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翻译文学当开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这之前，虽有少数翻译文学作品问世，如1840年前后在广州出版的《意拾喻言》（英国人罗伯特汤姆译）、1853年在厦门出版的英国作家约翰班杨的小说《天路历程》（传教士译）、1868年翻译的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人生颂》（英国人威妥玛译）等，因系外国人所译，都不能视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从这时到“五四”运动，虽然只有短短的50年，但翻译文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晚清时期，翻译介绍外国小说之风极盛，据记载当时的翻译小说达四百多种，当时国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均刊登了大量译作。特别是冷笑编的《新小说》，则是以发表翻译作品为主，各国的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此间均有所译，较有代表性的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格列佛游记》、《复活》、《匈奴骑士录》等等。据粗略统计，这时期出现的翻译家（或译者）约250人左右，共翻译小说2504种，翻译诗歌近百篇，翻译戏剧20余部，还有翻译散文、寓言、童话若干。在这些门类中，翻译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不仅是数量多，而且类型全，有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后四种类型为中国传统小说所未有。是首次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小说类型，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近代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另外一个显著征象是，翻译文学不仅是翻译西洋作品，且相当部分也翻译东洋作品日本人的书，或将日本人翻译的西洋作品加以转译。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大大激发了中国人，使中国的一批开明人士欲从日本道路中引出中国的经验教训，而大批留日学生的出现，对中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交流，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梁启超《论译书》一文道出了其中真谛： 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6]大量日文翻译作品的涌现，自然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与影响，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说：“日本文法，因以输入；始也译书撰报，以存其真；继也厌故喜新，竞摹其体。甚至公牍文报，亦效东籍之冗芜”，[7]说明了日本书的翻译对当时文坛的冲击与影响。近代翻译作品中，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包括俄国）
晚清时期，翻译介绍外国小说之风极盛，据记载当时的翻译小说达四百多种，当时国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均刊登了大量译作。特别是冷笑编的《新小说》，则是以发表翻译作品为主，各国的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此间均有所译，较有代表性的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格列佛游记》、《复活》、《匈奴骑士录》等等。据粗略统计，这时期出现的翻译家（或译者）约250人左右，共翻译小说2504种，翻译诗歌近百篇，翻译戏剧20余部，还有翻译散文、寓言、童话若干。在这些门类中，翻译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不仅是数量多，而且类型全，有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后四种类型为中国传统小说所未有。是首次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小说类型，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近代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另外一个显著征象是，翻译文学不仅是翻译西洋作品，且相当部分也翻译东洋作品日本人的书，或将日本人翻译的西洋作品加以转译。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大大激发了中国人，使中国的一批开明人士欲从日本道路中引出中国的经验教训，而大批留日学生的出现，对中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交流，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梁启超《论译书》一文道出了其中真谛： 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6]大量日文翻译作品的涌现，自然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与影响，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说：“日本文法，因以输入；始也译书撰报，以存其真；继也厌故喜新，竞摹其体。甚至公牍文报，亦效东籍之冗芜”，[7]说明了日本书的翻译对当时文坛的冲击与影响。近代翻译作品中，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包括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