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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延伸阅读
王羲之是小心眼？
王羲之的书法，人人称道。在书法之外，王羲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羲之少年得志，又有优越的家庭作后盾，他敢讲别人不敢言的话，譬如“光复河山”的北伐，全国处处洋溢着“民族大义”，当殷浩举兵北伐时，王羲之却不识时务，公然唱反调，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无所顾忌，不怕被人骂成“汉奸”。历史最终证明王羲之是正确的。问题是，如果不是王羲之，别人敢吗？即便是王羲之，如果他不是世家子弟，谅他也不敢如此“嚣张”。
不管后人如何褒扬，王羲之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有人性的劣根。譬如他的隐居，并非如有的人渲染的那样，如何如何地不想做官，只想做个“流浪山水”的清流名士。王羲之的隐居可谓自食苦果，一声叹息而归去。
史料记载，王羲之与人交往，讲究“眼缘”，看得惯的就始终不渝，敬重有加，如对谢安、孙绰、许珣等名流的坦诚相待、契阔相与；看不惯的就白眼相对，不屑一顾，如对王述的刻薄尖酸与睚眦必报。可是，世上许多事情是人算不如天算，尽管王羲之对许多国家大事算计恰当，留有美名，但他对王述仕途的判断却走了麦城，最终导致自己不得已而归隐。
王羲之和王述同龄，禀质迥然不同。王羲之属于早慧型，成名早，特别是13岁时被大名士周顗“察而异之”，并当着各界名流的面，奖赏一块牛心炙：“啖羲之。”从此以后，王羲之声名日隆。与王羲之家族相比，王述是山西王氏，地位不及山东琅琊王氏。王述“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这在崇尚谈玄论道的时代，难免不被人看低，甚至有人认为王述有点呆，有点傻。王羲之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王述。偏偏王述后来声名鹊起，远远超过了他。王羲之岂能咽得下这口气，便事事处处想出王述的洋相。
最严重的一次，是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王述因丁母忧，就地料理丧事，守孝三年。王羲之接任其会稽内史职，并加右军将军衔。这也是后人称王羲之为王右军的缘故。这一年，王羲之已近“知天命”之年，不管年轻时如何愤世嫉俗，目空一切，到了这个岁数，按说应该对世事有个成熟的看法了，而他偏偏“放不下”，在对待王述问题上犯了官场大忌。
根据当时礼仪，作为地方长官的王羲之，应该去王述家吊唁、致祭、探访三次。但王羲之“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书·王羲之传》)。《世说新语·仇隙》里也记载：“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也就是说，王羲之不仅只去了一次，而且有违常理，既没让仆役通报，也没有回孝子们的哭丧礼，更没说一句“节哀顺变”之类的话。显然是对王述的当面羞辱。王述“深以为恨”，应该是可以理解了。
王羲之万万没想到，王述守孝三年后，竟然做了扬州刺史，而会稽隶属扬州，也就是说王述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面对如此尴尬局面，最不自在的当然是王羲之。特别是迎接、陪同王述在会稽视察时，他想怠慢又不敢，不怠慢心又不甘。王羲之开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他托亲信捎带亲笔手书，上奏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属越州治下。他既不想挪位置，也不愿意辞官，想走上层路线，曲线救自己。结果事情败露，“大为时贤所笑”，王羲之无地自容。永和十一年（355 年），他托病离任，从此归隐，过起了逍遥生活。
王述的优点是善于扬长避短，他深知谈玄论道需要口吐莲花的才华，而自己恰恰不善言辞，只好装呆。事实上，王述并非又呆又傻，否则就不会把官做到尚书令，位居三公。
今天看来，王羲之和王述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根本利益的冲突，既无个人恩怨，也无政见分歧。说白了，是王羲之想不开，小心眼儿。