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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吹剑三录》中又写道：“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4]俞文豹说的近世诗人应该就是南宋后期刻意规避江西诗风的“四灵”及“江湖诗人”。
稍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就直接把“四灵”的诗歌说成“晚唐体”，“四人者（徐照、徐矶、翁卷、赵师秀）号‘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5]。可见“晚唐体”在南宋后期已经被普遍接受，并且它指的就是以“四灵”为代表的诗风。
二
宋末方回首次用“晚唐体”这一概念来论述宋初诗坛，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中写道：
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6]
这里，方回是在用后世的诗歌概念来解释前代的诗坛状况的。[7]实际上，方回所说的宋初“晚唐体”诗人，他们的诗歌风格相互之间的不同之处远远大于他们的相同之处。比如，潘阆诗风的寒苦清奇就与魏野的闲适诗风大不相同，于是还有人专门撰文说明魏野并非“晚唐体”诗人。[8]关于“晚唐体”的“盟主”，也有着种种说法，《宋诗“晚唐体”辩》一文认为寇准应该是盟主，[13]而《宋诗体派论》则说：“潘阆差不多是晚唐体的‘盟主’了。”［14］关于“晚唐体”还有许多争论，我们不再一一例举。其实，魏野的诗是不是“晚唐体”以及到底“晚唐体”的盟主是谁，完全取决于怎么定义“晚唐体”。“晚唐体”概念的莫衷一是，必然会带来围绕“晚唐体”诗人和诗歌的大量争议。
实际上，在宋初诗坛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晚唐体”，更没有形成一个诗歌流派。[9]《蔡宽夫诗话》曰：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10]
蔡宽夫历述了北宋诗坛的状况，提到了宋初诗人们学习白居易和学习李商隐的两种情况，却并没有提到“晚唐体”的存在。南宋严羽在描述北宋诗歌发展时，与蔡宽夫的认识几乎完全一致，也没有提到所谓的宋初“晚唐体”。《沧浪诗话》“诗辩”曰：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已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11]
宋初并不存在“晚唐体”，难道仅仅因为方回对宋初诗坛的个人解释，就带来了后世围绕“晚唐体”的长期争议和混乱吗？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晚唐体”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进而演化为一种诗歌风格的指称，所以它就隐含着“晚唐诗歌风格”这样一层意思。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宋初诗坛并不存在所谓“晚唐体”，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晚唐诗风。二是南宋后期出现了“晚唐体”这一诗学概念，所指的却是以“四灵”为代表的诗歌风格。但是，南宋时出现的“晚唐体”与宋初诗坛保留着的“晚唐诗风”并不是一码事。同时，宋初诗坛和“四灵”诗人们都存在着推崇贾岛的现象，这又增加了“晚唐体”与宋初“晚唐诗风”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使得“晚唐体”这一概念更加混淆不清。
三
文学史上向来存在着孟郊、贾岛并称“郊岛”和姚合、贾岛并称“姚贾”的两种现象。这两种并称都是在宋代完成的。考察从“郊岛”并称到“姚贾”并称的演变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晚唐体”。
北宋时还没有出现“晚唐体”这一概念。论及晚唐诗歌时，人们更多的是说“唐之晚年”诗或“晚唐”诗。王禹偁在《还扬州许书记家集》中首先将孟郊、贾岛并置，“君不见近代诗家流，胡为蹇滞多穷愁。孟郊憔悴死逆旅，浪仙斥逐长江头。”[12]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说：“唐之晩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髙。”[13]而《郊岛诗穷》中又说道：“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篆穷苦之言以自喜。”[14]之后，苏轼发挥前人见解，提出了著名的“郊寒岛瘦”[15]之论。自此，孟郊、贾岛正式并称“郊岛”。同时代的张耒不仅将孟郊、贾岛并举，还进一步发挥欧阳修的说法将“郊岛”看作晚唐诗人的代表，其《评郊岛诗》曰：“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阆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16]
可见北宋时文人论及晚唐诗人常常是“郊岛”并称。[17]《宋诗“晚唐体”辩》一文说：“欧、苏两位前后相继的文坛宗主都以孟、贾为‘晚唐’精雕苦吟诗风的代表。”[15]然而，结合王禹偁、苏轼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时“郊岛”并称，主要着眼于孟、贾生活的寒蹇以及诗风中的愁苦之言。[18]直到南宋依然有人批评他们诗歌中的悲苦之声。陆游在诗中说：“君看郊与岛，徒自残其生”（《秋晓闻禽声五韵》）、“亦莫雕肺肝，吟哦学郊岛”（《晨起》）。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李杜数公如金鸡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真虫吟草间耳。”[19]
南宋后期，“姚贾”并称渐渐多了起来。刘克庄《后村诗话》曰：“唐人诗与李、杜同时者有岑参、高适、王维，后李、杜者有韦、柳，中间有卢纶、李益、两皇甫、五窦，最后有姚、贾诸人。学者学此足矣。”[20]这里，刘克庄已经将孟郊和贾岛分开，并且孟郊已经不能算作李、杜之后的名家了。《宋诗“晚唐体”辩》一文也曾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杨万里）所谓的‘晚唐诸子’，不再有孟郊了。这一点与欧、苏、陆不同。”[16]当然，姚、贾的组合，主要还是因为“四灵”等人对姚合、贾岛的推崇。正如严羽所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宗唐”。“四灵”之一的赵师秀编选过《二妙集》，“二妙”指的就是姚合、贾岛，其中选贾岛诗81首，选姚合诗121首。值得注意的是，姚合的诗比贾岛的多出了一半，可见对姚合的重视，而他们的诗歌创作也较少贾岛诗中的奇苦，更接近于姚合的平易诗风。[21]
“郊岛”或者“姚贾”，表面上只是称呼的更改，实际上却反映了宋人对晚唐诗歌认识的差异。这两种并称中都有贾岛，可见它们本质上在于孟郊与姚合的不同。单就诗歌内容而论，孟郊诗中多穷愁之言，而姚合则多闲适之情。北宋时，“郊岛”并称，正是着眼于晚唐诗歌中的愁苦之辞，从这层意义上说，潘阆或许称得上“晚唐”诗风的代表。南宋时，“姚贾”并举，则又看重了晚唐诗歌闲适平易的一面，那么魏野、林逋又成了宋初“晚唐体”的代表了。
李定广在《论“晚唐体”》一文后面的注释里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阆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阆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并对《苕溪渔隐丛话》中所引的话作了一番解释后说：“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17]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解释是否严密，他所说的“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就很奇怪，《柯山集》卷四十三《评孟郊诗》一文分明就收有《苕溪》所引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拿出《论“晚唐体”》一文后面的注释进行讨论，这个注释真的很重要吗？是的。李定广之所以否定这则材料，就是要进一步否定北宋时有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主要是否定孟郊）。因为文章认为“‘晚唐体’的总体取径倾向是轻快有味”，而孟郊的诗歌与这一结论明显不符。同时，如果北宋时有人将孟郊定为“晚唐”诗人，那么文章所得出的“‘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性”这一结论，就无法成立了。其实，后人在论述“晚唐体”时，大多像李文一样，先有了一个关于“晚唐体”的预设，再进一步搜集材料以企自圆其说。这样必然会出现矛盾和失误
[1]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3页。
[2]
稍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就直接把“四灵”的诗歌说成“晚唐体”，“四人者（徐照、徐矶、翁卷、赵师秀）号‘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5]。可见“晚唐体”在南宋后期已经被普遍接受，并且它指的就是以“四灵”为代表的诗风。
二
宋末方回首次用“晚唐体”这一概念来论述宋初诗坛，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中写道：
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6]
这里，方回是在用后世的诗歌概念来解释前代的诗坛状况的。[7]实际上，方回所说的宋初“晚唐体”诗人，他们的诗歌风格相互之间的不同之处远远大于他们的相同之处。比如，潘阆诗风的寒苦清奇就与魏野的闲适诗风大不相同，于是还有人专门撰文说明魏野并非“晚唐体”诗人。[8]关于“晚唐体”的“盟主”，也有着种种说法，《宋诗“晚唐体”辩》一文认为寇准应该是盟主，[13]而《宋诗体派论》则说：“潘阆差不多是晚唐体的‘盟主’了。”［14］关于“晚唐体”还有许多争论，我们不再一一例举。其实，魏野的诗是不是“晚唐体”以及到底“晚唐体”的盟主是谁，完全取决于怎么定义“晚唐体”。“晚唐体”概念的莫衷一是，必然会带来围绕“晚唐体”诗人和诗歌的大量争议。
实际上，在宋初诗坛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晚唐体”，更没有形成一个诗歌流派。[9]《蔡宽夫诗话》曰：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10]
蔡宽夫历述了北宋诗坛的状况，提到了宋初诗人们学习白居易和学习李商隐的两种情况，却并没有提到“晚唐体”的存在。南宋严羽在描述北宋诗歌发展时，与蔡宽夫的认识几乎完全一致，也没有提到所谓的宋初“晚唐体”。《沧浪诗话》“诗辩”曰：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已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11]
宋初并不存在“晚唐体”，难道仅仅因为方回对宋初诗坛的个人解释，就带来了后世围绕“晚唐体”的长期争议和混乱吗？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晚唐体”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进而演化为一种诗歌风格的指称，所以它就隐含着“晚唐诗歌风格”这样一层意思。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宋初诗坛并不存在所谓“晚唐体”，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晚唐诗风。二是南宋后期出现了“晚唐体”这一诗学概念，所指的却是以“四灵”为代表的诗歌风格。但是，南宋时出现的“晚唐体”与宋初诗坛保留着的“晚唐诗风”并不是一码事。同时，宋初诗坛和“四灵”诗人们都存在着推崇贾岛的现象，这又增加了“晚唐体”与宋初“晚唐诗风”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使得“晚唐体”这一概念更加混淆不清。
三
文学史上向来存在着孟郊、贾岛并称“郊岛”和姚合、贾岛并称“姚贾”的两种现象。这两种并称都是在宋代完成的。考察从“郊岛”并称到“姚贾”并称的演变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晚唐体”。
北宋时还没有出现“晚唐体”这一概念。论及晚唐诗歌时，人们更多的是说“唐之晚年”诗或“晚唐”诗。王禹偁在《还扬州许书记家集》中首先将孟郊、贾岛并置，“君不见近代诗家流，胡为蹇滞多穷愁。孟郊憔悴死逆旅，浪仙斥逐长江头。”[12]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说：“唐之晩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髙。”[13]而《郊岛诗穷》中又说道：“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篆穷苦之言以自喜。”[14]之后，苏轼发挥前人见解，提出了著名的“郊寒岛瘦”[15]之论。自此，孟郊、贾岛正式并称“郊岛”。同时代的张耒不仅将孟郊、贾岛并举，还进一步发挥欧阳修的说法将“郊岛”看作晚唐诗人的代表，其《评郊岛诗》曰：“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阆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16]
可见北宋时文人论及晚唐诗人常常是“郊岛”并称。[17]《宋诗“晚唐体”辩》一文说：“欧、苏两位前后相继的文坛宗主都以孟、贾为‘晚唐’精雕苦吟诗风的代表。”[15]然而，结合王禹偁、苏轼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时“郊岛”并称，主要着眼于孟、贾生活的寒蹇以及诗风中的愁苦之言。[18]直到南宋依然有人批评他们诗歌中的悲苦之声。陆游在诗中说：“君看郊与岛，徒自残其生”（《秋晓闻禽声五韵》）、“亦莫雕肺肝，吟哦学郊岛”（《晨起》）。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李杜数公如金鸡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真虫吟草间耳。”[19]
南宋后期，“姚贾”并称渐渐多了起来。刘克庄《后村诗话》曰：“唐人诗与李、杜同时者有岑参、高适、王维，后李、杜者有韦、柳，中间有卢纶、李益、两皇甫、五窦，最后有姚、贾诸人。学者学此足矣。”[20]这里，刘克庄已经将孟郊和贾岛分开，并且孟郊已经不能算作李、杜之后的名家了。《宋诗“晚唐体”辩》一文也曾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杨万里）所谓的‘晚唐诸子’，不再有孟郊了。这一点与欧、苏、陆不同。”[16]当然，姚、贾的组合，主要还是因为“四灵”等人对姚合、贾岛的推崇。正如严羽所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宗唐”。“四灵”之一的赵师秀编选过《二妙集》，“二妙”指的就是姚合、贾岛，其中选贾岛诗81首，选姚合诗121首。值得注意的是，姚合的诗比贾岛的多出了一半，可见对姚合的重视，而他们的诗歌创作也较少贾岛诗中的奇苦，更接近于姚合的平易诗风。[21]
“郊岛”或者“姚贾”，表面上只是称呼的更改，实际上却反映了宋人对晚唐诗歌认识的差异。这两种并称中都有贾岛，可见它们本质上在于孟郊与姚合的不同。单就诗歌内容而论，孟郊诗中多穷愁之言，而姚合则多闲适之情。北宋时，“郊岛”并称，正是着眼于晚唐诗歌中的愁苦之辞，从这层意义上说，潘阆或许称得上“晚唐”诗风的代表。南宋时，“姚贾”并举，则又看重了晚唐诗歌闲适平易的一面，那么魏野、林逋又成了宋初“晚唐体”的代表了。
李定广在《论“晚唐体”》一文后面的注释里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阆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阆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并对《苕溪渔隐丛话》中所引的话作了一番解释后说：“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17]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解释是否严密，他所说的“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就很奇怪，《柯山集》卷四十三《评孟郊诗》一文分明就收有《苕溪》所引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拿出《论“晚唐体”》一文后面的注释进行讨论，这个注释真的很重要吗？是的。李定广之所以否定这则材料，就是要进一步否定北宋时有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主要是否定孟郊）。因为文章认为“‘晚唐体’的总体取径倾向是轻快有味”，而孟郊的诗歌与这一结论明显不符。同时，如果北宋时有人将孟郊定为“晚唐”诗人，那么文章所得出的“‘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性”这一结论，就无法成立了。其实，后人在论述“晚唐体”时，大多像李文一样，先有了一个关于“晚唐体”的预设，再进一步搜集材料以企自圆其说。这样必然会出现矛盾和失误
[1]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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