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节录）
原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
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患，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而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求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儒家以文献扰乱法制，游侠以武力触犯禁令，而国君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是国家混乱的原因。犯了法的应当判罪，众儒生却靠着文学经典得到任用；触犯禁令的应当诛杀，众游侠却靠着剑术得到豢养。因此，法制不容的，是国君任用的；官吏诛罚的，是权贵豢养的。不容的、任用的、诛罚的、豢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种矛盾而没有一定的标准。即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这种情况。所以，不能称赞行使仁义的人，称赞他们就会妨害耕战之事；不能任用擅长文学的人，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纪。楚国有一位耿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把此事报告给令尹。令尹说：“杀了他。”令尹认为他对国君忠诚却对父亲不孝，判决后治了他的罪。如此看来，君主的忠臣便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君士参加战争，三次上战场，三次都逃跑了。孔子说他原因，他说：“我家里有老父亲，我要是死了，没人能够奉养他。”孔子认为他是孝子，举荐他当了官。如此看来，父亲的孝子便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那个耿直的人后，楚国的坏事就没人上报了；孔子奖赏了那个逃兵以后，鲁国人参战时就容易逃跑。国君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是这样的不同，而现在国君既要赞成个人谋求私利的行为，又要整个国家都得到利益，这一定是没有希望的。
古人苍颉创造文字时，那个自己围绕起来的字叫做“私”，那个反过来围绕的字叫做“公”（皆为象形文字）。公私互相违背的道理，乃是苍颉本来便知道的。现在认为公私利益相同的人，是有不仔细观察的毛病的。那么，为个人利益考虑的话，莫过于修仁义和学文学的了。修仁义便会受国君信任，受信任便能当官；学文学便会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为高明的老师便会尊贵荣耀。这对个人来说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便能当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这样的政治局面，必然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国君必然会有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可并存的。斩杀敌人的人受奖赏，却推崇慈惠的行为；攻陷城池的人受爵禄，却信奉兼爱的学说；坚固兵士的甲胄以防备战乱，却以儒生的服饰为美；使国家富裕依靠农民，打击敌人依靠士兵，却使修习文学的儒生地位显贵；不用那些遵纪守法的民众，却豢养游侠和剑客那一类人。各项措施如此，想要使国家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豢养儒生游侠，国家有难时却使用穿戴甲胄的士兵，国家给予他们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用的，国家所用的不是那些国家给予他们利益的人。所以，从事耕战的人对他们所从事的事情抱有怠慢之心，日益荒废，而游侠和儒士却日益增多，这是世上十分混乱的原因啊。
现在全国的百姓都在谈论如何治国，家家藏有商鞅和管仲的关于法制方面的书，而国家却越发贫穷；因为谈论耕种的人很多，真正扛起锄头的人很少。国内都在谈论兵事，户户藏有孙膑和吴起的兵书，而兵力却越发削弱；因为谈论战事的人很多，真正参军的人很少。所以明智的国君会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去听他们的言论；奖赏有功劳的人，禁止那些对国家无用的言行。这样百姓才会竭尽全力为国君效忠。耕种很耗费力气，也很辛苦，百姓有从事这种工作的，应对他说：“你可依靠耕种变得富足。”参战之事很危险，百姓有从事这种工作的，应对他说：“你可依靠参战获取富贵。”现在学文学，练言谈，没有耕种的劳苦就有富足的果实，没有参战的危险就有尊贵的地位，那谁不去做呢？所以，有一百个人在从事脑力劳动而只有一个人在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多，法制就会败坏；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少，国家就会贫弱。这是世道这样混乱的原因。所以，有明智的君主的国家，没有书籍文学，而用法制来教化百姓；禁止先王的言论，而让官吏当百姓的老师；不需剑客的捍卫，而推崇斩杀敌首的勇士。国内的百姓，言谈必须遵循法律，劳动人民都从事农耕事务，勇士都到军队去效劳。如此一来，太平的时候国家富裕，有难的时候国有强兵。这便是所谓的建立王业的资本。然后一边蓄积资本，一边等待敌国的破绽。能够超过五帝、与三王并肩的君主，必定得用这个办法。
现在却并非这样，儒士与游侠在国内放肆骄横，纵横家在国外打造权势。国内国外形势并行恶化，以这样的形势对待强敌，不是很危险吗？所以众臣中那些谈论外交事务的，不是属于合纵家或连横家这两种党派的，便是想借国家之力报私仇的。合纵，便是集合众多弱势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的的国家；连横，便是侍奉一个大国以攻打众多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谈论连横的臣子，都说：“不去侍奉大国，遇到敌人就要遭殃了。”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效益，倒必须先把本国地图交付给大国，献上君主的玺印后才能得到大国的军事支援。献上地图便会削弱本国的土地，献上玺印便会使国君的名望卑微，土地削弱了国家便跟着被削弱了，国君的名望卑微便会使政治混乱。侍奉大国实行连横，没看见有利可图，倒会失去土地且让政治混乱。那些谈论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援救小国、讨伐大国，就会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国家就有危险，有了危险国君就会变得卑微。”救援小国未必有实际效益，可一旦起兵就是和大国作对。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存续下去，而以大国为敌，未必不会有疏忽的时候，一旦有疏忽便会受到强国的制裁。出兵的话会被打败，退守的话城池会被攻陷。援救小国实行合纵，没看到有利可图，倒会兵败亡国。
因此，那些纵横家侍奉强国，则以国外的权势在国内谋得官位；援救小国，则以国内的权势求得国外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尚未明确，个人已先得到封地和厚禄；国君虽然卑弱，臣子却很尊贵；国家之地虽被削弱，个人却富有起来。事成的话纵横家就能凭藉权势在国内长期得到重用；事败的话他们就带着巨大的财富去隐居。国君听信这些臣子的话，事情还没办成就给他们高官厚禄。事情失败了也不诛杀他们，那么，纵横家们谁不用虚言浮辞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君甘愿冒着国破君亡的危险，去听纵横家的空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国君不明白公家与私家的利益，不审察他们的言论是否适当，而且事败后并不诛杀或惩罚他们。纵横家都说：“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一天下，收效小的可以保全国家。”所谓统一天下，就是可以攻打别人；所谓保全国家则是不受别人攻打。事实上，国家强大就能攻打别人，国家治理得好就免受别人攻打。使国家强大不能从外事活动中获得，而应从内部治理中获得。现在不在国内实施治理的方法，却在外事活动中多动脑筋，这是无法达到使国家强大的目的的。
明智的君主治理国家的政治，会尽量减少商贾工匠等没有定居的人且让他们名份卑下，以免从事耕种的人少而从事工商等不重要的行业的人多。如今百姓可以去请求国君左右亲近的人，则官爵都是能买到的；官爵能被买到，则从事工商的人就不会低贱。各种投机的商业活动在市场实行，商人是不会减少的。他们积聚的钱财比农民要多得多，而且比从事耕作的人和参战的人更能得到社会的尊重。那么，光明正大的人会很少，商贾之人会很多。
所以混乱的国家的风气是这样的：那些儒家学者，称赞、引用先王的学说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容貌服饰且修饰他们的言辞，用以扰乱当世的法令，从而动摇国君的决心；那些纵横家，弄虚作假，借用国外的力量来成就他们的私利，而丢掉国家的利益不管；那些佩剑的剑客，聚集徒党，标榜节操以显耀名节，而触犯国家的禁令；那些国君的近臣，自家积聚了大量财富，搜刮尽别人用来贿赂他们的财物，接受有权势之人的请托，使参战的人没有战功；那些从事工商的百姓，粗制滥造一些器具，就能聚敛供他们奢侈挥霍的财物，而且囤积货物等待时机，就能谋取农夫的利益。——以上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假如国君不除掉这五种蛀虫，不培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出现了破败灭亡的国家和被削弱被灭亡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思：
这是一篇锋芒毕露、尖锐犀利的先秦议论散文。如果是在辩论会现场，对手可能会被韩非子强大的气场吓晕吓跑，他实在不是一般的咄咄逼人。不过，总体而言，韩非子的打击面太大了，他直接批评了孔子，间接批评了他的老师荀子，还批评了所有的商人匠人。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过于极端的做法，大有排山倒海卷灭一切再重新建设的劲头。所谓过犹不及，类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