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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何绍基《行书册页》

何绍基(1799-1873) 清代诗人、学者、书法家。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是知名的藏书家。
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曾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1852)任四川学政。为官仅两年,次年因条陈时务得罪权贵,被斥为'肆意妄言',受谗言所害,降官调职。遂辞去官职,创立草堂书院,讲学授徒,1856年,由四川出发,经陕西等地到达济南,主讲于山东泺物书院。讲学之余,尽游济南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等处,留下许多诗句。1860年,受长沙城南书院之邀离开济南赴长沙。前后在山东和长沙城南书院教书达十余年。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主讲浙江孝廉堂,往来吴越,教授生徒。一生豪饮健游,多历名山胜地,拓碑访古。著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诗钞》(30卷 现葬于保定市容城县大河村)
何绍基出入于阮元、程恩泽之门,通经史、律算,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他是近代提倡宋诗的重要人物之一。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而后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使黔草自序》、《与汪菊士论诗》)。他作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不名一体,随境触发,较为真挚为“宋诗派”重要倡导者之一。他有过讥刺时政的诗作,如《沪上杂书》“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对外国侵略者盘踞租界深为愤慨。但由于仕途挫折,性情拘检,他说“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东洲草堂诗钞自序》),而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所以诗作大都是登临唱和、书画题跋及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很少涉及社会政治内容,如《沪上杂书》感慨外国侵略者盘踞之类很少。他的山水诗善于以平实自然的语言白描客观景物,颇有特色,如《山雨》、《望飞云洞》等。
  何绍基的书法成就很高。各体书熔铸古人,自成一家。草书尤为擅长。
  何绍基的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同时还掺入了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还有《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气,从而使他的书法不同凡响。何绍基的小楷兼取晋代书法传统,笔意含蕴,行草书融篆、隶于一炉,骏发雄强,独具面貌。他的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笔,而带行草笔势,自成一格。何绍基书法,早年秀润畅达,徘徊于颜真卿、李邕、王羲之和北朝碑刻之间,有一种清刚之气;中年渐趋老成,笔意纵逸超迈,时有颤笔,醇厚有味;晚年何绍基的书法已臻炉火纯青。济南大明湖历下亭楹联杜甫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即为他所书。历下亭东壁仍存其《重修历下亭记》石刻。
  何氏精通金石书画,以书法著称于世。誉为清代第一。初习颜,中年博习南北朝书,笔法刚健,此期作品传世甚少。后致力分隶,汉魏名刻,无不深研熟密闭,临摹多至百本。偶为小篆,不顾及俗敷形,必以顿挫出之,宁拙毋巧。暮年眼疾,作书以意为之,笔轻墨燥,不若中年之沉着俊爽,每有笔未至而意到之妙。年尊望重,求书反多,故史年作品传世较多。尤以篆隶法写兰蕙竹石,寥寥数笔,金石书卷之气盎然。何氏博学多才,尤工于诗。有《东洲草堂集》。何氏晚年寓沪,卒于吴县,归葬长沙南郊石人冲。
  他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书法家。他自己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何绍基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他临写汉碑极为专精,《张迁碑》,《礼器碑》等竟临写了一百多遍,不求形似,全出己意。进而“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至今存临本仍然不少。中年潜心北碑,用异于常人的回腕法写出了个性极强的字。
  何绍基是一位大书法家,但他的诗名为书名所掩。在晚清宋诗派中他是一位健将,擅于描绘山川。如其七律《元象》中有“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一联,上句比喻人世风波之复杂、险恶,下句又展示人类进步之不可限量,耐人咀嚼。
  何绍基为官,因言事降调,于是远离官场,周游各地,以书法著作自娱,晚年倦游,在长沙生活,与黄道让、王先谦、王闿运等人相唱和,成为长沙诗坛雅韵之一章。
  《隶书七言联》何绍基曾曰:“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雄浑?安得不淡远?这事切要握笔时提得起丹田工,高著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明,方得此气。当真圆,大难,大难!”,由此可见其对中锋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
  何氏一族自何绍基父亲何凌汉以下10代皆为读书人,后代今生活在湖南长沙县江背镇。


延伸阅读
何绍基书作真伪鉴别

清代何绍基《行书册页》
图一

清代何绍基《行书册页》
图二

  在近代书坛,何绍基无疑是一位继承与创新兼擅的书法大师。现在,“何体行书”已是广为人知的专有名词,这在晚清以及晚清之后的书法家群体中算是十分稀奇的事。对于他,人们最津津乐道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其书法强烈的个性色彩;第二,其作品存世量奇多及行书面目的多样化;第三,他对羊毫毛笔的“物尽其用”。
  何绍基辞世距今已一百多年,有幸的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经常看到他的作品真迹,这显然是因为他“多产”的缘故。其作品的幅式绝大多数都是中堂立轴与对联,值得提及的是在他所创作的众多对联作品中还从未见过书写的文字内容有重复的。
  何绍基作书法,真、草、篆、隶、行各体皆能,其中行书的成就最高,并受到普遍的认同。因特点强烈人们称之为“何体行书”。作“何体行书”时,他只使用一种大管厚峰羊毫毛笔做书写工具,但却能写出趋同存异的好几副面孔来,被后人所常见的是那种以“回腕高悬”姿势作出的手书,他写这种字时,运笔一定是腕平锋正,所作笔线既丰满又流利并且有微微颤动的感觉,让人称道的是:他的笔圆劲遒,宛能呈现出松而不驰,绵中寓刚的艺术效果;他用墨墨色浓中微淡,落在纸上的墨也异常饱满,通篇书法作品少见枯笔而只能见到个别处的“涨”笔;其作品墨彩、韵味超越了书法的局限,充满画意,墨当是其胜人之处。结体有颜(真卿)字构架的特点,又参合了隶(书)意与(魏)碑味。笔线的粗细长短很悬殊,笔与笔、字与字之间多有“春蚕吐丝”的映带牵连。章法以充实丰满者居多,因字大小相错,故行、间界限不明显。总结地说,看他这种字,给人带来的是赖人寻味的艺术感觉。臃容大度、典雅中的洒脱是其特点也是其优势。不过,有个别书画界名家对他这种字持不同看法,认为它颤抖得不够自然,有做作的因素。不过,他还写过另一类型的行书,则丝毫没有“做作”之嫌,它揉雄浑刚劲的北碑与拙重的“颜筋”、端丽的“柳骨”为一体,笔法不再全是中锋,而是中侧兼用、使转自如。笔线曲中有直,刚柔并现。体势欹中得正、潇洒飘逸。每个字都显露出开阔、峭拨的构造美。相对于前面提到的那种类型的行书,其艺术质量似乎更高一些。当然,他的行书还有其他类型,这里就不一一而足了。

  长期以来,在中国书画市场中,仿冒的“何体行书”相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书法家来说要多得多,其赝品大部份都属于“旧仿”。不过,这些“旧仿”水准都不高,只要辨别时略微仔细一些,一般是很容易看出破绽的。如近期出现在南方某拍卖场上的疑伪作品,见图1,就明显具有以下几处的疏漏:一是书法气息不畅,行笔停停走走,不是一气呵成;二是笔线软弱无力,即使用羊毫毛笔但欠功力;三是结体松散别扭、笔线颤动不自然,每个字与字之间不能形成呼应关系;四是章法不充实,显得空洞,全局把握乏术,这几乎是所有仿何字的通病。而图2,是笔者二十年前收入的藏品,它正是上述到的那种集颜筋柳骨为一身的书体,笔线决不像图1上所见到的那样单薄、油滑、无力法度,而是具有壮美、洒脱的超强艺术表现力,间架走势较好地体现了纵与敛、散与整、钝与锐、劲与柔的构成形式美,章法编排也非常理想。笔者曾将它当作一面镜子,照出了许许多多类似图1那样时不时在市场上露面的“妖怪”。 (黄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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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的临古之路
临古是任何一位学书者都无法绕开的课题,无论是学书伊始,还是学书有成,临古无疑是支撑书艺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与养料来源。书法史上,诸如赵孟頫、王铎等,无不在临古上高人一筹,何绍基在此方面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与不凡的智慧。下面就对他在临古中的独特方法与指导思想等加以剖析,以期能揭示其成功背后的宝贵经验,并对强烈呼唤大家与追求个性的当代书坛有所启示。
一、临古不厌
(一)临古不辍,终其一生 
何绍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逝后特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何凌汉不仅身居显要,仕途畅达,其书法也为时所称,其在殿试中得探花及第,擅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何凌汉深知书法在以后科举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何绍基在书法上的教导。秉承家学,年幼的何绍基开始接触唐碑,其尝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1] 由于何绍基的勤奋好学,他生前即享盛名,片纸只字人争宝之,其赝品在市场上也广为流行。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何绍基已成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作品已经可以卖钱了。但他并未汲汲于如何运作自己的书法市场,他或许不具有我们今天的“书法大师”所应必备的市场意识和经济头脑。他在临古上仍坚持不懈,晚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维朴在其父临《衡方碑》后跋道:“咸丰戊午,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年)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2] 何绍基如此坚持临帖的动力何在?很显然,他是在给自己补充养料,他并没有满足和陶醉于当时已有的名利,他愿意为书法艺术而耕耘一生。
《蝯公残墨》中的篆书作品,是何绍基平日临习的《说文解字》中的一个片断。若按翁同龢题记 “皆在吴时作”[3],书写《蝯公残墨》时,何绍基已是耄耋之年(何绍基于同治九年春应丁日昌之约主苏州、扬州书局,时年72岁)。如从何绍基廿年学《说文》算起,距此已有五十余年,而其仍然坚持将《说文》作为自己的日课,仅此一点,即令人由衷钦佩!
(二)临古精勤,无所不涉
何绍基一生无间临古,于楷、行、草、篆、隶诸体无所不涉。在楷书方面,他最初植根于颜真卿,从小便对颜字下了很深的工夫,由此广涉唐碑,对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特别是小欧亦情有独钟。后痴于《张黑女墓志》、《瘗鹤铭》。小楷从《小字麻姑仙坛记》入手,后属意《黄庭》、《乐毅》。在行书方面,何绍基根底鲁公《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也时时把玩临写。在草书方面,何绍基虽“生平未用功也”[4],然也不乏兴致,今有节临怀素《自叙帖》传世。在篆书方面,何绍基“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5]。对《说文》的学习,或许是出于治学的需要,然同时却增强了他对文字演变与篆法的了解。其后,特别是晚年,他先后临习过《石鼓文》、《毛公鼎》、《楚公鼎》、《宗周钟》、《叔邦父簠》等多种金文。在隶书方面,何绍基下的功夫最大,马宗霍尝曰:“蝯叟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6]何绍基仅流传至今的临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如《张迁碑》、《礼器碑》、《衡方碑》、《曹全碑》、《乙瑛碑》、《西狭颂》、《史晨碑》、《华山碑》、《石门颂》、《武荣碑》等。
何绍基临古之精勤,常为世人称道,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尝谈及:“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何子贞世兄,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书。三百六十日,除作诗文时,无一刻不温书,真可谓有恒者也。”[7]马宗霍在论及其临古时也说到:“暮年分课尤勤,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馀通,少亦数十通。”[8]向燊亦记曰:“蝯叟博洽多闻,精于小学,书由平原兰台以追六朝秦汉三代古篆籀,回腕高悬,每碑临摹至百通或数十通,虽舟车旅舍,未尝偶间,至老尤勤。”[9]
何绍基临帖之数量动辄十通、数十通、上百通,远非当前浅尝辄止者所可想象。与清代相比,当前可谓资源丰富,历代碑帖铺天盖地,俯拾即是,美术出版业的繁荣为习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然在看到昔日秘藏的善本时,我们还有何绍基那种激动与兴奋,进而持之以恒的数十通的临摹精神吗?风格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因素,而专注于某一碑帖,进行强化性的练习,不断增加量的积累,也许不失为一种办法。
何绍基一生对《张黑女墓志》用功之深,尝被传为佳话。他在《跋张黑女墓志拓本》中记曰:“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10]如此功夫不是谁都愿意下,谁都能下得了的,它需要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爱好。这种爱好是真诚的、纯净的,它不需要附庸任何外在的条件,在这种境界下,苦乎,甘乎,已无暇顾及。这或许正是书法的魅力所在,让你不觉为苦,反而能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何绍基的所获多矣应指在艺术范畴的体道、味道、得道,与我们当代“书法大师”动辄千万的润笔不可同日而语。
二、临古有法
临古的重要性对于书法学习而言毋庸多说,然临什么、怎么临等诸多问题,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方面,何绍基既体现出了对一些固有规律的遵循,又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开拓出不同寻常的处理方法。
(一) 取法宽博,不囿时说
在临古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临什么的问题,这种选择的做出与临者的识见、审美、书学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等密切相关。何绍基的取法之广突破了当时书坛盛行的书分南北与碑帖之争的思想笼罩,对被划为南派与帖派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与《黄庭经》等临习有加,显示出了超凡的胆识与眼光,马宗霍尝叹服其临作曰:“然余尝见其临《怀仁集圣教序》,风化韵流,直造山阴堂奥,始知大家无施不可。”[11]
书法风格的不同表现在南北之间的差异,早在宋代,就已为书论家所关注,至清代中期,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对南北书派进行了要言不繁的考察与分析,极力推崇南北分派之说。他说:“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12]阮元在论述中不免有重北轻南之意,他的根据即“篆隶遗法”之存与不存。尔后,在包世臣等人的鼓吹下,南派书法更遭冷落,习北派之书即成时尚。
作为阮元的学生,何绍基也曾支持南北分派的观点,并属意北派。经过不断的研习,他愈加感受到南派的价值:“君看南北碑,均含篆籀理”[13];“南碑兼有北碑势”[14];“右军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15];“细观此帖及《定武兰亭》,知山阴实兼南北派书法之全”[16]。何绍基对南北之说的改变并非来自他审美的变化,他对“篆隶遗法”的追求是一贯的,其改变是因为他的敏锐发现。
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分析了碑帖的各自特点:“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17]他把碑与帖分开看待,并认为南帖中“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18];而北碑中则“古人遗法犹多存者”[19]。阮元在对碑帖分析的同时也间接地表达了崇尚北碑的思想,尔后,碑与帖则发展成为书体流派的名称,学碑者被称为碑学派,学帖者被称为帖学派,两派相互攻击,竞自标榜,碑派则一领风骚,成为时代的宠儿。何绍基对碑有着由衷的喜好和特别的感情,然透过其崇碑的表面,则会发现他崇碑的目的不是为了崇碑而崇碑,其根本是为了寻求碑中的“隶古遗意”。因此,何绍基所崇之碑并只不限于北碑,他对唐碑诸如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李邕的《李思训碑》、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都厚爱有加。而对于帖中是凡含有“隶古遗意”的佳作,也成了他学习的对象:“我虽微尚在北碑,山阴棐几粗亦窥。”[20]
其实,我们从王羲之的学书历程即可看出,他是兼学南北的,将其划作南派是对王羲之价值的片面理解。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描述了自己学书的经历:“予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21]
由此可知,王羲之对所谓“北”书及众“碑”均有师法。即便“帖学”、“南派”之说成立,作为“帖学”、“南派”始祖的王羲之,他的书法却多从“北”书及众“碑”中汲取营养,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为后人,我们不但要师王羲之,还要师其所师,师其精神,切不可因碑废帖、因北废南,也不可因帖废碑、因南废北,进而打破一切派别之见、门户之见,植身于广阔的传统之中。
(二)篆分为本,诸体通会
从各种书体来看,何绍基临古中用功最多的当数篆分两种,特别是到晚年,更把临习各种金文、汉碑作为自己的日课。何绍基为何如此偏好篆分呢?这与其一贯秉持的书法观是相辅相成的。在其师阮元《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中,有几个关键词被屡屡提及,即“篆隶遗法”、“篆隶、八分、草书遗法”、“隶古遗意”、“古人遗法”。与之大同小异,何绍基也把古意作为考量自己书法的标准。具体地说,他心目中的古意即篆分之意。在不断的探索中,何绍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篆分乃书法之源头和根本:“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22]因此,何绍基不仅大量地临习了前人的篆书、隶书,还独具慧眼地从前人的楷书、行书中汲取篆分之意。在何绍基看来,书法虽有多种字体之区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格格不入,篆分之意不仅存在于篆书、隶书中,还存在于楷书、行书、草书中。因而,他并非孤立地对待各体的学习,而是互相贯通。反过来,由于不断地贯通与整合,他手下的篆分也自然带有楷书、行书、草书的味道。
《道因法师碑》是唐代非常成熟的楷书代表作,法度森严、险绝峻爽,虽在形体上具有一些分书之相,而其点画用笔则具有明显的楷书特征。何绍基牢牢地把握住了此帖所透漏出的分书信息,并肆意发挥,将篆分之意注入临习中。从其临作中,可以清晰地窥得:原碑中起笔收笔、钩、挑、捺等处华美锋利的风姿被他如绵裹铁般的篆分用笔淡化,篆分之意最大限度地化入楷书之中,原碑线条中偏锋、侧锋的扁薄感觉荡然无存,而代之以中锋,代之以凝劲,大有化百炼钢为绕指柔之意,人们常见的楷书特征被他巧妙地改造成了自己的符号语言。由篆分入楷,并非做表面特征上的杂糅,而是实现精神上的植入。这种植入,无迹可求,由内而外,实非赵之谦外在式的嫁接所能相提并论。
《毛公鼎》是西周著名的重器之一,铭文计498字,是现已发现的有铭青铜器中字数最多者。青铜器铭由于是通过浇铸而成的,所以它的线条有着浑然化一、既凝重又流动的感觉。因年代久远,线条已被风化剥蚀得斑驳陆离,具有支离残断的感觉。与《毛公鼎》铭拓相较,何绍基的临作于笔法并非一味藏头护尾、圆起圆收,而是方圆互用,抑扬顿挫,在笔画的末端往往有牵丝连带。非常明显,何绍基是把楷书、行书的书写节奏感糅入了金文的临习中。
(三)由形到神,以意为尚
就临摹的一般规律而言,大致有摹、临、读等层次,临又有实临、意临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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