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左传》是如何表现叙事的倾向性的
2009-09-23 08:04阅读：
《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不是只求以平实的叙事如实记录历年的重要史实，而是在记叙中表露了明显的思想倾向，写得有声有色。书中赞美和歌颂明君贤相以及他们的辉煌业绩，斥责和批判暴君和酷吏的乏德丑行，揭露社会矛盾，反对强暴，同情弱者，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另外，作者对许多历史事件做出评断，在叙事中表现鲜明的观点，也使每件事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倾向性。
作者写战争总是写有礼有节及统帅和睦、士卒尽力的一方获胜，而骄纵涣散的一方失败。对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总是以生动的描绘表现，突出他的正确或偏激。总的说来，《左传》的叙事倾向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记叙战争，特别注重每次战争双方胜败的原因，而且都从头到尾贯穿这样的线索，表现鲜明的倾向性。
如《秦晋殽之战》围绕“秦军不义必败”这一中心思想选择组织材料。其中“卜偃传命”是交代殽之战的根本原因。“蹇叔哭师”是对战争结局的一个预示。作者借蹇叔之口，分析了秦国出师的性质、秦军战略上的错误、以及必败的命运。“王孙满观师”是写秦军的傲慢无礼，预示着骄兵必败。“弦高犒师”“皇武子辞桤子”是写秦军处处碰壁，出师不利，是秦军在殽山大败的先兆。“先轸论战”是写晋的击秦决心和充分准备。这些情节无不显示了两军的胜负。
又如《曹刿论战》一文中表现鲁军取胜，重在突出民心的可贵。“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君王执政之本，是作战的根本原动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的有利时机的把握，是在万民一心，众志团结基础上收到的成效。也正因为这点原因，才使得鲁军以少胜多。
记述晋楚之战时，写晋文公能够获胜的原因，是在于他的手下有狐偃、赵衰、先轸等一批谋士，而他又善于听取他们的建议。他的对手楚子玉却是一个刚愎自用的骄横之人，晋文公的冷静、
楚子玉的浮躁；晋文公的有德、楚子玉的“刚而无礼”在记叙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两人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正是晋文公的“有德不可敌”导致了楚子玉的失败。
在邲之战中，楚庄王的必胜和晋国的必败又显示得相当清楚。因为在郑国和楚国讲和之后，晋国的主战派和撤兵派展开了论辨，主战一派的人竟然不顾统帅部的指挥，采取单独行动，这也就显示了他必败的征兆。这里写楚国统治者的精明和兢兢业业，而晋国的意见不和、盲目纷乱，对比是很鲜明的。
二、通过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借助一些抽象的褒贬性字句来表现倾向性。
作者充分利用这部书以事件为中心的写法上的有利条件，对于每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的前因后果等各方面的线索都充分予以注意，通过一些人物的活动清晰的表现出来。因此，这部书在一些比较大的事件中，既突出描写了几个主要人物，也描写了不少和这件事有关的其他的人物，写出了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作者的目的就是在于把每次事件的性质和它的发生原因以及促使它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等生动的描写出来。这就构成了它在叙事中鲜明的倾向性。读者能够从书中对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行动动机等一些生动的描绘中，发现它的社会意义，而且可以透过这些形象的描写去探求这些事件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动向。
如《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共叔段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夺位，野心可见。首先，在姜氏的帮助下，共叔段请制不得而请京，“都城过百雉”，而后又“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直到“缮甲兵，具士卒”袭郑。而面对弟弟的任意妄为，郑庄公表现得老谋深算、狡黠阴险，一直处心积虑的铲除共叔段。他不顾祭仲、子封等人的劝戒而是欲擒故纵，佯作不知，以滋长共叔段的野心，使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到在共叔段发动进攻之时，才一举消灭了他。文中，作者是通过事件的简洁叙述，塑造了人物鲜明的个性，表达了对郑庄公、共叔段及其母自私、残忍的讽刺，揭露了他们为争夺权利而自相残杀的本质，表现了鲜明的感情倾向。更值一提的是文章的补叙结尾，让“纯孝”的颍考叔去游说、影响着鲁庄公原谅母亲的所作所为，进而“隧而相见”“其乐融融”。更进一步表现了鲁庄公的伪善面目。
又如在《曹刿论战》中对军事家曹刿、和鲁庄公的描写。曹刿是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他不仅懂军事，而且懂政治。作者在表现这个人物时，首先通过他与鲁庄公的三问三答的对话，通过曹刿自己的语言，表现他的政治远见。他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一重大政治形势来分析问题，认为鲁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忠之属也”，可以作为作战的条件。在战斗过程时，又通过“下视其辙，登轼而望”来表现他的细心谨慎和沉着冷静，从而突出他的远见卓识。
而与之相对的鲁庄公之“鄙”在文中表现得更是极其明显。从他的盲目应战和战前对战事的不解详情，只是想依靠大臣的辅弼、神灵的庇护，都可见他的目光短浅。而战争中他的“将鼓”和
“将驰”又再现了他的不察敌情、冒然进军。战后，“问其故”更表现了他的迂腐和鄙陋。
文章就是这样将两个人物对比来写，高度赞扬了曹刿的的远见卓识，对鲁庄公这样的无能君主予以深刻的揭示。
三、在记叙一些大事时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春秋中叶的楚国杀灵王大的大事，可见一斑。灵王是楚国一个很有野心的君主。他杀了他的侄子而夺得王位，想称霸诸侯。他的性格特点是骄侈和贪欲，在他做了楚王之后，书中引用了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暗示了他的结局。如郑子产对宋左师说：“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谏，不过十年”，宋左师也同意他的观点。晋韩宣子和叔向往楚国送女，郑子太叔说楚王“汰侈已甚”要叔向防备，叔向断定楚王的“汰侈已甚”是“身之灾”。在写灵王被杀的前一年，他到靠近吴国边境的州来去打猎，并且派了几个人带领军队围徐以威慑吴国。在这一节中，作者写楚灵王向周“分鼎”向郑“求田”，把灵王那种贪得无厌和不可一世的心理和盘托出。右尹子革开始好象处处顺从灵王的旨意，而后却借助周穆王时祭公谋父的一首诗给楚灵王当头一棒，批评他“穷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这一大段文字，正是写楚灵王的骄奢已达到了顶点，预示着在他的残暴统治之下，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
再如对鲁昭公的被逐的记叙，表现了鲁昭公的软弱无能。他周围的一批人，除了不得已加入的子家子外，都是昏庸之辈，昭公却还受他们的摆布，这就注定了昭公被赶出国以后就不能再回到鲁国的结局。
总之，《左传》这部书，不论叙事还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对一些大事的记载，都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它使读者能从书中对人物性格特点和行动动机的生动描绘，发现它深厚的社会意义，而且可以透过这些形象的描写去探求这些事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