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奸”二字是对吕尚形象的笔补美化
2016-08-07 07:44阅读：
“钓奸”二字是对吕尚形象的笔补美化
宋英泽
近几年来，人们将一些出卖国家利益的智囊精英斥之为汉奸，使我们对国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广泛使用的“汉奸”一词，有了新的认识和注解。
在一般的字典里，“奸”字完全没有正面的意思作解释，甚至也没有中性的意思。只有在商务印书馆1979年9月第１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里，才可以看到以《史记·齐太公世家》“以渔钓奸周西伯”的句子举例，对“奸”字给出的一个中性意义是“求取”。从汉语在线词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奸”字是汉字中最令人讨厌的一个文字，由“奸”字所组成的贬义词汇多达近百个，而褒义词汇则没有。司马迁为什么要用这个“奸”字来写吕尚？其用意是什么呢？
让人对“奸”字不屑一顾的众多词汇，并不会使我们喜出望外，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奸”字给出的“求取”之意，终于用较好的中性词把司马迁对吕尚“以渔钓奸周西伯”的意思说明白了。吕尚花了三年的功夫，终于用钓鱼的方法，高昂着头颅，见到了吃斋、沐浴、更衣、带着厚礼前往磻溪求他为贤的西伯侯姬昌。没有人知道这是吕尚卖国求荣，与西伯侯姬昌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伎俩。我的这种认识或理解很中性，无所谓褒也无所谓贬，对于吕尚的“以渔钓奸周西伯”来说应该是非常公正的评价。
吕尚年轻的时候穷困潦倒，他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当过伙夫。这种背运落魄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古稀之年，对这样庸庸碌碌地老死于大商朝歌是不甘心的。于是，他来到渭水的磻溪，用一条离水三尺远，直钩无诱饵的垂钓法，竟然神奇地“钓”住了周文王，成了大周的谋主，做了西周王朝的太师，被尊称为“师尚父”，进而辅佐武王姬发，一举荡平牧野，拿下朝歌，建立了西周王朝。由于吕尚渭水垂钓遇文王的这段传奇经历，使得他成了汉代史家司马迁笔下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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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一词是否起于汉代，惜未考证。但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对于卖国求荣，甘当敌人走狗的汉奸，人们恨之入骨，常常又骂作狗汉奸。但骂来骂去，让我们在史书里面看到的汉奸形象，定位大概都与忠奸之辩有关。特别是大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情感于“气节”二字之上。但我们看历史，看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看到，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恐怕只有与“钓奸”相当的概念。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的“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经潜伏的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一个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朝或以后，那准是汉奸没跑。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大家对伍子胥的所为非但不恨，反倒觉得其情有原。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伍子胥出亡，他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若搁到宋以后，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另一个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的忍劲未经识破而终于报仇得手，这十年等的不值吗？我认为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我们当真要讲汉奸，恐怕还得从汉征匈奴讲起。西汉的中行说叛逃匈奴后极力破坏汉匈和亲，不断为匈奴出谋划策，策动袭击汉朝边郡和发起战争等，因此被称作历史上第一个汉奸。
“汉奸”在《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现代汉语词典》对“汉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可见，汉奸是一个负面意义的语汇，大多情况下泛指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相当于不忠于国家或自己一方的“卖国贼”“内奸”，也指通敌或叛国的奸细和内奸。即便是一般普通的常人，也能对“奸”字作出如下的解释，如：阴险，狡诈，刁滑的小人。如果是朝臣，则会称其为奸臣或者奸佞，奸雄等等。
《汉书·孔光传》中有“章（彰）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的话。对这句话里的“奸”字，颜师古的注是：“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译成现代汉语则是：彰显君王的过错，以求忠直的名声，是臣子的大罪。显然，汉书的作者班固之所以用这个“奸”字，立场态度是鲜明的。也就是说，在他的笔下，“奸”字即使作为“求”或者“求取”使用，也还是赋予了它奸诈、狡猾、不光明正大的意义，即含有贬损的负面意义的。不然，就不会说是“大罪”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如果套用一下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则可以说成“本贵为上，末贵次之，奸贵最下”？以此重新审视司马迁的话，应该说，如果司马迁对吕尚的行为没有成见，他完全可以不用“奸”字，而改用其它诸如“忠、取、求”之类的字。这表明司马迁讲究字斟句酌，对吕尚之举含有轻蔑和鄙视。因此，司马迁尽管有“笔补造化，代为传神”的著史法则，却最终也没能把吕尚的“以渔钓奸周西伯”书写成智圣、谋圣或垂翁的祖师，而是认准了吕尚这个奸诈狡猾的钓翁就是个“钓奸”，“钓奸”二字是对吕尚形象的笔补美化。
的确，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吕尚的磻溪垂钓之举，我也认为他很另类。吕尚很会炒作自己，用来展示自己的方式非常特别，他设计了一个别有用意的垂钓方案，策划了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猎王事件”。唐代罗隐《题〈磻溪垂钓图〉》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这个并不疯癫的老头竟然离水三尺、直钩钓鱼，真是千古奇谈啊！如果这种炒作能体现出大智慧，且不庸俗，又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就不会有人简单地以“钓奸”而论。骆宾王在《钓矶应诘文》中曰：“且夫垂竿而为事者，太公之遗术也。形坐磻溪之石，兆应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将以钓川耶？将以钓国耶？”看来司马迁如果在世改版《史记》的话，也得与时俱进，需要解放思想了。文章写到此，中行说的“第一汉奸”行头似乎也该换人戴了，因为吕尚才是《史记》里司马迁笔补美化的第一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