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掌握近代中国财富的金融巨鳄们———沙逊家族和洞庭席家
2017-11-27 11:31阅读：
掌握近代中国财富的金融巨鳄——沙逊家族和洞庭席家
财经云掌
百家号 2017-04-01 秋明之枫
（影响近代东亚兴衰的金融密码）
汇丰上海总部旧址
汇丰银行是由沙逊家族创立，其与欧洲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犹太民族，经过一路向东，搬迁至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商贸中心巴格达。在那里，沙逊家族凭借犹太人独有的金融触觉和经验，利用伊斯兰教义中禁止高利贷的教规，以犹太人不受伊斯兰法规约束的便利条件，为中东地区商贸提供金融放贷，很快就成为波斯湾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并成为巴格达地区整个犹太社区的族长，被人称为“纳西”，即犹太人之王。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格达地区反犹情绪高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派驻巴格达的地方官开始大规模驱赶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之王”的沙逊家族首当其冲，不得不于1832年举家迁往印度孟买。沙逊帝国的创始人大卫·沙逊在印度开始了一段新的传奇。
经过一系列与东印度公司的激烈竞争，沙逊家族成功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产业，在1871年，被公认为印度和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着各类鸦片总量的70%！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提议倡导者，正是沙逊家族。1840～1914年，沙逊家族在垄断鸦片的生意中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从此，东亚的洋行进入了沙逊时代。
犹太人对金钱的超级敏感性在沙逊家族身上也不例外。当沙逊家族完成了鸦片垄断大业之后，资本实力超级雄厚，于是开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银行，享受一把控制货币发行的超级快感。此时的远东并没有中央银行，这个机会再次被沙逊抓住了。
1864年初，两份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银行”（简称HSBC）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
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未来与汇丰银行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于是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而这个决策令一个亚洲的金融巨无霸就此诞生。
当时在汇丰银行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支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欧洲金融家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但是如果想真正深入中国金融网络体系中的话，没有来自中国本土力量的合作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沙逊家族做到了，因为它寻觅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中方合作者，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大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
席家这一圈人号称“洞庭山帮”。与国际银行家的打法一样，席家可谓相当低调，除了少数史学界人士，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极为陌生。大道无形正是他们的特点！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经理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开银行需要资本，想独霸远东金融业巨额资本，汇丰银行除了沙逊家族贩卖鸦片所得的利润以外，最大的资金来源就是当时中国达官贵人的私人财产，由于清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所以权贵们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难以估算。（中国北洋舰队大小舰船总价也不过2000多万两）靠着来源于中国人自己的财富，汇丰银行拥有了海量资本。
而在当时，在上海的中国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通过这项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本土金融业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央妈”。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知名历史人物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西征新疆的左宗棠办理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大清首富”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利用金融战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时，洞悉私有中央银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户部银行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子纷纷入股户部银行。其中，仅席家长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拥有1320股。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时，席家安插了四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要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时，席家又成为其大股东，并掌管外汇业务，成为宋子文系的同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股投资人，并代表官股参与中央银行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政府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成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中国金融领域之广泛，在外国银行体系、官方银行体系、上海钱庄票号体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影响力之深，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强大中外金融资源，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