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围”与“突围”（之一）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里有篇文章，名曰《苏东坡“突围”》。但文中，余先生对苏东坡的如何“突围”却语焉不详。
苏轼的“突围”缘于“被围”。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1068—1077），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苏轼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结果在元丰二年（1079年3月）被贬到湖州。初到湖州，苏轼就赶紧作《湖州谢上表》向宋神宗上表，感谢皇恩浩荡，当然，文中也流露出一些牢骚不满的情绪。当时朝中苏轼的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这时，御史李定、何正臣等人，又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有其他一些无耻的文人，从苏轼其他的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上纲上线，污蔑陷害。如苏轼咏桧树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死囚狱。两个多月的审理，苏轼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心里也着实犯难。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大宋王朝一概不杀大臣。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从轻发落。最终，苏轼在1079年12月29日（除夕），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1080年正月初一踏上被贬到黄州之路。单从这定案和发配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出御史台一群小人对苏轼的捉弄和憎恨。一个月后，苏轼到黄州；两个月后，家人也颠沛到黄州。苏轼既然成了朝廷的罪犯，官家自然就不给他发“工资”了，可一家人还要生活啊，怎么办？虽然他为官多年，但清廉洁身，家蓄不多。于是，苏轼在朋友的帮助下，在黄州城东开垦了十多亩杂草丛生的坡地，进行“生产自救”。“东坡居士”的自号也就由此而来。由于审理这个案件的是御史台，并且御史台的院子里有许多松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