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林》作者考
《易林》是一部卜筮之书，全书以《周易》六十四卦为本，演变成4096卦。每一卦配四言或三言韵语占辞一首，共4096首。《易林》不仅应在《易》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在文学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汉代以后，随着象数《易》的衰微，《易林》也随之淹没，沦为方术之书，其经学与文学价值渐渐不被人理解和重视，甚至于《易林》的作者都成了一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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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林》作者考
《易林》是一部卜筮之书，全书以《周易》六十四卦为本，演变成4096卦。每一卦配四言或三言韵语占辞一首，共4096首。《易林》不仅应在《易》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在文学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汉代以后，随着象数《易》的衰微，《易林》也随之淹没，沦为方术之书，其经学与文学价值渐渐不被人理解和重视，甚至于《易林》的作者都成了一桩学
术谜案。
《易林》作者乃汉代文学家崔篆
观余、胡二先生的论断，大抵以《东观汉记》所载沛献王用今本《易林》事，排除许峻、东汉以后人二说。再用《易林》言傅太后、王昭君等焦延寿身后事，否定焦延寿的著作权。最后以敦煌遗书《修文殿御览》及《艺文类聚》记载“崔赣《易林》”、“崔顾《易林》”，探讨崔篆讹为焦赣的原因。然有学者不认可余、胡二位先生的观点，仍然认为焦赣才是《易林》的作者，《焦氏易林》之称名无误。对于《易林》提及傅太后、昭君事，认为或是焦延寿年寿果长而盲及此事，或是《易林》文字多错讹而当另作解释。并认为《易林》多批判现实，同情民生疾苦，与“有愧汉朝”的崔篆不合，倒与沉沦下僚的焦延寿身份相吻合。
持论者阐释不同，其结论也大相径庭。看来仅仅靠几条辞内容，并不能解决《易林》作者问题。而所谓以《易林》内容之批判现实度来讨论决定《易林》的著作权问题，更是汗漫无边，没有说服力。那么我们能否抛开这些材料，另辟蹊径呢?
首先我们从《易林》用韵上看。音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两汉音与先秦音不同，而东汉音与西汉音也有差异。就西汉、东汉语音差异而言，西汉时期诗赋等韵文中之、鱼相押的例子不多，而东汉以后就多了起来。又如西汉时铎与职、沃、锡没有相押的例子，东汉以后就有了，其中铎、锡相押的例子还比较多。《易林》之、鱼相押的例子特别多，涉及其辞248条。同样，《易林》中铎与职、铎与沃、铎与锡都有相押的例子，其中铎与职相押还比较多。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易林》用韵与东汉比较接近。史载焦赣是昭宣时期的人，而崔篆当两汉之交东汉光武帝时尚在世。所以从用韵的时代特征看，崔篆作《易林》的可能性更大。
语音除了具有时代特征，还具有地域特征。史载焦赣为梁人，梁国治所在睢阳，他终老于小黄令，小黄属陈留郡。汉代著名作家如郑众、边韶、边让、蔡邕等都是陈留人。而崔篆为河北涿郡人，崔驷、崔瑗、崔琦、崔蹇等都是涿郡人。据此，我们可以通过《易林》的用韵和上述不同地域作家的作品用韵进行比较，判断其作者的地域所属。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易林》用韵与蔡邕等差距较大。如汉代真、文两部入韵为例，《易林》真、文单独入韵例占全部真文人韵例的70％，而真、文合韵的占30％。在蔡邕等人作品中，真、文单独人韵例占36％，真、文合韵的占64％。而崔驷等人作品中，真、文单独放韵例占75％，真、文合韵例占30％。不仅如此，《易林》在押韵习惯上，如之鱼幽宵通押、东冬阳通押、真元通押、元谈通押、人声通押、鱼邦包括麻韵字、阳部包括庚韵字等等，都与崔驷、崔瑗等人的作品非常接近。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据此认为《易林》作者当为崔篆，《易林》用韵反映出汉代幽州，冀州的方音。尽管邵荣芬先生认为《易林》押韵比较宽泛，但他也赞成《易林》的作者是崔篆。
其次我们从《易林》与《诗经》的关系看。《易林》与《毛诗》关系密切，而西汉时期《毛诗》未立学官。试想，如果《易林》作者为昭宣时期的焦延寿，似不大可能有如此多的解《诗》同于《毛诗》。而崔篆当两汉之交。平帝时《毛诗》曾短暂立于学官，新莽政权更极力扶助古文经学，崔篆有条件接触并了解《毛诗》。另据《后汉书·孔僖传》记载，崔篆与孔信祖父孔子建友善，而孔氏世传《毛诗》，这也使崔篆有可能了解并接受《毛诗》说。至于《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如果《易林》作者为焦延寿则同样不易理解，如是崔篆则比较好解释。《汉书·儒林传》记载，孝宣帝时，涿郡韩生乃韩婴之后，传《韩诗》与韩氏《易》。崔篆为涿郡人，故《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可能因为是地缘因素。
《后汉书》保留了崔篆《慰志赋》，其中涉及《诗经》者五处，可见崔篆确实是精于《诗》者。《慰志赋》对《诗》的引用与解说也与《易林》相吻合。如《慰志赋》：“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其说《卫风·氓》，赞美《氓》诗能自悟自悔，说《白驹》，则仰慕贤人能自隐遁。这与《易林·蒙之困》以“氓伯易丝，抱布自媒。弃礼急情，卒罹悔忧”解说《氓》，《坤之巽》以“白驹生刍，猗猗盛姝。赫喧君子，乐以忘忧”解说《白驹》非常相近。《易林》多称颂隐逸和仰慕隐士的林辞，也或与崔篆心态有关。
最后我们再从文学角度看。《易林》可以说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四言诗集，自明代以来一直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如杨慎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焦延寿的文学修养如何，史无明文，我们也不好妄加评判。但崔篆的文学水平却有《后汉书》保存的《慰志赋》可证，范晔也曾称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易林》博引群书，与崔篆及其家世也较吻合。史载其母师氏也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而崔篆《慰志赋》自称其“净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所以从文学水平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崔篆作《易林》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易林》占辞内容丰富，博涉先秦典籍，具有很高的文化史价值。就其与《诗经》关系而言，其不仅数百次引用或化用《诗》，而且占辞绝类《诗》语，取象类《诗》，可以说是一部融通《诗》、《易》的文学巨著。研究《易林》之《诗》说，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诗经》学，借以重新审视清代学者的三家《诗》研究，也可以使我们据以考察《诗经》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代诗学的影响。至于《易林》作者，我们认为当为两汉之交的崔篆。
《易林》说《诗》的学术史意义
有汉一世，《诗》学授受主要有四家。其授受之渊源，如史有明文自不容怀疑。如瑕丘江公传《鲁诗》见诸《汉书》。但另有众多学《诗》传《诗》者之渊源授受，史无明文。如冯衍，《后汉书》本传记载其“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却并没有记载其系何《诗》派。或者其著述中间或用《诗》。而其本人并不专意于《诗》。如张衡，史籍并未记载其以《诗》名世，但其诗赋中大量引《诗》化《诗》，如《西京赋》云：“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与《毛序》、桓宽《盐铁论》、傅毅《舞赋》、《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解说并同。而其《南都赋》云“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则与《韩诗》解《汉广》同。所以我们在分析汉代《诗》学传授时，应采取谨慎而客观的态度。
自宋人董迪作《广川诗诂》。兼取三家，不专毛郑”以来，中经朱子倡议，王应麟作《诗考》专主三家，以“扶微学，广异义”。元、明两代虽无专门三家《诗》辑佚之作，然解《诗》多征引三家《诗》，如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等。到了清代，辑佚之学大兴，三家《诗》也成就斐然，名家辈出，如范家相、阮元、冯登府等，尤以陈乔枞、王先谦成就最大。清人之三家《诗》辑佚定派，大体有如下几种思路：
一、以《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或碑刻之类的出土文献论定其派别。
二、以文字差异论定其派别。凡文字不同于传本《毛诗》，一律定其为三家诗用字。如《卷耳》之“陟彼殂矣”，《尔雅》也作“殂”。而《说文》引诗作“陟彼蛆矣”，于是便断定《毛诗》与《鲁诗》同，作。蛆”者为《韩诗》、《齐诗》。
三、以时代先后论定其派别。清代学者认为鲁、齐、韩三家先出，《毛诗》后出，而三家中《鲁诗》又最先，由此论定学者派别。如清人论贾谊之属《鲁诗》，理由便是汉初唯有《鲁诗》。
四、以师承推断其派别。如清人论司马迁尝从孔安国问学，而孔安国学《鲁诗》，因而断司马迁为《鲁诗》派学者，《史记》说《诗》皆为《鲁诗》。
五、以家法论定其派别。如清人推断刘向为《鲁诗》学者，理由便是刘向祖楚元王受《诗》于浮丘伯，与《鲁诗》派开山鼻祖申公同门。
六、以说《诗》风格论定其派别。汉人论《春秋》学有鲁学、齐学之分，《谷梁》为鲁学，《公羊》为齐学。后推而广之，以鲁学、齐学为汉代今文学之大宗。鲁学、齐学之分，或以地缘，或以学风。以学风论，举凡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者皆为齐学，凡淳朴谨严，长于训诂者则为鲁学。其学为齐，其《诗》说则为《齐诗》。其学为鲁，其《诗》说则为《鲁诗》。清人辑佚三家《诗》说，尤用心于《齐诗》，盖因《齐诗》早亡，其《诗》说少见，故凡以灾异谶纬说《诗》者，皆为《齐诗》。
七、以其人偶见之说《诗》论定其派别。或以其同于某家而定，如扬雄、王充、王符、王逸、高诱并以《关雎》为刺诗，便定其为《鲁诗》。或以其异而定，如桓宽《盐铁论》说《兔置》与鲁、韩、毛并异，便定其为《齐诗》。
对于清人的三家《诗》研究，近代以来多批评之声，如徐复观批清人“门户偏蔽之私，竟发展至丧心病狂的程度”，是“言汉代经学，言汉代思想的一大厄运，一大陷阱”。然而如何清理清人的三家《诗》研究，进而该如何研究汉人《诗》学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大问题。简而言之，研究汉人《诗》学，一要处理好今古文的问题，二要处理好四家《诗》的问题。所谓《诗》的今古文的问题，即要如何界定今文《诗经》与古文《诗经》的差别。我们既不能否认《诗》的今古文分歧的存在，也不能如清人一样将《诗》今古文完全对立，较为客观的态度应该是承认其有同有异。今文代表了官方，而古文则代表了民间，这不仅是《诗》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整个汉代经今古文的分野。而所谓汉代四家《诗》的问题，即汉代四家《诗》能否涵盖汉代《诗经》学全部。我们认为，四家《诗》只是代表汉代中期四家主要《诗》学派别。除此以外，尚有先秦《诗》说的流传，以及新的《诗》学流派，如谶纬《诗》学，它既不属于古文，也不应归于今文。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清理清人的三家《诗》研究。当然，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拟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就《易林》而言。清人将《易林》说《诗》归之于《齐诗》，理由是“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异书，喜即东海孟卿子，焦延寿所从问《易》者，是亦齐学也。故焦延寿《易林》皆主《齐诗》说”。但据此推断《易林》传《齐诗》，理由并不充分。《易林》作者为何人，尚有争论。退一步说，即使《易林》作者为焦延寿，焦延寿之《易》传自何人，当时便有争论。孟喜的弟子如白生等并不认可，刘向校书，也认为焦延寿得隐士之说而托名孟氏。再退一步说，就算是焦延寿学归齐学，也不能因此断定《易林》的《诗》说为《齐诗》。我们认为，齐学是一个被清人无限放大了的一个概念，齐学与《齐诗》，与谶纬等非常诡异之学并不能划等号，而我们上文对《易林》与《韩诗》、《毛诗》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准确地说，我们认为《易林》说《诗》是汉代《诗》学复杂状况的一个缩影。 它说《诗》主于《韩诗》，表明它受到了今文《诗》学的影响。而其与《毛诗》又有相同之处，展示了汉代《诗》学共通性一面，而其以《易》理说《诗》，把阴阳作为说《诗》的理论基础，又与汉代谶纬《诗》学有关系。
《易林》说《诗》的文学史意义
研究《易林》说《诗》，不仅具有学术史意义，还具有文学史意义。因为《易林》说《诗》具有非常明显的非“经”色彩，而较多对《诗》文本的解说，因而对《诗》的文学性发掘得较为深入。下面我们便结合具体的例子来讨论这一问题。
《卷耳》诗义，先秦两汉典籍多有记载，但都是将“际人”解释为求贤，“周行”为解释为周之列位，从而把《卷耳》视为“求贤审官”之诗。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记载“君子曰”称赞楚能官人，便引“嗟我怀人，真彼周行。”为证，并解“周行”为王、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等列位。近出上博简《孔子诗论》：“《卷耳》不知人。”所谓“不知人”，也是说不能求贤审官“此外如《荀子·解蔽》、《淮南子·俶真训》及高诱注，皆是如此。尤其是《毛诗序》，其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诚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便特别强调诗旨为“求贤审官”。但这样的解说，显然是一种“误读”，是以道德伦理和政治说教代替对诗文本义的阐释。
《易林》也有三条辞涉及《卷耳》。《乾之革》与Ⅸ师之临》皆日：“玄黄虺陨，行者劳疲。役夫憔悴，罡俞时不归。”这两条辞对《卷耳》文本的解读应该说是非常切合诗旨的，《卷耳》诗的第二、三、四章都是写行者役夫之劳疲憔悴状况的，而且《易林》特别指出行者的怨毒情绪是因“蹄时不归”而产生的。《鼎之乾》：“倾筐卷耳，忧不能伤。心思古人，悲慕失母。”所谓“忧不能伤”乃是针对诗中所说的“维以不永伤”，而“悲慕失母”则是对诗中悲伤情绪产生的另一缘起的交代。至于为什么把《卷耳》的忧伤情绪归之于“失母”，我想可能确实代表了《易林》对诗旨的理解，是从役夫的角度切人的。在《师之睽》解说《清人》、《谦之归妹》解说《祈父》、《泰之否》解说《陟岵》中，《易林》都特别强调了役夫悲伤之情的产生与不得赡养父母有关。但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易林》解说诗尽量回避对诗的政教意义的发掘，而重在揭示其情感内涵。
再看《卫风·伯兮》。《毛诗序》：“《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毛诗序》的解说重点还是在于突出其“刺时”的政教意义，其所谓“过时而不反”云云，也不能彰显诗意。相较而言，郑玄笺注特意点出“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则比《毛诗序》高明了许多。而《易林》解说则更加贴近文本。《比之复》：“季去我东，发栉如蓬。辗转空床，内怀忧伤。”《节之谦》、《媚之遁》：“伯去我东，首发如蓬。长夜不寐，辗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肠。”与《毛诗序》相比，《易林》淡化了政教色彩；与《郑笺》相比，《易林》则把家人之思具象化了。林辞所谓“长夜不寐，辗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肠”等都是对诗意的形象再现，模拟了“思”的具体情状。而且在《易林》作者看来，Ⅸ伯兮》就是一首爱情诗，展示的是思妇情怀。班婕妤《捣素赋》：“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闭贞专之性。符‘皎曰’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也是把《伯兮》解读为一首爱情诗，与《易林》有相通之处。
从上述两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易林》对诗的解说重视文本，且注意发掘诗的情感内涵。但这些仍然只局限于文句，包括对《伯兮》、《东山》等诗的解说都没有突破原诗。而其对《郦风·桑中》的解说体现出《易林》的创造性发挥，极大地张扬了原诗的情感内涵。《桑中》是一首约会的诗，主人公志得意满，反复咏唱的是“期我乎”、“要我乎”、“送我乎”，其情感的表达则是“云雅之思”。而《易林》在《师之噬嗑》等辞中则曰：“采唐沫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约带。”如果说《桑中》原诗是一幕喜剧，《易林》的解说却将之变成了悲剧。其中“忧思约带”四字尤妙，刻画出失恋的主人公内心的悲伤程度，其表达的意思与古诗“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相同，但却更加凝练。
《易林》对《诗》的文学性解读，促进了《易林》自身文辞及情感的文学性生成。首先，从其辞形式看。尽管《易林》一部《易》学书，其意在于解《易》而不在于作诗，但其将辞创作成四言形式并通篇押韵，明显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所以宋人杨简《慈湖诗传》共67次用《易林》韵验证《诗》韵，明人杨慎更是对《易林》推崇备至，称其为“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韶”，而钱钟书先生更是称其与《诗经》“并为四言诗矩镬”。
次者，从其辞用象看。《易》之道在于以象明意，故《易·系辞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对《易林》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周易》一卦一辞，而《易林》一卦六十四辞，故较之《周易》，《易林》用象更密，所谓“正象、覆象并用”。尚秉和先生尝感慨：“二千年学者不知《易林》谈《易》象，故莫能以象定词。而《易林》之书遂讹误不堪卒读。”然而如何取象，《易林》独尽妙思。如《同人之蛊》：“龙渴求饮，黑云影从。河伯捧觞，跪进酒浆，流潦滂滂。”此《易林》所写当为下雨之事，当其时天地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紧接着大雨滂沱，一片汪洋。惟其构想出“龙渴求饮”、“河伯捧觞，跪进酒浆”之事，出人意表，让人不禁拍案叫绝。又《大畜之观》：“三蛆逐蝇，陷坠釜中，灌沸济噎，与母长诀”这是一首寓言诗，无情嘲讽那些追名逐利之人，柳宗元《蝜蜥传》与之神似。《易林》之象一如《诗》之比，其间奇思妙想不胜枚举，故钱钟书先生称许《易林》“工于拟象”。
最后，从其辞情感指向看，《易林》多哀辞，宣言“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大有之贲》)。其或写内忧，“奸佞施毒，上下昏荒，君失其邦”(《蒙之比》)，或写外患，“跨马控弦，伐我都邑”(《震之丰》)；或斥奸臣误国，“众雾集聚，共夺日光”(《噬嗑之艮》)，或写批外戚专权，“女谒横行，正道壅塞”(《蛊之复》)，或伤君子失路，“小人成群，君子伤伦”(《随之明夷》)；或闵百姓疾苦，“暴骨千里，岁饥民苦”(《小畜之恒》)。这显然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所以《易林》在阐发《易》理的同时，也阐发《诗》心，彰显诗的“刺世”之功。
《易林》作者乃汉代文学家崔篆
观余、胡二先生的论断，大抵以《东观汉记》所载沛献王用今本《易林》事，排除许峻、东汉以后人二说。再用《易林》言傅太后、王昭君等焦延寿身后事，否定焦延寿的著作权。最后以敦煌遗书《修文殿御览》及《艺文类聚》记载“崔赣《易林》”、“崔顾《易林》”，探讨崔篆讹为焦赣的原因。然有学者不认可余、胡二位先生的观点，仍然认为焦赣才是《易林》的作者，《焦氏易林》之称名无误。对于《易林》提及傅太后、昭君事，认为或是焦延寿年寿果长而盲及此事，或是《易林》文字多错讹而当另作解释。并认为《易林》多批判现实，同情民生疾苦，与“有愧汉朝”的崔篆不合，倒与沉沦下僚的焦延寿身份相吻合。
持论者阐释不同，其结论也大相径庭。看来仅仅靠几条辞内容，并不能解决《易林》作者问题。而所谓以《易林》内容之批判现实度来讨论决定《易林》的著作权问题，更是汗漫无边，没有说服力。那么我们能否抛开这些材料，另辟蹊径呢?
首先我们从《易林》用韵上看。音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两汉音与先秦音不同，而东汉音与西汉音也有差异。就西汉、东汉语音差异而言，西汉时期诗赋等韵文中之、鱼相押的例子不多，而东汉以后就多了起来。又如西汉时铎与职、沃、锡没有相押的例子，东汉以后就有了，其中铎、锡相押的例子还比较多。《易林》之、鱼相押的例子特别多，涉及其辞248条。同样，《易林》中铎与职、铎与沃、铎与锡都有相押的例子，其中铎与职相押还比较多。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易林》用韵与东汉比较接近。史载焦赣是昭宣时期的人，而崔篆当两汉之交东汉光武帝时尚在世。所以从用韵的时代特征看，崔篆作《易林》的可能性更大。
语音除了具有时代特征，还具有地域特征。史载焦赣为梁人，梁国治所在睢阳，他终老于小黄令，小黄属陈留郡。汉代著名作家如郑众、边韶、边让、蔡邕等都是陈留人。而崔篆为河北涿郡人，崔驷、崔瑗、崔琦、崔蹇等都是涿郡人。据此，我们可以通过《易林》的用韵和上述不同地域作家的作品用韵进行比较，判断其作者的地域所属。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易林》用韵与蔡邕等差距较大。如汉代真、文两部入韵为例，《易林》真、文单独入韵例占全部真文人韵例的70％，而真、文合韵的占30％。在蔡邕等人作品中，真、文单独人韵例占36％，真、文合韵的占64％。而崔驷等人作品中，真、文单独放韵例占75％，真、文合韵例占30％。不仅如此，《易林》在押韵习惯上，如之鱼幽宵通押、东冬阳通押、真元通押、元谈通押、人声通押、鱼邦包括麻韵字、阳部包括庚韵字等等，都与崔驷、崔瑗等人的作品非常接近。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据此认为《易林》作者当为崔篆，《易林》用韵反映出汉代幽州，冀州的方音。尽管邵荣芬先生认为《易林》押韵比较宽泛，但他也赞成《易林》的作者是崔篆。
其次我们从《易林》与《诗经》的关系看。《易林》与《毛诗》关系密切，而西汉时期《毛诗》未立学官。试想，如果《易林》作者为昭宣时期的焦延寿，似不大可能有如此多的解《诗》同于《毛诗》。而崔篆当两汉之交。平帝时《毛诗》曾短暂立于学官，新莽政权更极力扶助古文经学，崔篆有条件接触并了解《毛诗》。另据《后汉书·孔僖传》记载，崔篆与孔信祖父孔子建友善，而孔氏世传《毛诗》，这也使崔篆有可能了解并接受《毛诗》说。至于《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如果《易林》作者为焦延寿则同样不易理解，如是崔篆则比较好解释。《汉书·儒林传》记载，孝宣帝时，涿郡韩生乃韩婴之后，传《韩诗》与韩氏《易》。崔篆为涿郡人，故《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可能因为是地缘因素。
《后汉书》保留了崔篆《慰志赋》，其中涉及《诗经》者五处，可见崔篆确实是精于《诗》者。《慰志赋》对《诗》的引用与解说也与《易林》相吻合。如《慰志赋》：“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其说《卫风·氓》，赞美《氓》诗能自悟自悔，说《白驹》，则仰慕贤人能自隐遁。这与《易林·蒙之困》以“氓伯易丝，抱布自媒。弃礼急情，卒罹悔忧”解说《氓》，《坤之巽》以“白驹生刍，猗猗盛姝。赫喧君子，乐以忘忧”解说《白驹》非常相近。《易林》多称颂隐逸和仰慕隐士的林辞，也或与崔篆心态有关。
最后我们再从文学角度看。《易林》可以说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四言诗集，自明代以来一直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如杨慎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焦延寿的文学修养如何，史无明文，我们也不好妄加评判。但崔篆的文学水平却有《后汉书》保存的《慰志赋》可证，范晔也曾称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易林》博引群书，与崔篆及其家世也较吻合。史载其母师氏也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而崔篆《慰志赋》自称其“净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所以从文学水平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崔篆作《易林》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易林》占辞内容丰富，博涉先秦典籍，具有很高的文化史价值。就其与《诗经》关系而言，其不仅数百次引用或化用《诗》，而且占辞绝类《诗》语，取象类《诗》，可以说是一部融通《诗》、《易》的文学巨著。研究《易林》之《诗》说，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诗经》学，借以重新审视清代学者的三家《诗》研究，也可以使我们据以考察《诗经》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代诗学的影响。至于《易林》作者，我们认为当为两汉之交的崔篆。
《易林》说《诗》的学术史意义
有汉一世，《诗》学授受主要有四家。其授受之渊源，如史有明文自不容怀疑。如瑕丘江公传《鲁诗》见诸《汉书》。但另有众多学《诗》传《诗》者之渊源授受，史无明文。如冯衍，《后汉书》本传记载其“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却并没有记载其系何《诗》派。或者其著述中间或用《诗》。而其本人并不专意于《诗》。如张衡，史籍并未记载其以《诗》名世，但其诗赋中大量引《诗》化《诗》，如《西京赋》云：“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与《毛序》、桓宽《盐铁论》、傅毅《舞赋》、《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解说并同。而其《南都赋》云“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则与《韩诗》解《汉广》同。所以我们在分析汉代《诗》学传授时，应采取谨慎而客观的态度。
自宋人董迪作《广川诗诂》。兼取三家，不专毛郑”以来，中经朱子倡议，王应麟作《诗考》专主三家，以“扶微学，广异义”。元、明两代虽无专门三家《诗》辑佚之作，然解《诗》多征引三家《诗》，如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等。到了清代，辑佚之学大兴，三家《诗》也成就斐然，名家辈出，如范家相、阮元、冯登府等，尤以陈乔枞、王先谦成就最大。清人之三家《诗》辑佚定派，大体有如下几种思路：
一、以《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或碑刻之类的出土文献论定其派别。
二、以文字差异论定其派别。凡文字不同于传本《毛诗》，一律定其为三家诗用字。如《卷耳》之“陟彼殂矣”，《尔雅》也作“殂”。而《说文》引诗作“陟彼蛆矣”，于是便断定《毛诗》与《鲁诗》同，作。蛆”者为《韩诗》、《齐诗》。
三、以时代先后论定其派别。清代学者认为鲁、齐、韩三家先出，《毛诗》后出，而三家中《鲁诗》又最先，由此论定学者派别。如清人论贾谊之属《鲁诗》，理由便是汉初唯有《鲁诗》。
四、以师承推断其派别。如清人论司马迁尝从孔安国问学，而孔安国学《鲁诗》，因而断司马迁为《鲁诗》派学者，《史记》说《诗》皆为《鲁诗》。
五、以家法论定其派别。如清人推断刘向为《鲁诗》学者，理由便是刘向祖楚元王受《诗》于浮丘伯，与《鲁诗》派开山鼻祖申公同门。
六、以说《诗》风格论定其派别。汉人论《春秋》学有鲁学、齐学之分，《谷梁》为鲁学，《公羊》为齐学。后推而广之，以鲁学、齐学为汉代今文学之大宗。鲁学、齐学之分，或以地缘，或以学风。以学风论，举凡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者皆为齐学，凡淳朴谨严，长于训诂者则为鲁学。其学为齐，其《诗》说则为《齐诗》。其学为鲁，其《诗》说则为《鲁诗》。清人辑佚三家《诗》说，尤用心于《齐诗》，盖因《齐诗》早亡，其《诗》说少见，故凡以灾异谶纬说《诗》者，皆为《齐诗》。
七、以其人偶见之说《诗》论定其派别。或以其同于某家而定，如扬雄、王充、王符、王逸、高诱并以《关雎》为刺诗，便定其为《鲁诗》。或以其异而定，如桓宽《盐铁论》说《兔置》与鲁、韩、毛并异，便定其为《齐诗》。
对于清人的三家《诗》研究，近代以来多批评之声，如徐复观批清人“门户偏蔽之私，竟发展至丧心病狂的程度”，是“言汉代经学，言汉代思想的一大厄运，一大陷阱”。然而如何清理清人的三家《诗》研究，进而该如何研究汉人《诗》学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大问题。简而言之，研究汉人《诗》学，一要处理好今古文的问题，二要处理好四家《诗》的问题。所谓《诗》的今古文的问题，即要如何界定今文《诗经》与古文《诗经》的差别。我们既不能否认《诗》的今古文分歧的存在，也不能如清人一样将《诗》今古文完全对立，较为客观的态度应该是承认其有同有异。今文代表了官方，而古文则代表了民间，这不仅是《诗》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整个汉代经今古文的分野。而所谓汉代四家《诗》的问题，即汉代四家《诗》能否涵盖汉代《诗经》学全部。我们认为，四家《诗》只是代表汉代中期四家主要《诗》学派别。除此以外，尚有先秦《诗》说的流传，以及新的《诗》学流派，如谶纬《诗》学，它既不属于古文，也不应归于今文。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清理清人的三家《诗》研究。当然，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拟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就《易林》而言。清人将《易林》说《诗》归之于《齐诗》，理由是“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异书，喜即东海孟卿子，焦延寿所从问《易》者，是亦齐学也。故焦延寿《易林》皆主《齐诗》说”。但据此推断《易林》传《齐诗》，理由并不充分。《易林》作者为何人，尚有争论。退一步说，即使《易林》作者为焦延寿，焦延寿之《易》传自何人，当时便有争论。孟喜的弟子如白生等并不认可，刘向校书，也认为焦延寿得隐士之说而托名孟氏。再退一步说，就算是焦延寿学归齐学，也不能因此断定《易林》的《诗》说为《齐诗》。我们认为，齐学是一个被清人无限放大了的一个概念，齐学与《齐诗》，与谶纬等非常诡异之学并不能划等号，而我们上文对《易林》与《韩诗》、《毛诗》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准确地说，我们认为《易林》说《诗》是汉代《诗》学复杂状况的一个缩影。 它说《诗》主于《韩诗》，表明它受到了今文《诗》学的影响。而其与《毛诗》又有相同之处，展示了汉代《诗》学共通性一面，而其以《易》理说《诗》，把阴阳作为说《诗》的理论基础，又与汉代谶纬《诗》学有关系。
《易林》说《诗》的文学史意义
研究《易林》说《诗》，不仅具有学术史意义，还具有文学史意义。因为《易林》说《诗》具有非常明显的非“经”色彩，而较多对《诗》文本的解说，因而对《诗》的文学性发掘得较为深入。下面我们便结合具体的例子来讨论这一问题。
《卷耳》诗义，先秦两汉典籍多有记载，但都是将“际人”解释为求贤，“周行”为解释为周之列位，从而把《卷耳》视为“求贤审官”之诗。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记载“君子曰”称赞楚能官人，便引“嗟我怀人，真彼周行。”为证，并解“周行”为王、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等列位。近出上博简《孔子诗论》：“《卷耳》不知人。”所谓“不知人”，也是说不能求贤审官“此外如《荀子·解蔽》、《淮南子·俶真训》及高诱注，皆是如此。尤其是《毛诗序》，其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诚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便特别强调诗旨为“求贤审官”。但这样的解说，显然是一种“误读”，是以道德伦理和政治说教代替对诗文本义的阐释。
《易林》也有三条辞涉及《卷耳》。《乾之革》与Ⅸ师之临》皆日：“玄黄虺陨，行者劳疲。役夫憔悴，罡俞时不归。”这两条辞对《卷耳》文本的解读应该说是非常切合诗旨的，《卷耳》诗的第二、三、四章都是写行者役夫之劳疲憔悴状况的，而且《易林》特别指出行者的怨毒情绪是因“蹄时不归”而产生的。《鼎之乾》：“倾筐卷耳，忧不能伤。心思古人，悲慕失母。”所谓“忧不能伤”乃是针对诗中所说的“维以不永伤”，而“悲慕失母”则是对诗中悲伤情绪产生的另一缘起的交代。至于为什么把《卷耳》的忧伤情绪归之于“失母”，我想可能确实代表了《易林》对诗旨的理解，是从役夫的角度切人的。在《师之睽》解说《清人》、《谦之归妹》解说《祈父》、《泰之否》解说《陟岵》中，《易林》都特别强调了役夫悲伤之情的产生与不得赡养父母有关。但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易林》解说诗尽量回避对诗的政教意义的发掘，而重在揭示其情感内涵。
再看《卫风·伯兮》。《毛诗序》：“《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毛诗序》的解说重点还是在于突出其“刺时”的政教意义，其所谓“过时而不反”云云，也不能彰显诗意。相较而言，郑玄笺注特意点出“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则比《毛诗序》高明了许多。而《易林》解说则更加贴近文本。《比之复》：“季去我东，发栉如蓬。辗转空床，内怀忧伤。”《节之谦》、《媚之遁》：“伯去我东，首发如蓬。长夜不寐，辗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肠。”与《毛诗序》相比，《易林》淡化了政教色彩；与《郑笺》相比，《易林》则把家人之思具象化了。林辞所谓“长夜不寐，辗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肠”等都是对诗意的形象再现，模拟了“思”的具体情状。而且在《易林》作者看来，Ⅸ伯兮》就是一首爱情诗，展示的是思妇情怀。班婕妤《捣素赋》：“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闭贞专之性。符‘皎曰’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也是把《伯兮》解读为一首爱情诗，与《易林》有相通之处。
从上述两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易林》对诗的解说重视文本，且注意发掘诗的情感内涵。但这些仍然只局限于文句，包括对《伯兮》、《东山》等诗的解说都没有突破原诗。而其对《郦风·桑中》的解说体现出《易林》的创造性发挥，极大地张扬了原诗的情感内涵。《桑中》是一首约会的诗，主人公志得意满，反复咏唱的是“期我乎”、“要我乎”、“送我乎”，其情感的表达则是“云雅之思”。而《易林》在《师之噬嗑》等辞中则曰：“采唐沫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约带。”如果说《桑中》原诗是一幕喜剧，《易林》的解说却将之变成了悲剧。其中“忧思约带”四字尤妙，刻画出失恋的主人公内心的悲伤程度，其表达的意思与古诗“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相同，但却更加凝练。
《易林》对《诗》的文学性解读，促进了《易林》自身文辞及情感的文学性生成。首先，从其辞形式看。尽管《易林》一部《易》学书，其意在于解《易》而不在于作诗，但其将辞创作成四言形式并通篇押韵，明显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所以宋人杨简《慈湖诗传》共67次用《易林》韵验证《诗》韵，明人杨慎更是对《易林》推崇备至，称其为“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韶”，而钱钟书先生更是称其与《诗经》“并为四言诗矩镬”。
次者，从其辞用象看。《易》之道在于以象明意，故《易·系辞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对《易林》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周易》一卦一辞，而《易林》一卦六十四辞，故较之《周易》，《易林》用象更密，所谓“正象、覆象并用”。尚秉和先生尝感慨：“二千年学者不知《易林》谈《易》象，故莫能以象定词。而《易林》之书遂讹误不堪卒读。”然而如何取象，《易林》独尽妙思。如《同人之蛊》：“龙渴求饮，黑云影从。河伯捧觞，跪进酒浆，流潦滂滂。”此《易林》所写当为下雨之事，当其时天地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紧接着大雨滂沱，一片汪洋。惟其构想出“龙渴求饮”、“河伯捧觞，跪进酒浆”之事，出人意表，让人不禁拍案叫绝。又《大畜之观》：“三蛆逐蝇，陷坠釜中，灌沸济噎，与母长诀”这是一首寓言诗，无情嘲讽那些追名逐利之人，柳宗元《蝜蜥传》与之神似。《易林》之象一如《诗》之比，其间奇思妙想不胜枚举，故钱钟书先生称许《易林》“工于拟象”。
最后，从其辞情感指向看，《易林》多哀辞，宣言“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大有之贲》)。其或写内忧，“奸佞施毒，上下昏荒，君失其邦”(《蒙之比》)，或写外患，“跨马控弦，伐我都邑”(《震之丰》)；或斥奸臣误国，“众雾集聚，共夺日光”(《噬嗑之艮》)，或写批外戚专权，“女谒横行，正道壅塞”(《蛊之复》)，或伤君子失路，“小人成群，君子伤伦”(《随之明夷》)；或闵百姓疾苦，“暴骨千里，岁饥民苦”(《小畜之恒》)。这显然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所以《易林》在阐发《易》理的同时，也阐发《诗》心，彰显诗的“刺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