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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王铎青年（24岁）行书《酋长违常》、中年力作《报寇葵衷书》
清初王铎青年（24岁）行书《酋长违常》、中年力作《报寇葵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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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王铎青年（24岁）行书《酋长违常》、中年力作《报寇葵衷书》
王铎《报寇葵衷书》
王铎《报寇葵衷书》是明末清初书法大家王铎中年得力之作，作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恰近40岁，使转清晰，纸墨相发，不象晚年作品狂乱不羁，偏于怪熟之误。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号嵩樵，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受到考官袁可立的赏识，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坎坷多艰，崇祯十六年（1643）曾一度避难于苏州浒墅关袁枢寓所，二人交情笃厚，往来间以诗文和书画创作相唱和，袁枢之父兵部尚书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就是王铎亲笔撰文书写的。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待为东阁大学士。满清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于顺治九年病逝故里。福王南京称制等待为东阁大学士。入清官至大学士，擢礼部尚书。铎博学好古，工诗文。画山水宗荆、关，丘壑峻伟，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蕴，意趣自别。山水花木竹石，皆用书中关纽。间作兰、竹、梅、石，洒然有物外趣。尤擅书法，行草宗二王，正书师钟繇，亦多自出胸臆，有《拟山园法帖》，诸体悉备，名重当代，学者宗之。顺治三年（1646）作《渔舟萧闲图》，收入《历代名贤画粹》；顺治七年（1650）作《雪景山水图》，收入日本《支那名画宝鉴》；顺治八年（1651）罢官归里，作《兰石图》卷、《山水卷》，分别收入《新版世界美术全集》、《支那名画宝鉴》。顺治九年卒，享年六十一岁，葬于河南巩义洛河边，谥文安。

清初王铎青年（24岁）行书《酋长违常》、中年力作《报寇葵衷书》
 王铎《行书五言律诗立轴》，绫本，纵234cm，横51.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日夜思乡信乡书寇盗中津门一骑至血泪万行红町疃荒西址梧桐落旧宫孤身垂老鬓掩袖立霜风 久无家信友来言曾宿予宅辛卯二月王铎奉坦公老年兄社坛正之

延伸阅读（一）
王铎:连绵狂草抒平生郁愤
古代文人雅士没有不使用印章的，这些印章与官印不同，它们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透露着所有者的品位、学识和性情。印章上的文字虽然很少，但孟津文史研究者李根柱先生认为，这些文字是萦绕在人心中很久的思想火花，文人用过的印章就是他的自白，是他的心路历程，串联起来，甚至可以蕴含他的一生：他的追求，他的挫折，他的成功，他的缺失，以及他的希冀，他的情思，他的泪水……
王铎留下的书法作品很多，这些作品上的印章多种多样。据李根柱先生统计，他的印章有30余种，从这些印章之中，李根柱发现了一个真实的王铎。
李先生说，王铎的印章可分为三类。“王铎之印”、“觉斯”、“字觉斯”、“铎”等，这是一种普通的印章，刻的是他的名或字。
“烟潭渔叟”、“痴庵道人”、“娄络亭印”之类，则是在表达一种寄托、向往或者无奈。
“宗伯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大宗伯大学士太子太保章”等，则显示着几分自矜，几分自傲，几分自得。
这些印章的背后，站着一个真实的王铎：恋位重名，失意思隐，欲罢不能，矛盾重重，幻想着的是江湖，放不下的是朝廷。在那个大动荡大变局的时代，这种犹豫，这种欲进不能、欲罢不成，最终造成了王铎的人生悲剧。
王铎不是一个贪官污吏，也不是阿谀奉承之徒，他做官有政绩，做人富有感情，诸如施粥济贫、施棺义葬之类的事也没少干。在北京，他直言敢谏，在南京，他不与马士英之流为伍。后人对他的指责，几乎都集中在投降清政府这件事上。
到清军兵临南京城下、满朝文武投降的时候，王铎大约只能有两个选择：一是死难，一是投降。有人分析说，此时王铎想退居山林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身为南明“副总理”，清朝统治者不会让他逃脱罗网、置身事外的。所以他不是降就是死，别无选择。结果，因假太子案被群殴得心灰意冷的王铎，选择了投降，成为清朝收买人心、粉饰太平的砝码。我们当然可以大义凛然地指责他，不过如果以一个普通人的标准评判的话，王铎其实也不是万恶不赦。有人这样设问，明朝大厦已倾，投降的官绅士民何止万千，独王铎一人不可求生吗？在对南明小朝廷丧失希望与信心后，为保家人的安危和生存，为求安定舒适的生活，不也是人本能的选择吗？
王铎肯定也这样自问过，但他大约很难得到肯定的答案。他内心深处的儒家观念，他最好的朋友的结局，让他内心难安，长期生活在自责和郁闷中。
无奈降清内心郁结
降清后，王铎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后来职位稍降，为礼部左侍郎。从官场上说，这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待遇，也给足了颜面。但王铎并不快乐，在那时的中国，“忠臣不事二主”是伦理纲常，“舍生取义”是孔孟教义的要旨。背叛这些规则和信条，会被别人看扁，自己也会抬不起头，而王铎最好的朋友黄道周、倪元璐先后死难，在他们的衬托下，王铎的降清更不能被别人，也不能被他自己容忍。
黄道周、倪元璐与王铎同年考取进士，同时进入翰林院任职，曾共事多年。他们政治上志同道合，对书法之道又有着相近的追求和取向。三人惺惺相惜，相互间提携勉励，彼此交流品评，成为书坛佳话。黄道周曾写道：“惟王觉斯(王铎字觉斯)、倪鸿宝(即倪元璐)与吾最乳合，盟肝胆，浮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砚为文章。爱焉者呼‘三珠树’，妒焉者呼‘三狂人’，弗屑也。”
“三珠树”语出《山海经·海外南经》，其树如柏，叶皆为珠。唐代初年，王勃兄弟三人都很有才名，被称为“三珠树”，后来这个词汇被用来作为对兄弟的赞词。由此可见，三人的才情和相互之间的深情厚谊。明代中晚期，书法崇尚赵孟 、董其昌，但一味追求清隽流美，逐渐走向卑弱柔媚。“三珠树”以他们个性张扬的书法，纠正书法时弊，使书法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创作高峰，而他们三个人都卓然成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后人评价说，“然如黄石斋之崖岸，倪鸿宝之萧逸，王觉斯之腾挪，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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