未能触及此宇宙创始之基本问题与以解答,必俟郭象之说始为创成一宇宙乃自然创始之一完整系统,而有以沟通庄老与《淮南》《论衡》之隔阂。故亦必俟有郭象之说,而后道家之言自然,乃始到达一深邃圆密之境界。后之人乃不复能驾出其上而别有所增胜。故虽谓中国道家思想中之自然主义,实成立于郭象之手,亦无不可也。虽谓道家之言自然,惟郭象所指,为最精卓,最透辟,为能登峰造极,而达于止境,亦无不可也。”钱穆著:《庄老通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9页。
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对郭象的评价与钱穆先生相近,且有其独到的眼光。傅先生指出,长
期以来,郭象是中国哲学史上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位人物,一则认为他有剽窃向秀的嫌疑,二则认为他借庄注发挥出的思想,曲解了庄子哲学,贬低了其原有价值,导致道家传统成为绝学而被佛学所取代。但经过一番“创造的诠释学”思考,可从郭象哲学的表层挖到其深层结构,即“彻底的自主义”;郭象从其现象学或现象主义视角出发,“根据‘自然无为’的道家根本原理,以万物独化的现象论、性命论与解脱论还出老子‘道法自然’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本来面目;同时又进一步彻底解消庄子一切大小之分(大知小知之分,大言小言之分,圣凡之分等),突破‘超形上学的突破’的结果,就存在、价值、意义与解脱同等看待万事万物,这就是郭象新齐物论的‘万物独化、一切如如’境界”傅伟勋著:《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4页。,从而比老庄更彻底地贯彻了自然无为、万物平等的哲理。
台湾学者苏新鋈著有《郭象庄学平议》(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认为郭象之庄注无疑高卓
出众,但也有一些未臻善境之处,在若干方面是对庄子的后退。统观苏著全书,其方法不是以郭象注庄子,而是以庄子注郭象,把郭象注中与庄子思想不一致的地方,能拉近的就拉近,实在拉不到一块,就认为郭象逊于庄子或未能确解庄子精义。总的来说,苏著认为郭象在道家思想史上只有注释和弘扬的功劳,没有发展和创新的功劳。
对郭象哲学在道家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评价最低的当属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一方面肯定“魏晋思潮及玄学的精神实质是庄而非老,因为它所追求和企图树立的是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的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同上书,第193页。另一方面,李先生话锋一转,认为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却是曲解了庄子,片面发展了庄子哲学本身中含有的“顺时而应世”、“曳尾于泥中”、“处材与不材之间”等消极因素,结果是,“‘无为’即等于‘顺有’;‘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而所谓‘顺有’‘顺万物之性’,说穿了,也就是‘顺’社会统治秩序所规定的‘万物之性’,所以这是极为片面地发展了庄学中最庸俗虚伪的一面,完全失去了庄学中抨击现实揭露黑暗的批判精神,失去了像嵇康、阮籍那种反抗性的进步意义。郭象同时抹杀了王弼根据易、老提出的‘无’的本体,否认去寻求本质现象区分的意义,一切都成为无本根无规律的偶然自生,这就在根本上不需要再去描绘、寻找、建树什么理想人格,成为纯粹的混世主义、滑头哲学了。郭注长期被看作庄子本意,人们经常通过郭注而读庄,于是庄子哲学似乎也就成了影响极坏的陈垢糠。郭注虽在纯粹思辨方面确有成就,例如突出了偶然性范畴等等,但它对庄子的曲解都是其一个重要方面。”同上书,第198页。鉴于李泽厚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在学界以至民众中流传甚广,他对郭象的这种评价无疑会影响相当一部分人对郭象的看法。
(2)第二种观点认为,郭象以儒家为基础吸收道家,把道家统一于儒家,从而使儒家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阶段,或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形态。方立天先生认为魏晋玄学分三期,何、王主张名教本于自然,嵇康、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裴、郭象重名教、崇有,认为名教即是自然。方立著:《玄学的范围、主题和分期》,《文史哲》1985年第4期。许抗生等先生所著《魏晋玄学史》,认为郭象哲学是裴崇有论的进一步发展:裴、郭象“揭起了玄学崇有论旗帜,起来批评何晏、王弼的玄学贵无论思想和当时所谓的放达之风。裴从维护儒家礼教的立场,著《崇有论》一文,批评了学贵无论和玄学放达派思想。郭象则从调和儒道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在哲学上也批评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而坚持了自己的崇有论思想,从而把玄学哲学理论发展到了顶峰”许抗生等著:《魏晋玄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6—7页。。此派对郭象哲学在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未加深入评论。
(3)第三种观点认为,郭象调和、综合、统一了儒道两家。至于说郭象仅仅是把两家思想并列、杂糅在一起,还是充分吸收、消化两家之长同时去两家之短,从而卓然独创出一种新
的哲学来,此派言之不详。比如冯友兰先生说:“魏晋玄学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贵无论,第二阶段是裴的崇有论,第三阶段是郭象的无无论。就玄学说,贵无论是肯定,裴的崇有论是否定,郭象的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康中乾新著《有无之辨》从魏晋玄学的逻辑演进出发,用现象学方法分析郭象独化论,认为独化论是王弼贵无论与裴崇有论的有机统一:“郭象以其‘独化’范畴成功地消解了王、裴本体论中的矛盾,将‘无’与‘有’有机地统一了起来,终于一定程度地完成了魏晋玄学本体论理论的逻辑演进。”康中乾著:《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这是郭象哲学的历史价值。除此之外,郭象哲学包含着丰富的现象学意蕴,虽然他本人不可能有现代人所达到的现象学本体论和现象学方法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郭象玄学中“发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现象学的思想成分”,也不妨
碍我们“用现象学的思维方式来对郭象玄学作诠释”。同上书,第260页。这应该看作是郭象研究中所达到的最新成就:人们已开始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来发掘郭象哲学的现代意义了。
第三种观点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应当说是汤一介先生,其专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应该说是迄今为止郭象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汤先生认为,郭象进一步解决了魏晋玄学中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把魏晋玄学推到了最高峰(顶点)。此后,东晋时期的玄学已是魏晋玄学的末流,并且成为魏晋玄学向南北朝佛学的过渡点。那么,郭象是怎样致思和运思的呢?主要是利用“寄言出意”的方法:第一,用此方法撇开庄子的原意,肯定周孔之名教不可废;第二,用此方法,形式上容纳周孔之名教,实质上发挥老庄之自然;第三,用此方法,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发明其玄学新旨。这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是汤先生的郭象研究中最重要的思想。因为第一、二点无非是用老庄之杯盛周孔之酒,或用周孔之杯盛老庄之酒,老庄与周孔之间只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