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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赵孟頫《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信跋》
元代赵孟頫《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信跋》
元代赵孟頫《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信跋》
元代赵孟頫《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信跋》
元代赵孟頫《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信跋》
元代赵孟頫《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信跋》
赵孟頫《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信跋》

赵孟頫《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信跋》，实是包含《禊帖源流考》（亦称《兰亭考》）、二十年后的题跋和致野翁的信函三部分，后人将其合装于一，非同时所书，故实际上只有最后部分是属于尺牍。不过因收信对象为野翁，故亦称《致野翁教授尺牍并跋》。于《故宫历代法书全集》（三）、《中国书法全集》44中有收录，《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亦有介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赵于卷后之自跋，“余二十年前为曹野翁谒选都下，求余书《兰亭考》”，及署款“至大二年岁在己丑十二月廿四日”，前推可知此小楷乃书于赵三十六岁时。当时他应曹野翁之请，在大都写下姜白石《楔帖源流考》小楷卷，二十年后，宣城张巨川从曹野翁处得到此卷，再请赵孟頫作跋，旧作重逢，让赵孟頫十分感慨，云：“恍然如梦。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钟元常、萧子云，尔来觉稍进，故见者悉以为伪，殊不之年有不同，又乖合异也。”同时并写一尺牍致函曹野翁，言：“余今日见此简，真是惭愧杀人也。”故尺牍所书时间应与跋同时，即至大二年。（单国强或有疏漏，故误以为此札和《楔帖源流考》同书于早年。）
从赵于题跋中所言亦可知，赵当时所书小楷是书宗钟繇和萧子云，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结字亦不甚稳妥。且赵作书极讲究环境、纸笔和气候，而当时赵初到北方，不适应天气干燥和多风尘，亦不适应北方土炕和炕桌，自然所作无法精妙，是以令他耿耿于怀，二十年“时时往来胸中不忘”这幅旧作。
观此帖，题跋及尺牍部分间之字体风格相近，和早年所书之《兰亭考》极为不同，可看出赵氏书风早期与后期变化的明显。亦可由此得知，赵氏书法虽早在二十多岁已初见面貌，但个体之成熟并非齐头并进，而具有阶段性特征。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大德三年（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延伸阅读（一）
赵孟頫生平及其书法概述
家世生平
赵孟頫（公元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晶）宫道人，因所居有欧波亭，为其临池处，故世亦称之为欧波。本系宋太祖第四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因四世祖赵伯圭受赐居湖州，遂为吴兴人。据〈赵文敏公行状〉，赵孟頫之父与岩乃宋太祖第二子德昭之后，因过继，两支合而为一，而与德芳、德昭皆有关系。虽赵孟頫四世祖伯圭与南宋孝宗有骨肉之亲，但至其父与岩已是远裔；又由德字辈至孟字辈，分宗别派达十一世之久，故赵孟頫与赵宋皇室实已是血缘悬殊之疏属。其祖希永、父与岩，皆是宋朝的大官，颇受南宋皇帝宠遇，然至赵孟頫十一岁时，与岩卒，家道即告中落。
孟頫生于南宋理宗宝佑二年。「幼聪敏，读书过目成颂，为文操笔立就。」年十二父丧，十四岁以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二十三岁时，宋亡，其母告诫云：「圣朝必收江南贤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其时社会动荡，而赵氏则隐于故里，益加勤学，并沉浸于诗文书画之中，常与当地文人相往还，于当时与钱选等人被称为「吴兴八俊」。因其声誉日远，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夹谷之奇所激赏，力荐孟頫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然不就。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行台治书侍御史程巨夫奉召搜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三十三岁的赵孟頫居首选，此时以才名赫赫，不得不应选入觐。次年春，入大都，受兵部郎中，开始其官宦生涯。由于在诗书画方面的特殊造诣，加上理政治文的卓识，颇得元世祖赏识，二十七年时官至集贤直学士。世祖以其刚正有守、敢为直言，数有意大用，择为辅相，然赵孟頫「自念久在帝侧，必为人忌」，故力请补外，远离京师。
至元二十九年（年39岁），离京师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因府事多暇，遂赐力文字。成宗元贞元年（年42岁），以修《世祖皇帝实录》而至京师，不久即辞官回故里吴兴。成宗大德元年（44岁），元欲任其为太原路汾洲知州，孟頫辞之，这期间，赵孟頫之生活不出吴兴、江浙一带，过着吟诗作画写字之写意生涯，广交文人学士，与好友周密等人相交甚密。
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五十七岁，被召回京师撰《集百本经叙》，官拜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又升为集贤侍读学士中奉大夫，官从二品。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五十九岁，擢为集贤侍读学士正奉大夫。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六十一，迁集贤侍读学士资德大夫，之后数年内再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至一品，推恩三代，时称「赵承旨」。仁宗曾言：「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皇帝青睐加上其艺术成就，使其名声至为显赫，官位达到一生巅峰。
延佑六年（公元1319），年六十六岁，以夫人管道升脚疾复发请辞南归，途至临清，管夫人卒，丧偶之悲痛，而使孟頫健康状况急遽下降。冬，仁宗遣使召回大都，「以疾不能行」辞。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夏，卒于吴兴家中，享年六十九岁，是年葬于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之阳。至顺三年（1332），追赠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敏」。
赵孟頫博学广识，才气横溢，在历代文人艺术家中，他的多方面才能，实为罕见。除了在书法上取得很高成就，是元书艺泰斗；又善诗文，其诗清远隽永，文章亦冠绝时流；也长绘画，是元「四大家」的师祖，其诗连同书法及绘画，被后人誉为「诗、书、画三绝」。此外，且精通音律，并善鉴定古器物与书画，能一眼看出真赝，还旁通佛老经典，几可说是一位天资超群、多才多艺的全才。
书法渊源
元代的艺术发展基本上是朝着复古主义的道路迈进的，而赵孟頫便是引领这复古风气的主要领袖人物。他虽以宋宗室，入元而仕元，然因受元代帝王之赏识，使得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方面能够独领一代风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力倡回归古法的复古主张，领导当时之文人画家，影响了整个元代的书风发展，同时在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亦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地位。
然而赵孟頫之所以在书法艺术上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他自身的才气及努力之外，与朝代政治及书法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如果说是因赵孟頫的出现而带动元代书法回归晋唐之风尚，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是时代趋势及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促成了赵孟頫的成就。
一、朝代政治因素
元朝为异族建立的政权，实行民族歧视，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但元代统治者意识到，若只是尚武而不尚文，势将难以驾驭这样一个大国，为巩固其对广大汉人的统治，于是在政治上乃改采「近取金、宋，远法汉唐」的政策，立孔庙、建官制、兴学校、开科举、征召儒生，起用汉文人学者助其施行汉法。当时元世祖并派遣御史程巨夫至江南一代访贤，得文士二十四人，孟頫即其中第一人，于出仕后甚得帝王赏识，其书画亦深受当时朝野好评。
然而，元朝政府之所谓搜访遗逸、征召贤才，与其说是爱才，最主要还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欲利用他们来稳定汉族统治区的民心，可以说当时入仕之汉人仅为附庸，并无能够影响当时的政治经济之实权。所以虽然赵孟頫因其才华横溢而颇受赏识及恩宠，但因「南人」及赵宋宗室的身份，让他的仕途始终伴随着蒙古贵族的猜忌，在他出仕元朝的数十年中，虽有治国之大才，却尽可能的避开政事。且由赵氏在元代所任官职来看，地位虽高，但所做的无非是执写诏书、讨论古义、典司述作一类之官职，无法尽情施展他的理想抱负，也促使他将毕生精力尽量用于文学艺术上，如其诗所云：「功名亦何有，富贵安足计，唯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而这也正是他能在书画艺术有如此重要成就之根源。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为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不可回避的，所以元世祖虽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牢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其后之英宗、文宗、顺帝也都研习书法，元文宗更是集历代书法名画作为内府收藏，故元代书法也因为受到帝王一定程度上支持而得以发展。
二、书风发展的自然改向
 清梁献《评书帖》：「晋书神韵洒脱，而流弊则清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唐习，造诣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及唐；元明厌宋之放佚，而慕晋轨。」
晋唐的中正规矩风度到了北宋四大家，转而朝向「尚意」书风，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他们在形式表现上，继承了二王及唐法的精粹，在晋唐古法的基础上去追求意境的创造展现，而不以示”法”为能。然到了南宋中期之后，大多数的书家皆热衷于再现前人，丧失鲜明个性及特色，缺少像苏、黄、米、蔡四家般有才气的书家继续发扬北宋书风，能够有新创意，展现新的生命力，因此使得仿效尚意书家的体势风格从时风渐转化为流弊，使原本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尚意风格成为定式，演为陈腔滥调。当时书法应有的法度也愈加丧失，只强调意趣和精神层面的极度放纵，而忽略了基本该有的技法和形式。
不仅南宋后期是如此，到元朝初期书艺也在此风笼罩之下，此时弊若持续下去，将使书法的发展面临无路可走的困境。此种流弊其实在南宋初年的宋高宗赵构，就已经看出来了，其《翰墨志》云：「本朝世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其学书「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特别对王羲之的《兰亭序》用功至深，「详观点画，以致成诵」。可惜南宋为时代所限，一方面由于政权动荡不安，一方面是当时尚无一群志同道合的书家群，使得宋高宗这种以回归晋唐而谋书法变革，冀图以其至尊之位改造日益衰落的书艺的想法，未能拓展实现。
不过「物极必反」，乃万物发展的自然法则，等古法丧失损坏到了极点，曾一度为人们所疏远的晋唐大家及其法度，便因此重新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审美感受，而回归晋唐平正严谨之书风便成为很自然的发展，这其实也可说是书法发展延续中隐藏着的必然。此时赵孟頫的出现，与一批有识之士高举起「力抵两宋、师法晋唐」的复古主义旗帜，正是顺应著书风发展的趋向顺势而发，加上其政治地位上的优越条件，以其地位之显、交游之广、历时之久，改变了南宋后期日益空虚单薄的颓废书风，成为影响元代书坛无可移易的一员主帅。
书学主张
赵孟頫在整体艺术审美观上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使他在书法上主张以晋人书风为尚，极力提倡回归晋唐书法。其书法观，集中体现在「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这句话中，即认为应以古法为准则，而不能如南宋般只以本朝书家为法。可以说其复古行动，正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希能力矫时弊。
赵孟頫对书法的主张虽无专门的书学著述，皆为只字片言，但却是他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提取出的，所以仍可由其中了解其书法美学思想。透过他对历代法帖的品评题跋，大抵可知其对书法艺术的基本看法。首先，赵氏以为写字的态度不离「认真」二字，他在《论书》中曾说：「凡作字虽难写，亦如欲刻金石。」即便后来因书名之隆盛，使得欲求得其书者纷至，因而应接不暇，深受其扰。然从赵孟頫传世之众多墨迹来看，却篇篇无不是规旋矩折，动止合度，不因疲于应酬而漫不经心，草率随意。
其次，他认为「纸笔相称」是写好字的必要条件。当时南宋书法的颓坏，与一部份书家「不择纸笔」，以为作书能不择纸笔，乃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却造成用笔粗俗之弊。其于《论书》曰：「书贵纸笔调和，若纸笔不称，虽能书艺不能善也。譬之快马行泥滓中，其能善乎？」明李日准云：「赵文敏善用笔，所使笔有宛转如意者，辄破之，取其精毫别贮之。……故公书，点如碾玉锤金，无丝毫遗憾也。」可知赵孟頫在作书时对纸笔之讲究。其在题《禊帖》亦云：「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强调王羲之能因势利导克服「已退笔」障碍的过人本领，绝不能曲解为是因为使用「已退笔」而使得《兰亭》如此精彩，提倡「纸笔调和」的必要性。
而针对宋以后书艺普遍存在「鄙薄古人基本技法」而产生的弊病，他在《跋定武兰亭》主张：「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需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之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认为应该从「用笔」、「结字」这两方面入手，去学习和领会古人书法的精准，才是最切实有益的。也提到：「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已。」（方鹏《昆山志》）而在《跋临右军乐毅论帖》又言：「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然与其肆也，宁谨。非善书者莫能知也。」他的这些理论，并不是隔靴搔痒的空泛之谈，而是切切实实的甘苦之言；他的全面强调复古，持坚定不移的复古信念，主张恢复晋人的姿韵和唐人的法度，是透过实际的反复探索比较、创作及实践而提出的。他花费毕生的精力去临摹大量的晋唐书法，并于其中悟出：既要学习古人，也要懂得变化创新的道理，认为应透过不断的学习揣摩、仔细体味，去了解古人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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