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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王文治（1730-1802），清代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乾隆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云南知府，工诗文书画，能得董其昌神髓，与梁同书齐名。尝随周煌幸使日本，彼邦争传其迹，当时书家刘墉专讲碗力，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著有《梦楼集》、《论书绝句三十首》等，传世书迹较多。善画墨梅，韵致卓绝，诗宗唐、宋，自成一家，并精音律之学。
王文治于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出任云南临安知府，在建水、通海等地留下过很多碑刻和对联。至今滇南一带尚有他的墨宝遗存，虽只尺中楮，民间亦视为拱璧。这幅行书中堂，是他在临安任知府时所书，写于绫上，长１３５厘米，宽４４厘米，厚裱，品相完好，是难得的佳作。王文治学书虽宗“二王”，但对颜真卿却深怀敬意。他在《论书绝句》中写道：“曾经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中兴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并喜写颜书内容。
王文治作书，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这与他的天然秀逸的书风有表里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指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指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钱泳亦将他与刘墉、梁同书作比，认为王文治中年得张即之书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如同秋娘傅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而欠庄重。此论虽取贬义，但对王文治的书风特色的譬喻，还是比较精当的。这种“秋娘博粉”般的格调，亦可作为真伪鉴别的依据。从传世真迹来分析，王书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极其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莫怪当时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 衍、梁国治)，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

延伸阅读（一）
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王文治 行书 册页

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王文治 书法 四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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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行书《苏轼米芾诗卷》手卷

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王文治 行书 四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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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 行书 立轴

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王文治临《十七帖》（局部）

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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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跋《唐玄宗鹡鸰颂》
延伸阅读（二）
论王文治的书学观
王文治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他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著名诗人。王文治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书法，他是清朝中叶最具代表性的帖派书家之一，与刘墉、梁同书、翁方纲并称“清四家”，有“天下三梁（梁同书、梁国治、梁巘），不及江南一王”的盛誉。王文治著有《梦楼诗集》、《论书绝句三十首》、《快雨堂题跋》。《快雨堂题跋》是王文治的题跋汇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王文治的书学思想。
清初书法承明朝余绪，崇董书风方兴未艾，时人多仰香光鼻息，寄其篱下而自足。同时，亦有一部分书家意识到唯董氏书风是瞻的缺陷，试图另辟蹊径，以晋唐书风为尚。虽然王文治书法也是学董出身，但他在崇尚董氏的同时，能超出时俗，学董之所学，以晋唐书风为指归，提出“书以右军为宗”的观点。对于如何学习右军书法，王文治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主张。综观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可将其书学观归纳为如下几点：一、以右军为宗，参观晋人；二、学古人所学之古人，尤必学古人之所以学古人；三、从宋帖入手，参看真迹；四、驾唐轶晋；五、字外修养。下面分而述之。
一、以右军为宗，参观晋人
 右军即王羲之，是帖派书法的代表人物。王文治在题跋中指出学书法应当“以右军为宗”。他盛赞王羲之书法“字势无美不臻”。对于前人评王羲之“右军如龙”之说，王文治的理解是王羲之“每作一书辄变一体，略无重复。此非有意为之，乃笔端造化随时所适，故论书者比之于龙”。王字的结构千字千面，笔势变化无端，点画顺时顺势而生，因而显得字形自然，笔姿丰富，臻于完美。对于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王文治一跋再跋，推崇无比，认为《兰亭序》为“书家之普门”，乃“古今圣书”，指出“唐宋诸名家未有不从此入者”。其本人也是一生勤习《兰亭》不辍，所书大字对联亦往往以《兰亭》笔意运之。
王文治一生所跋王羲之法书颇多。据《快雨堂题跋》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文治在毕沅之灵岩山馆见到柯九思家藏之《定武兰亭》，跋道：“余从事于《兰亭》者三十年，从事于《定武》者二十余年，年近六十始粗有入处……顷向山人借临数日，觉书格颇有所进。正如佛光一照，无量众生发菩提心。益叹此帖之神妙不可思议也。”在刻本《兰亭》中，以《定武兰亭》为最早。《定武兰亭》传为唐太宗贞观年间，欧阳询据右军真迹临摹上石。是刻为诸刻之冠，后因石晋之乱，刻石丢失。北宋庆历年间（1041）被发现于定武军（今河北定县），故世人称其为《定武兰亭》。赵孟頫曾说：“《定武》石刻既亡，士大夫往往家刻一石。”王文治所见《兰亭》刻本不胜枚举，即定武一类不下百余本，其中大多为赵孟頫所说的士大夫家刻之本。他曾说：“顾其家刻之本，如以一灯分于众灯。其灯既分，即具无量光明，即各照一切法界，不一不异。良由《兰亭》为书中宝王，故神通妙用巍巍如是。”宝王是佛陀的尊称。此处王文治以宝王喻《兰亭》，把《兰亭》推举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在见到《黄素黄庭经》临本真迹后他跋道：“《黄素黄庭经》真迹，余向时曾获经眼。匆匆未及审定临仿。然自一见以后，数日内腕下顿去许多尘滓。此如凡夫见佛，未曾闻佛说法而佛力加被，身心已获悦豫轻安也。”一见《黄庭经》，顿除许多毛病，这一方面归功于王文治本身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黄庭经》作为经典的艺术价值之高，以之为范，即是“取法乎上”。
王文治认为自王羲之以后，其流派分为两支，一支为子敬，一支为智永。“子敬之派在唐则欧、褚、李、颜诸家，在宋则苏、米诸家皆是，正如临济儿孙遍满天下。智永一派在唐惟虞永兴，宋惟蔡君谟而已。赵荣禄欲合之而力有不赡。直至董香光，始出入于两宗而唯变所适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这两个书法流派皆发源于王羲之，所以，学书自然应当“以右军为宗”。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风对中国书法帖学一脉影响深远。马宗霍认为“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如何学习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风呢？王文治主张“右军诸子及诸王、诸谢皆可与右军参观，方可想见晋人风格。徒知尊崇右军而谓诸晋贤皆不可及者，尚堕死句，即谢安石贬大令亦是当时之论。试观唐宋诸大家有几人不从大令得笔耶？”学王羲之书法，要同时学习其同时代的书家，因为王羲之的书法风格不是凭空形成的，王羲之所处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的书法风格。学王，只有充分了解王羲之书法的风格特征以及形成这种风格的土壤——晋人书风，才可能真正理解王羲之。
 二、学古人所学之古人，尤必学古人之所以学古人
 王文治既提出“书以右军为宗”，又指出“晋贤去今日远，非夙具大慧根不能以意逆志也”。因为晋人书法纵横变化，了无蹊径可寻。要学得晋人尤其是王羲之书法的真髓，并非一蹴而就的事。王文治指出：“大凡后人之学古人，非徒学之而已，必学古人所学之古人，尤必学古人之所以学古人。少陵所谓‘转益多师’是也。”王羲之是历代学书者取法的对象，前人学王羲之的成功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王文治建议从唐代作品中寻觅学王的途径，他在题跋中写道：
此书（《化度寺碑》）犹有一分右军窠臼在也，然正惟留得一分右军窠臼，而神韵转胜，见此书如见右军焉。大抵颜、柳诸家，皆欲摆脱右军窠臼以自立家，而其摆脱不尽处，能令吾辈学徒得间而入。
惟《多宝塔》乃其中年之作，清妍丰润，其脱胎右军处尚有形迹可求，故学书者多藉之入门。
素师独得右军淡处。右军草书无门可入，从素师淡处领取，殊为得门。此意董香光屡发之，惜知音者希也。
唐代去晋不远，习书者多取法晋人。晋人书尚韵，唐人书尚法。唐人学晋，能敛晋人风韵于法度之中。韵难求，法尚有迹可寻。钱伯坰尝云：“不学唐人，终无立脚处。”王澍亦云：“学魏、晋，正须从唐入，乃有门户。”从唐人之法入手，有了根基之后，再上求晋人之韵就容易多了。《化度寺碑》未脱之“右军窠臼”，《多宝塔》之“脱胎右军处”，以及怀素所得之“右军淡处”，正是从唐人书作领会晋人风韵的着力处。由唐入晋实乃王文治自己习书几十年的甘苦之言。
王文治学晋人不光假道于唐人，取法宋、明书家也是他借以通晋唐之关津的途径。他在题跋中写道：
余幼时喜临晋唐人书，不敢略涉宋派，年逾四十始知宋人深得晋唐神韵。学晋唐者当于宋人真迹问津，然不能实证也。又十年，笔端乃暂得相应。盖非深于晋唐，无从窥见宋人之妙，亦犹不识如来禅，无从透入祖师禅也。既透祖师禅，乃真见如来禅矣。近日深入宋人真迹，于晋唐蹊径益明，然书岂易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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